机器人、围栏和例行检测：走进北京冬奥会“闭环泡泡”（组图）

巴士司机坐在一道塑料屏障后，和乘客们通过手势和耸肩来交流。

当巴士离开机场前往酒店时，一名工作人员对巴士进行喷洒，估计是消毒剂；酒店警卫控制着一扇门，只允许通过“泡泡”检查的车辆通过。

一位助理经理递给我房间的钥匙，我要一直待在房间里，直到我的机场测试结果出来。不过等候期间我可以叫客房服务。

门铃响了。当我走到门口时，走廊里几乎已经见不到送餐员的身影，包装整齐的食物被留在标有“无接触交接台”的桌子上。

下午1：14，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报告检测结果：阴性。我可以离开房间了。北京是开放的，或者说和这次旅行一样开放。

下午2:19

经过改造后的城市大巴正在北京飞驰。每个路口都在向人们展示，在旅行和报道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偶然性是不会出现的。

在场馆外，“闭环区”的标志提醒中国公众，他们只能隔着围栏和警卫观看奥运现场情况，“请勿越线”。

当然，“泡泡”之外的餐厅是禁止奥运参与者进入的。但国家和奥运会的机器已经创造出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主媒体中心占地42万平米，感觉像是迪士尼未来世界和欢乐糖果屋的结合。机器人和电脑协作，负责清洁地板、测量温度，并在检查点扫描证件。

我听说有一种机器人会对没戴好口罩的人唠叨不停，我还看到了准备饺子、炒饭和西兰花的机器。碟子有时会从天花板降落下来，里面盛着亮闪闪的热菜。（饺子和西兰花都很棒；不过炒饭有点干。）

黄昏过后，屋外258米高的奥林匹克塔闪烁着红色和蓝色的灯光，伴随着有春节气氛的音乐节奏。然而离它最近的广场大部分都是空的。

周二，下午2:49

我显然通过了周一晚上在酒店进行的新冠病毒测试，这是报道奥运会的日常例行工作的一部分。我想，一旦因亚洲旅行所带来的感染威胁消退，我就能松一口气了。

我看到美国冰球运动员和教练在冰上练习。其中肯德尔·科因·斯科菲尔德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她笑容满面，在中圈为拍照摆出姿势。即使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体育仍然是快乐的，仍然有参与奥运所带来的自豪感。

下午4:23

就在美国冰球队明星前锋希拉里·奈特准备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我的手机响了。

这封例行公事的电子邮件宣布：“AF128航班上，座位为53A的乘客被确认为阳性。”

我的座位是54A，现在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我连忙离开了采访室，有点紧张，但主要是因为我不确定相关措施中的各种细微差别，担心不经意间会惹来更多的麻烦。在与《纽约时报》的奥运后勤主管、我们指定的新冠问题联络官特里·安·格林通电子邮件和电话期间，我在盘算要不要给家中的妻子发短信，她的时区比北京晚13个小时。我决定还是让她睡觉吧。

我搭乘一辆专门车辆前往媒体中心；奥运会公交系统不对密接者开放。

我记得很多规则，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取决于我对奥运会是否“至关重要”。我很惊讶自己确实属于这一类别，所以规则基本上是这样：七天内，医务人员每天会到我的酒店房间进行两次检测。我必须一个人吃饭，而且不能上巴士。

但我仍然可以报道奥运会——如果我一直是阴性的话。

下午8:57

门铃响起时，来客没有逃走。相反，两名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准备进行增强检测。在我弯下腰让那人给我做咽拭子的时候，我好像听到对方在笑。我几乎没有想吐的感觉，可能我已经习惯了。

晚上10:15左右，一名摄影师发送了一条群发短信：“酒店外面又有救护车了”，可能别的地方有人需要新冠治疗。我不知道我的检测结果是否已经出来了。

没出来。但一个检测小组会在12小时内再次来我的房间。

周三，上午5:53。

我没有任何症状，不过，由于时差的关系，我还没睡着，我很担心自己会成为病例，被关进隔离设施。我吃了一块巧克力，看看自己是否还有味觉。没问题，于是我再一次计算可能的潜伏期。

但这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泡泡”中可能正在酝酿的感染。我把注意力转向撰写体育文章。

毕竟，正如中国承诺的那样，奥运会仍将如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