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位在桥洞下过夜的外卖员，被他们接走了（组图）

173位外卖员在浦东新区三林镇一处待开发的空地上过夜，这是截至5月8日晚9点35分的数据。

这里本是一块项目的工程用地。从5月1日起，它临时变成了专门留宿外卖工作者的驿站。空地上一共摆放着100顶帐篷，极限可以容纳200个人居住。三林镇的公安和城管部门在此前一次又一次的巡逻和排摸中发现，许多“小哥”为了在白天保障这座城市的物资递运，已经长达半月之久住在桥洞下、车厢里，或是路边随手搭设的床铺。镇里决定建设临时的驿站，将小哥们接走。驿站从选址到建成，花了仅仅24小时。而后，三林镇的外卖员们终于有了一个有床铺，有热水，有插座的，临时的家。

白天搬了四五百斤货 晚上只想伸直了腿睡一觉

四川籍小哥曾召兵是5月1日住进来的。在此之前，他在这座城市里“飘荡”了一个半月。没错，白天的8点到晚上的9点，他可以穿过半个上海，给40公里外的居民小区送蔬菜。到了晚上，他在未被封控的朋友家住过，在桥洞里住过，在同行的车里睡过一阵，车身的长度让他一整夜伸不开腿。疫情期间的配送工作，变得更加辛苦。曾召兵供职在“饿了么”平台已有多年，他的任务是“帮买”，类似同城闪送服务。这一个半月来，曾召兵的接单量比往常翻了一番，但任务难度却可能是数倍。

一次往两公里外的地方送货，路封了三处，他最后绕了十公里。更多时候他需要扛住“不能承受之重”——每一包货物都少则十几公斤。还有一次，他接了500斤物资的“大单”，尽管运送距离只有600米，却来回折腾了半天。曾召兵决定在疫情期间出来跑业务时，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么苦。”他说。每天，除了常规工作，一次核酸、两次抗原，也是工作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出去找一个做核酸的地方很难，有些流动摊位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不好找。”

吃饭是更大的艰苦。“商家都做线上的生意，我们经常是人在店里，就是买不着。一日三餐？怎么可能，一天能吃到一顿已经很好了。”曾召兵和另外两个小哥朋友“搭伙”，当天谁能买到吃的，就带回来一起吃。但即便众人拾柴，也有扑空的时候。“前天就一直饿到下午4点多，直到驿站发给我们每人两个自热米饭，可算吃了顿饱的。”

住进驿站后，三林镇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单位陆续送来了一定量的物资。前两天曾召兵还拿到过矿泉水、面包，还有火腿。“算是帮我们解决了几顿。”最大的改变是睡眠。曾召兵说，真正称得上睡觉的日子，要从住进驿站开始。“以前只能叫打盹、凑合。现在有一张自己的床，腿想怎么放怎么放。”对于住在驿站的日子，曾召兵觉得自己的满足感已经接近顶端。“如果说还缺点儿什么，那就是能不能有人来给我剪个头发。太长了，快忍不了了。”

曾召兵曾睡过的后备箱。

杭州来支援的“夫妻档”终于搬离雨天渗水的“路边摊”

皇金今年只有23岁，却已是“美团”的经验骑手。她不是小哥，而是一位小姐姐。她也不是本地人，而是和丈夫一起，从杭州奔赴上海支援外送一线的。但皇金他们来得有些“不是时候”。“4月初到了上海，公司说住宿实在安排不过来。我们就在御桥路支了一顶帐篷。”

中间遇到几次下雨。帐篷外大雨，里面小雨，地面还总是渗水。直到5月2日搬进驿站，皇金两口子有了一顶独立的、足够大的、不再渗水的帐篷。与此同时，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夫妻档”和女骑手的个人隐私，驿站尽量将他们安排在生活区边缘，较安静的区域。

皇金觉得不该叫它驿站，显得很临时。“我们都叫它‘招待所’。从杭州来的7个人，现在都住招待所。”皇金每天要外出跑200多单。期间，电瓶车的充电，手机的充电，都要跑回外卖公司的站点。洗澡？洗头？那就别想了。被问及疫情后最想做的事，皇金不假思索：好好洗个澡，好好吃个饭，好好睡个觉。

17个“红马甲”为驿站护航 总想为小哥做点儿什么

驿站是三林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负责建立并运营的。来自城管的5名工作人员，以及12名特保人员，身穿红马甲，分三班为驿站的运转保驾护航。5月8日这晚，机动队队长徐丹毅在驿站值班。10点，他和同事将抗原送进一个个帐篷里，顺便“点名”。“小哥不是固定的。每天都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当然，出去大都是因为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住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徐丹毅说。而为了让驿站的管理更有秩序，人员进出登记、场地消杀、抗原情况统计，都必须有工作人员及时跟进。这是徐丹毅他们值班的意义。

驿站的条件受空地环境所限，除了24小时热水和接入每个帐篷的电源以外，排水设施和可供电瓶车的充电设备都不具备安装条件。“我们也为此动了很多脑筋，总还是想为外卖小哥多做点什么，他们太辛苦了。”而令徐丹毅感动的是，尽管外卖小哥在这里还是洗不到澡，且只能用简易的方便马桶，但他们依然心怀感恩、遵守规则。“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我们要求小哥们尽可能在晚上10点前回来。他们很多人都非常自觉地为他人着想。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和这座城市都记得。”徐丹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