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金融”：高碳行业转型如何获得金融支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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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行业最近推迟了原定的碳达峰时间，凸显了行业低碳转型面临的不确定性。

2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认为中国钢铁工业仍然存在产能过剩压力大、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产业集中度偏低等问题，需要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此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其官方微信号发文称，《钢铁行业碳达峰及降碳行动方案》初稿曾将行业碳达峰目标定在2025年。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钢铁、水泥等高碳行业的减排工作至关重要，而这些高碳行业要做到产业结构低碳转型，推动绿色技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难度很高，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约在2.2-12.5万亿元之间，仅靠财政资金难以支持双碳目标达成，还需撬动私营部门和社会资本。随着可再生能源等新兴绿色产业的兴起，绿色金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高碳行业的经济行为往往不能被认定为“绿色”，因此难以得到这方面的融资。

钱还能从哪里来？钱又该流往哪里去？用于支持高碳行业转型的“转型金融”亟需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转型金融”尚未形成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或标准，有待相关部门和机构做好行业路径标准和制度的设计，确保标准与顶层设计、与各行业低碳转型路线图相一致，避免企业融资时可能产生的“漂绿”行为。

高碳行业面临巨大转型压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对于高碳行业来说，转型是必经之路。以钢铁行业为例，CBI的报告指出，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粗钢产量从8.13亿吨增长到了10.65亿吨，增幅达31%。尽管吨钢的碳强度这些年来下降了8%左右，效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量过大，钢铁行业整体的碳排放依然增长了20.71%。据测算，钢铁行业的碳排放量目前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已成为仅次于电力行业的碳排大户。

然而，转型并非易事。一方面，钢铁体量巨大，是中国工业的支柱性行业，占国家GDP总量的5%。同时，中国钢铁也为世界贡献了将近50%的产量，是中国进出口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另一方面，炼钢流程中的脱碳技术还缺乏经济性和成熟度。上述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行业为实现碳中和，需要投入约20万亿元的巨额投资，每年需投资5000亿元，吨钢每年需投资500元。

目前，钢铁行业的脱碳主要有三大发力方向：一是降低粗钢产量，做好源头减量；二是生产工艺从高碳排的长流程（初级钢生产）转变为低碳排的短流程（再生钢生产）；三是采用改进型技术或颠覆性技术，如氢气直接还原铁，来进行无法被替代的初级钢生产。其中新路线的技术发展、新设备投资成本的降低、新技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都需要资本投入。

国际智库落基山研究所（RMI）去年发布的报告称，与传统的化石燃料炼钢相比，零碳钢铁技术路线目前成本溢价较高。比如氢气直接还原铁，按目前氢气价格40元/千克计算，粗钢成本将会上升80%。 “氢冶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试点项目，但仍需要投资来帮助技术成本下降。同时，如果钢铁行业将来大规模用氢甚至可再生能源制备的绿氢，相关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投资建设，而转型导致高炉提前淘汰，可能会带来大量搁浅资产，同样需要资金支持其退出。”该机构的重工业脱碳项目总监李抒苡告诉中外对话。

可持续挂钩债券：助力转型还是“漂绿”？

高碳排行业想要获得融资，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经济活动并不符合“绿色”的定义，无法参与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市场。这些市场往往通过各种“绿色目录”来界定项目是否符合融资标准。这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开发新的金融工具，使可融资的资产和活动类型可以让更多的行业参与和受益。

转型金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目前，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可持续挂钩债券（SLB），其募集资金通常不投向特定项目、资产或活动，而是用于一般用途，但要求发行人对未来交付的可持续发展成果做出前瞻性承诺，并设定企业关键绩效指标（KPI），债券的票息会与该承诺（KPI）的达成程度挂钩。如果承诺达成情况超出预期，银行和债券投资人可以减少利率，如果不及预期，则将触发利率提高或提前到期等不利于发行人财务资金安排的债券条款。

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判定项目是否“绿色”，而后者则更关注发行人的承诺是否“绿色”。对于高碳企业来说，后者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像钢铁、水泥或者其他有污染性质的高排放行业，你要求他去发绿债是不太合适的，它本身有很多项目不符合绿色定义，相当于是被变相排除在了资本市场的融资范围外。”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区董事张顺荣在近期由CBI主办的《中国转型金融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说，“但挂钩债券不一样，对于投资人而言，只要这些债券带有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属性即可投资。对于没有‘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资格的发行人来说，也依然可以发行债券来帮助转型投资。这其实可以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据报道， 柳钢集团在去年成功发行了国内钢铁行业中第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该债券将其可持续发展挂钩目标定为“2022年单位产品氮氧化物排放量0.935kg/t”，比2020年下降0.188kg/t。目前，中国钢铁行业尚未出现与碳减排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然而，随着可持续挂钩债券的受欢迎度提高，国内外对它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中国区总经理谢文泓告诉中外对话，目前，想发行可持续挂钩债券，企业往往只需自己设计目标、自己达到就好，这是它现在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然而，要如何确保企业设定的可持续低碳目标是足够有雄心的、足够可信的，而非‘漂绿’行为？即使评估出了有雄心的目标，企业能否接受这样的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要达成有雄心的目标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努力，这让他们对于目标能否达成缺乏一个比较清楚的预期。从企业治理层面来看，也可能没有人愿意承担‘目标未达成’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导致企业往往缺乏动力去发行足够有雄心、惩罚机制明确的可持续挂钩债券。”谢文泓说。

转型金融亟需形成统一标准、开发更多产品

种种问题的产生，源于转型金融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指导标准。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高碳行业的转型活动很难被判定是否真的与净零排放路径一致，投资者也担心对“转型活动”的投资会因为没能准确判断减排效益而被指责为“粉饰转型”或“漂绿”。

谢文泓认为，转型金融行业要确立明晰、有雄心、可信的统一标准，做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针对特定领域制定投融资方案，明确行动和措施。

以钢铁行业为例，CBI研究发现，目前钢铁行业仍面临产能过剩、产品结构失衡、财务杠杆较高、库存管理手段落后、环保压力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让金融机构对钢铁行业的支持普遍持谨慎态度。但如果对钢铁行业的转型有了明确的路径研究，制定了统一的指导标准，有具体的绩效指标和工具来帮助投资者跟踪转型活动的进展，那么投资者对钢铁行业转型活动的“漂绿”担忧将显著降低。钢铁企业如果能在提高经营绩效水平的同时关注环境效益，提高企业资信评级，也能引来投资者青睐。

此外，转型金融还可以推出更多包括转型基金、转型保险在内的金融工具来帮助高碳行业转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中指出，对于高杠杆企业、中小企业和需要采用有风险的低碳新技术的企业来说，贷款和发债未必是最合适的，他们往往更需要股权融资。因此，有必要支持转型活动的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转型的作用。同时，鉴于转型活动的不确定性，还有必要支持转型的保险类产品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钢铁企业正属于高杠杆的企业，需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工具与投融资机制，给行业以充足时间空间消化转型成本，并帮助行业获得更多的投融资机会。

马骏同时建议转型金融产品可以纳入“公正转型”的考量，要求企业在转型计划中包括对就业等影响的评估和具体保障措施，金融机构在设计转型金融工具时可以考虑将企业的就业保障表现作为与利率或其他利益分配方式挂钩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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