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憋了很久” 社区老外用英语嚷嚷，曾去伊朗抗疫的上海公务员：我该怎么办？（组图）

4月11日下午1点半，我背着书包、拖着行李、扛着睡袋，来到虹桥街道荣华居委会荣一工作站，开始了我的市级机关公务员下沉一线日子。

左一为口述者。

巴黎花园、马赛花园、维也纳广场、伦敦广场……小区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挺国际化？荣一工作站所在区域算是古北一期，从1992年起陆续开发，现有约有2000多老外居住在此，占整个荣华居民区外籍人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概是“专业对口”的考虑，我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国际社区。

对我来说，在一线参与抗疫并非第一次。2020年2月29日，作为首支中国援外抗疫医疗队成员，我随同中国红十字志愿专家团成员赶赴伊朗德黑兰。在之后的27天日子里，我们既向当地官方、民众介绍抗疫经验，也为中国大使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提供帮助。如今，我的“战场”从海外移到家门口，更应该奋发努力，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中国红十字志愿专家团成员在伊朗机场。左一为口述者。

“我憋了很久、我要‘自由’”

下沉到荣一工作站不久，居委会就安排社区全员核酸，初来乍到的我负责扫码。居民陆陆续续下来，一个白人老外刚见到大白就开始大声用英语嚷嚷提“抗议”，大意是“我憋了很久了”、“我连小区门也出不去”、“我要自由”之类的。中外居民在旁边看着，整个场面有点尴尬。

外事工作经验告诉我，多数外籍人士未必真正不满上海的防疫政策，只是很多时候在家时间待长了，需要找个途径来发泄情绪。于是，我就用英语告诉他：我们也很想出去。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如果想尽快出去的话，就应该配合做核酸。哪天能出去了，我和你一起走。他听了，冲我笑笑，做了个表情，然后就去排队了。采样现场恢复了之前的秩序。

还有一次，下来了两个沉默不语的西班牙人。按常理来说，南欧人都比较热情开放，喜欢叽里咕噜讲个不停，因此直觉告诉我，他们今天的精神状态很一般。当时扫码的人不多，我就和他们聊起了在西班牙的经历，包括我在巴塞罗那、赫罗纳的所见所闻。聊着聊着，就感觉他俩开始眉飞色舞起来，话也越来越多。

从工作角度而言，我希望让他们的精神状态有所改善。毕竟老外的生活习惯、对疫情认识，都与我们有所区别，我们不妨多和对方交流交流，或者听听对方的牢骚，也是在提升他们对我们抗疫工作的配合度。因此，与有的工作人员扫完码就让老外往前走不同，我很愿意跟他们多说几句，比如“早上好”“祝你过得愉快”等。考虑到这里日本朋友比较多，我还会用简单的日语对其表示感谢。

“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居委会干部告诉我，多数老外平时不会和他们打交道，但这次静态管理加上全员核酸，使老外看到了基层人员的工作状态。有时候晚上10点多通知第二天一大早测核酸，我们这拨人有的赶忙通知居民，有的准备采样点、做好现场预案。老外看着总是这几个人在张罗事情，不管是否完全理解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的认真与坚持还是让他们有所感动。这段时间下来，除了有人发发牢骚、宣泄情绪外，真没见到谁在捣蛋、故意不配合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着居委会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忙，有家不能回，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共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跟老外讲大道理其实是没啥用的，只有做给他们看，他们才可能在主观上予以配合。就有一次，几位做完核酸的外籍居民还特意跟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和一些外籍居民成为朋友。有位日本中年人，第一次下楼测核酸把钥匙落在家中，我找锁匠帮他开门，他花了500元有点沮丧；第二次下楼，我见到他就问“钥匙带了吗”，他赶忙说“带了带了”；第三次下楼，他刚见到我，就赶忙从口袋掏出钥匙，乐呵呵地朝我晃了晃。我俩都笑了。

那么封控期间，老外的物资怎么解决？就日本籍居民而言，除了居委会发放外，他们自己就会组织团购，小区的团购也会带上他们。至于就医，他们多去附近的国际医院，居委会按规定都会为他们开出门证。不少日本居民在古北一带开餐馆，反正现在也没有生意，店开着更浪费钱，于是索性就安安心心在小区待着。

热心的“洋雷锋”

我发现，在这个国际化社区里，还有几位热心的“洋雷锋”。获得过上海白玉兰荣誉奖的丹麦人李曦萌算一个，他逢人介绍自己是“上海女婿”，有时还能说上几句上海话。他们夫妻俩都是热心人，夫人是小区的“团长”，先生当“团长助理”，帮大家采购搬运物资。

更重要的是，李曦萌在小区有影响力，有些工作由他出面更方便。比如，前段时间小区成为“防范区”，但考虑到周边情况决定提级为“管控区”，这让一心盼着出门的老外很失望。为了让大家继续安心居家，李曦萌和居委干部一起做工作，稳住了人心。

还有位很热心的日本女士。前段时间区里的物资到了，她就带着4位日本男士与一个小朋友来帮忙。在做核酸的时候，她还会来帮我们维持秩序。看得出，她在小区日本居民当中说话好使，有不小的号召力。

我个人感觉，有些老外支持我们工作，甚至愿意当志愿者，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理解我们的防疫政策；二是我们居委干部在小区扎得很深，和中外居民关系处得比较好，老外信任他们；三是这几个老外本身就是热心人。很多时候，因为这三个原因，让老外与我们走得更近。

忙完一天的活儿，我步行回“宿舍”，其实就是小区附近一家停业教培中心的小房间。没有床，直接打地铺。洗漱用的是儿童版的水龙头与脸盆，有点小但能凑合用。和我在一起的居委会干部比我辛苦多了，有的人已经20多天没回家了。

“今天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了。”我在2020年3月26日从伊朗回国前的日记上写到，“刚到德黑兰的时候，当地民众认为不需要戴口罩，如今街头民众出行大多佩戴口罩。抗疫工作已经走上正轨。”同样的，虽然我不清楚这次还要下沉多少时间，但我相信，离开的那天，一定是上海取得抗疫胜利、恢复烟火气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