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挑战：气候变化如何成为种族主义的一部分（组图）

当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袭击新奥尔良时，该市黑人社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12年后，休斯顿的黑人区受到飓风哈维（Hurricane Harvey）重创。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灾害加剧了本已不堪重负的社区问题。

制度性种族主义可能没有任何具体事件或人可以被认定是一个问题（Image credit: Andrew Lichtenstein/Getty）

气候变化和种族主义是21世纪最大的两个挑战。它们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谁造成了气候变化，谁正在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有色人种的碳足迹通常很低，但他们是受到气候危机影响最大的群体。国家内部也存在类似的种族分歧，这是由长期不平等权力关系遗留下来的深刻的结构性不平等造成。

对于一些人来说，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听到“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可能感到不安。气候变化通常被理解为环境问题，一个影响所有人的问题，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理解为种族主义问题。

但种族主义有很多方面。最明显的是人际间种族主义，这种现象相当丑陋，也很普遍。最明显的行为包括种族主义涂鸦、在线辱骂或足球比赛中的种族主义呐喊。很多事情都不那么明显，是一种偏见和刻板印象。

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通常就到此为止，世界被简单地分为“种族主义者”和“非种族主义者”。按照这种简单化观点，只要人们能够安慰自己，没有人是激进的种族主义者，那么一切都好。但种族主义还有更深层次含义。它可以是制度性的，有色人种得到的服务或照顾水平较低。在处理制度性种族主义时，可能没有任何具体事件或人可以被认定是一个问题。人们被对待的方式差异被埋葬在程序和系统中——有时被称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

20世纪60年代，民权组织者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和夸梅·杜尔（Kwame Ture）在著作《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中首次创造了“制度性种族主义”一词。他们以住房为例。如果一个黑人家庭搬到白人社区并遭受虐待，社区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也许他们会感到羞耻，有些人会说出来，谴责这种行为。但如果黑人家庭无法获得抵押贷款，或者房地产中介不向他们展示镇上的那一部分房屋，一开始就不能搬家，那么种族主义就会变成隐形的。这在住房部门的权力结构中是看不到的。白人社区可以向自己保证，“不，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即使黑人家庭完全知道他们受到歧视。

路易斯安那州，孩子们在石油和化学精炼厂附近玩耍（Credit: Andrew Lichtenstein/Getty）

当种族主义以这种方式变得结构性时，就可以在没有明显意图的情况下运作。可能不存在蓄意歧视行为，也不存在需要查明和指责的“种族主义者”。气候变化就是这样——没有白人秘密委员会密谋将气候灾难强加给南方。不过，有色人种仍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差异在统计数据中可见。

赞比亚清楚地证明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公正。赞比亚的平均碳足迹非常低，每人每年只有0.36吨，不到英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该国正面临着环境灾难，包括2021年的长期干旱，导致100多万人需要粮食援助。

赞比亚气候科学家缪拉科·卡比萨（Mulako Kabisa）说：“赞比亚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经历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的影响是气温上升和降雨量减少，导致包括干旱和洪水在内的气候冲击。”

她还说，这些降雨和温度变化导致作物歉收、牲畜死亡，并降低了该国的GDP。“特别是干旱导致了以小农为主的农业部门遭遇生计损失，因为生产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降雨。”

虽然具体事件往往难以直接归因于气候变化，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观察到这些对南部非洲的影响。还可能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卡比萨说：“当地证据和模拟预测都表明，降雨将更加多变。生产季节将发生转变，干旱事件将更加频繁。”

2019年底，一系列热浪使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周围的大部分植被干燥（Credit: Zinyange Auntony/Getty）

这些气候崩溃的经历通常不会成为新闻。在2021年报告最少的人道主义危机中，赞比亚位列第一。

对赞比亚气候活动人士维罗妮卡·穆伦加（Veronica Mulenga）来说，其司法意义显而易见。她说：“气候危机对地球上某些地区的影响大于其他地区。历史和当今的不公正都使黑人、土著人和有色人种社区面临比白人社区更大的环境健康危害。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和贫困社区。在大陆，我们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落在了后面。如果不考虑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气候解决方案就会变成气候排斥。”

这种排斥也延伸到了国际谈判中，穆伦加说她的国家已经被边缘化了。“非洲的声音在气候峰会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代表，这使得气候正义被排除在外。在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非洲国家缺乏疫苗和资金，使许多代表和活动人士无法参加谈判，包括我自己。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长期以来将非洲人的声音排除在环境政策之外。”

“环境正义之父”罗伯特·布拉德表示，种族主义会影响人们对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暴露程度（Credit: Marvin Joseph/Getty）

在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造成气候变化的人和首当其冲承受气候变化的人之间的差异，代表着反复出现的地方环境不公。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活动人士发现了一种重复的模式，即在黑人社区附近设置垃圾填埋场或焚化炉。对垃圾场的调查显示，有色人种仍然经常暴露在较高水平的污染中，这增加了种族与环境损害之间的联系。

“毫无疑问，种族主义会影响人们暴露在环境和健康风险中的可能性，”罗伯特·布拉德（Robert Bullard）在1993年的《直面环境种族主义》（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一书中写道。“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制度上的忽视，城市贫民区、农村‘贫困地区’或经济贫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有色人种社区面临美国最严重的环境破坏。”

布拉德被认为是环境正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该运动至今仍在与不平等作斗争。黑人社区仍然抵制在家附近建煤电厂和化工厂。例如，美国2021年的一份煤灰污染暴露地图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煤灰污染的负担不成比例地由有色人种社区和低收入社区承担”。医疗保健和法律费用的减少，以及反对污染者政治权力的减少，都加剧了污染风险。

当涉及到化石燃料时，环境正义就有了双刃剑。忍受化石燃料工业污染的往往是有色人种。这些社区可能会发现该行业长期受到影响，表现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美国一项关于火灾风险的研究发现，“火灾在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传播不均”，与其他群体相比，以黑人、西班牙裔或印第安人为主的地区面临的脆弱性高出50%。这背后存在多种形式的不利因素，包括用于降低火灾风险的资金较少、应急服务资金不足以及私人保险费率较低。

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美国，也超出了种族类别。气候变化加剧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利因素，包括阶级、性别、年龄等。在印度，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低种姓群体。在全球范围内，土著人民和游牧部落往往更容易受到伤害。正如穆伦加指出的那样，“气候正义、社会正义和种族正义都是相互关联的”。

密西西比河沿岸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附近的石油和化学精炼厂（Credit: Andrew Lichtenstein/Getty）

对于气候正义活动家阿萨德·拉赫曼（Asad Rehman）来说，这个问题是系统性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40年的气候外交未能扭转气温上升的趋势，你必须回到过去，了解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种族是如何被编入法典，以证明剥削和征服人民的正当性。”

他说，尽管一些剥削行为可能已经过去，但不公平结构仍然存在，并延续到今天有关气候变化的决策中。他说，“归根结底，我们的经济体系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在追求资本积累和利润过程中，一些人可能会被牺牲，而牺牲的绝大多数是南半球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它们为气候危机创造了条件。”

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也提出了这种殖民上的联系。作为全球不平等研究的一部分，他研究了北方世界（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和日本）和南方世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他说：“我们的研究计算了每个国家超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安全’边界公平份额的程度。”他说，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北方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总量的92%，而南方只占8%。

“北方世界国家已经有效地殖民了大气公地。他们充实了自己，却给世界其他地方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带来毁灭性后果。”

2020年1月，赞比亚两名妇女扛着援助组织分发的食品袋（Credit:Guillem Sartorio/Getty）

北方世界的国家首先实现了工业化，化石燃料公司的能源基础也在这里出现。这是能源使用和资源消耗最高的地方，因此也是碳足迹最大的地方。人们开车和坐飞机，吃更多的肉类和奶制品，家里有冰箱和燃气锅炉。这些国家的人口以白人为主。而碳排放最低的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和东亚，大多数人口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即使算上中国的巨大排放，白人对气候的累积影响也更大。

“我们没有分析种族，”希克尔说，“尽管不难看出种族差异在这里起着作用。但我们的研究结果确实表明存在明显的殖民因素。欧洲殖民列强和欧洲移民殖民地，对造成的超额排放负有不成比例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气候恶化对南方的影响不成比例。南半球的社区已经遭受了两次打击：第一次是殖民，现在是气候崩溃。”

根据这种观点，气候变化造成的持续不公是基于某些人享有特权的经济体制。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嵌入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因此气候变化让人想起殖民主义和帝国时期的权力关系。独立可能带来了政治自由，但许多结构性的不公正仍然存在。财富的流动和帝国时期一样，富裕的白人国家从其他国家榨取他们需要的东西。

阿萨德·拉赫曼对交叉气候行动的新重点表示欢迎（Credit: Ying Tang/ NurPhoto/Getty）

所有这些权力失衡都影响了气候谈判。温带北部的许多地区较少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威胁，但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北方世界国家已经能够首先围绕其国家利益制定气候政策。例如，《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同意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个摄氏度以内，并将1.5摄氏度设定为目标。为这额外半度支付差价的是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种。这样一来，没有雄心壮志的目标或保护化石燃料投资将使种族不公正永久化。

联合国主导的谈判，包括最近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也未能就南半球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达成一致。希克尔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富裕国家必须赔偿超额排放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南方世界的社会运动一直在呼吁气候赔偿，现在是领导人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拉赫曼欢迎“未来运动”所展示的交叉气候行动，与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土著社区的长期气候正义倡导者一起行动。“我们在语言和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还没有将其转化为变革的政治需求。”

穆伦加还说，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并实现转型，“现在是时候让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集中发出声音了。通过将资源与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的经验和知识相结合，我们可以为气候正义建立多元而强大的联盟。”

脆弱的国家要求富裕国家承担责任，对此回应将决定气候变化是否成为团结或分裂人类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时刻。或者，历史可能会将其视为种族压迫漫长故事的下一篇章，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帝国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