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我拉黑！”俄乌战争“割裂”墙内墙外的中国人（组图）

一场远在天边的战争让墙内墙外的中国人更加割裂

战争开始的第三天，在美国田纳西州工作的华人Maggie(化名)说自己实在忍不住了，买了新手机，“不装微信，不装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她老家离爆发“铁链女事件”的徐州丰县不远，她自嘲地说，丰县生育了八个孩子的女性被铁链拴住的视频曝光之后，她本以为中学同学群里会热烈讨论这件事，没想到大家纷纷保持沉默，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同学们因为战争都非常兴奋，热血沸腾地表达支持，希望中国可以有样学样“武统”台湾。她震惊于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竟然会有“俄罗斯善意入侵，乌克兰恶意抵抗”这种言论。已经移民的她觉得既愤怒又绝望，同时也觉得“世界不会好了”。Maggie此前还曾计划等疫情缓和之后，回中国和这些曾经玩得很好的朋友欢聚一堂，但现在她已经退出这个同学群，也直言，看到了他们这些言论之后，以后连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都不太可能了。

住在得州的张玉（化名）也同样经历了和老同学“割席”的不舍与痛苦。她有不少在就读新闻系之后在中国从事内容创作方面工作的朋友，当她看到这些朋友不经过事实核查就相信俄罗斯卫星社和RT（今日俄罗斯）——这两家媒体因为在战争期间发布俄罗斯官方炮制的假新闻被许多西方社交媒体制裁——的“新闻”时，忍不住和这些朋友进行探讨。但是谈话过程并不愉快，在对方坚持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侵略”之后，她意识到也没有什么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了。田纳西州的Maggie也表示，在国内的朋友继续和她讨论俄乌战争时，她亦表示“为了我们的友谊，就不要聊了”。

记者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目睹，许多海外华人提到不得不在微信好友中删除那些持续转发被证明是假新闻的内容的“好战分子”。朋友Tony在私下给记者看了一位共同好友兼业内受人尊敬的前辈支持普京发动战争的发言，直言没有想到。在加拿大做记者的徐露在自己的推特写下”我从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支持战争的争论，太刺耳了。人们会这样谈论战争让我心碎，”

曾经在中国做过微博内容审查，互联网内容运营的刘力朋（Eric Liu）亦对德国之声表示，近阶段，战争狂热的言论非常突出，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上虽然不断有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与思潮出现，但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大规模的“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言论”。而对互联网审查颇有研究的他认为中国一直以来的互联网审查制度是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男人奔赴战场 老幼妇孺流亡他乡

根据刘力朋的分析，网信办得到的指令和媒体不同，而且往往更严格。媒体的行为要和外交部展示出来的形象一致——尽量在表面上“看起来”中立。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除了直接评价/影射普京，影射台湾这些内容以外，许多在常人印象中并不敏感的内容例如采访乌克兰人和海外的乌克兰人；描述战争中的惨烈；讲述留学生撤侨的经历这些内容，也都被删除。

“这个事件把长期以来五毛和粉红的话语都揉到一块了”，刘立朋在接受采访时总结道。他认为，互联网上许多流行已久的话术都能够运用到这次战争中，而使用了这些话术的观点传播地非常快，很快就成为了互联网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声音，持有异见的人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或者被挤出了主流社交媒体。

刘力朋还举了几个话术作为例子，它们都不是最近才有的“新发明”。比如“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所以普通人怎么能随便支持乌克兰呢。又如最初传播广泛又因为恶劣影响被叫停的的“收留乌克兰美女”的叫嚣，过去也有不少“收复台湾岛，活捉林志玲”的言论，只是未有如此广泛的传播。还有能够顺利把话题岔开的“whataboutism”，如果有人说要支持乌克兰，就会被问，怎么不支持伊拉克，怎么不支持阿富汗，怎么不支持索马里，怎么不支持北美的印第安人，无穷无尽。将国家的形象拟人化，之前共青团中央曾经推出江山娇与红旗漫这两个受到许多批评的漫画形象，这次广为流传的网络言论里，则把俄罗斯和乌克兰比喻成离婚的夫妻，入侵主权国家被认为是男人“管教”女人，恰巧迎合了中国网络上流行的男权主义。

这些已经流传开来的话术这一次被非常多的网民传播，每一个社交软件上讨论俄乌战争的人都很多。刘力朋解释道，这样的话术在“墙内”的互联网上反复出现，是“快速高强度洗脑”。也因此，人们看到反战和支持乌克兰的内容下的回复帖子，连句式的变化都很小。

和主流媒体的宣传相比，中国自媒体上的许多文章中对普京“大帝“的个人崇拜，对战争的推崇，甚至要求用核战争给欧美国家一些教训的言论更加露骨。刘力朋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自媒体只有写安全的话题才能获得十万加的阅读量”，而事实也证明，支持和平支持乌克兰的许多自媒体文章都被删除。

反西方情绪的来源

已经出国很久，并且在美国和法国都有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的前媒体人吴菊生也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并不是彻底的“一边倒”，但是大部分舆论都是亲俄的，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中国官方长期的舆论环境营造是密不可分的。他表示：“反西方舆论在中国很久以来都是一种常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版的’政治正确‘。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是中国官方乐见的，或者说就是它们一手造成的。”

根据他的观察，许多中国民众特别热衷于各种战争场面的“观赏”，只要战争不是爆发在自己头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表现得“兴高采烈”。吴菊生表示已经出国很久，所以在朋友圈里，已经不太会碰到这样特别极端的言论，即使碰到了，他亦认为“不应该太将这些人的胡言乱语当一回事”。这些言论并不能于感情上太过触动他，在理性地分析时，他觉得这个社会的教育亦应该为这些言论的出现负上一定责任，特别是中国现在这种“长期的、沉浸式统一教育”。他认为这些发表极端言论的人的出现，是因为教育体制“并没有从小教会他们如何地正确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类的和平相处，以及基本应该具备的同理心、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