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民族：普京的族裔民族主义战争（组图）

保加利亚人克勒斯特夫是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他说，如果说普京开始的时候是一名“苏联人，一名红军上校”的话，“他现在把苏联当作俄罗斯人民的压迫者来攻击，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身份战争。”

反对普京的乌克兰人和西方人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公民责任、法治以及个人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之上的，包括言论自由和投票自由。

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说，“俄罗斯正在做的，不仅是发动对一个无辜国家的战争”，也是攻击有关一个尊重边界、国家主权和多边机构的和平欧洲的假设。斯奈德写过大量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文章。

“俄罗斯领导层正在蓄意破坏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来的语言和道德结构，”他说。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娜塔莉·托奇说，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反对自由民主制度”和乌克兰自决权的战争。但她说，随着普京试图改变国家主权的含义，这场战争只是一个更大冲突的一部分。

“普京正在回到一种危险的、领土收复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主权和自决权观念，”托奇说。

塞尔维亚人韦沃达指出，族裔民族主义也是前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玩弄的观念，米洛舍维奇声称，以前的南斯拉夫抑制了塞尔维亚人的身份和夙愿。虽然米洛舍维奇以怀疑一切的方式使用这种观念，但普京似乎对其全盘接受。

俄罗斯独立于西方文明并与西方文明竞争的想法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其根源是东正教以及莫斯科是继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的观念。斯奈德考查过被他称为俄罗斯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类型的来源，包括1883年出生的作家伊万·伊林，伊林认为解救俄罗斯的途径是由一名正直之士领导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伊林的想法已经死灰复燃，并受到普京和与他关系密切的安全人员小圈子以及尤里·科瓦利丘克等盟友的颂扬。独立新闻电视频道“雨”的前主编米哈伊尔·济加尔最近把科瓦利丘克描述为“意识形态理论家，信奉东正教神秘主义、反美阴谋论和享乐主义混合的世界观”。

普京同样着迷于苏联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列夫·古米廖夫的观念，古米廖夫曾把“欧亚主义”作为消除欧洲影响的解药。普京也喜欢亚历山大·杜金，杜金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念，他提倡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认为，俄罗斯作为一个保守帝国，命中注定与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永久冲突。查尔斯·克洛弗的书《黑风白雪：俄罗斯新民族主义的崛起》(Black Wind, White Snow: The Rise of Russia’s New Nationalism)对这两个人的历史有详细的描述。

杜金长期以来呼吁将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他有时被人称为“普京的哲学家”。杜金曾在2014年说，“只有恢复了大俄罗斯，也就是欧亚联盟，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可信的全球参与者。”他把那年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影响的抗议活动称为“美国发动的政变”，是西方阻止“俄罗斯一体化进程”的企图。

但是，如果说普京以前似乎是以犬儒的态度使用这些思想，以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空白的话，那么他现在似乎已全盘接受了这些思想，并据其采取行动。

俄罗斯有让这些思想生根发芽的土壤。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饱受“西化派”与那些将西方视为毒瘤的人进行斗争的创伤，后者认为西方是异域的、腐朽的，是隐伏的威胁。

西欧人用不同的方式应对自己失败的帝国，将他们削弱了的民族国家合并起来，成立了欧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约束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欧盟是失败帝国渴望一种新东西的产物”，是一种更安全、更不容易发生战争的东西，法国驻美国前任大使、目前在卡内基欧洲中心工作的皮埃尔·维蒙说。

普京的国家概念建立在民族和专制之上，与西方的多元文化国家概念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认为国家建立在公民责任、法治和个人权利之上。许多人认为，成为一个美国人只需要宣誓效忠国旗、遵守法律、纳税。

更狭隘地定义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努力助长了极右民粹主义，而且在前总统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中，包含了对一位捍卫“传统的”——限制性的——国家归属定义的强势领导人的认同元素。

但就像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极右翼一样，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后，极右翼与普京的联系现在是一种尴尬的提醒，提醒人们这些思想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拜登构想中的另一个大独裁政权中国也建立在类似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之上，即所有中国人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家，像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是次等或危险的，台湾与大陆分离是幻觉，是必须纠正的历史之罪。

普京在建立乌克兰人民族意识上所做的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人，克勒斯特夫说。“普京想成为一个新俄罗斯民族之父，但他却成了一个新乌克兰民族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