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决定去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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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2015年的瑞典电影，获得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今天，我看到中国一个叫钱文雄的上海科长决定去死。这让我想起那部电影。

我感觉非常难过。

这波疫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各种不同的死法，有被动的，有主动的。各种各样的“谣言”中，有的跳楼，有的上吊，有的吞药，还有人选择以报复杀人的方式赴死。

他们都厌倦了生命。

活着，原本是智人进化的一种本能。只有在遭遇特殊困境时，人们觉得生不如死，才会考虑舍弃自身的生命。

在《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中，7岁失去母亲、16岁失去父亲的欧维，成年后的所有快乐几乎都和妻子相关。在妻子因癌病逝，自己也失业之后，他没有了活下去的乐趣，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一次，欧维想要上吊的时候，都被突发事件干扰。与新邻居的互动，让他发现人生并没有那么不堪。

最终，欧维放弃了自杀。电影的最后，欧维死了，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一次安详的睡梦中。年迈的他患有心脏病。

一个决定去死的老男人，最终收获了善终。这不是一个悲剧，而是喜剧。以至于它还获得了第29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喜剧片。

而反观上海，各色死亡故事，似乎和这部电影相反。在这一波疫情防控之前，上海是魔都，是中国最光鲜亮丽的城市，有着最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最具公民意识的社区。

但这一波鸳鸯锅式的“全域静止”之后，各种匪夷所思的混乱，就在这个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演。

欧维被社区善意打动自杀未成，而封控期间上海的自杀事件，很多却是被恶意逼迫的。他们是被次生灾难所击垮。

一刀切的管制，暴露了权力压倒性的入侵属性，连六六这种一贯唱赞歌的御用文人，都忍不住要为母亲维权，拿刀捅人。

据称钱文雄因妻子患病，本来思想负担就很重，疫情期间又陷入无休止的工作之中，所以4月12日下午在虹口区卫计委办公室自尽。

欧维放弃的死亡方式，在这里被钱文雄借用了。

我能想像，钱文雄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困境。通常的情况是，你每天疲于奔命，却发现自己既无法满足上级的要求，又不能收获被封控市民片言只语的感谢。就像夹心人，两面不讨好。

今天在互联网热传的“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市民求救电话！”颇能说明问题，老人买不到药了，基层执法者也很无奈，很愤懑。但是在层层的官僚体制汇报中，他们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类似的录音，我们听到的太多了。

一夜之间，上海仿佛变成了一个重回ji划分配体制的社会。从饮食、物流、医疗到生活中的每一点滴，都严重依赖计划和上级的调配。

它是如此刚性，又是如此捉襟见肘，以至于执行过程中暴露出太多人性泯灭的事件，却又缺乏纠偏机制。

张文宏在2020年的讲话又被大家翻了出来，他那个时候说，封城的次生灾害会大于新冠疾病本身。

张文宏说这句话的时候，新冠病毒的杀伤力远强于现在，我们尚要提防次生灾害压过疫情本身的拍脑袋决策；现在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为什么我们要人为制造那么多的医疗挤兑、饥饿、失业与经济滑坡呢？

上海目前已有20多万确诊+感染病例，其中仅有9例重症。按这个比例，即便全上海人全部感染，重症患者也仅有不到千例。知道每年上海流感死多少人吗？想想看，我们因封控造成的医疗资源不足，是不是已远比百余例重症所造成的挤兑大得多了？

按照上海疫情前的正常数据，每天有74万人次急诊、7000台手术。现在的数据是多少？这是可以统计的，只要我们愿意。那些消失掉的急诊和手术，就是防疫的成本。

更不要说，还有饥饿、失业以及经济断崖所造成的民生灾难了。

封控环境下，自杀者比例也一定是飙升的。

最保守估计，中国抑郁症患者占总人口3%以上。在一个封闭空间中，面临吃饭难、看病难、就业难……一系列的难题，再加上市民要面临执法者对权力的滥用，而执法者又面临层层加码的上级压迫。这增加了抑郁者对生命的厌倦。

有一些在岁月静好时可以活下去的人，可能就因此选择结束生命了。

哀悼钱文雄，就是在拯救我们自己。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欧维一样，放弃轻生之念。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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