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最具烟火气的北京餐饮界地标神话，为何如今热闹不再（组图）

属于这条街的关键词也许是“失去”。

它经历过三次大的改头换面，失去了一万多只挂在街头的红灯笼，失去了718块看起来花里胡哨的霓虹灯广告牌，还失去了那些流动的摊贩——TA们原本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承担着促进微循环的作用，也是这条街上曾经最灵动、最烟火气的一部分——现在，街上只能见到精美的盆栽、接烟灰的柱子，洗手间也被装修得像个正儿八经的门面。

怀念和辩解的声音一直都在，但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失去这些是不可抗的，这条街本来的面貌也许被损坏了，但不妨碍街上的人继续做生意。直到疫情来了，簋街开始失去一些商铺，也失去大量的食客，曾经在这条街上活跃着讨生活的人们，比如驻唱歌手，如今已经难寻踪迹了。它开始成为一条普普通通的街。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消失的了，除了这条街本身。

最后的夜晚

零点了。现在是5月1日，北京全市禁止堂食的规定从这一刻起生效。

鼓楼一家酒吧的老板提前半个小时跟店里每一位客人打好了招呼，到了十二点大家都要出门去，没喝完的酒可以外带，“大家理解一下，不然我要被罚款十万”。因为是禁止堂食前的最后一夜，来喝酒的人比周末还要多上一些。平时要喝到2点才愿意离开的人这会儿都站起来了，但也没有走远，站在昏暗的胡同里继续聊着天。

往前走不远就是簋街了。这条街以热闹的夜市和小龙虾、牛蛙、火锅闻名，也是北京夜生活的一个地标，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24小时营业，与附近的胡同、四合院和此起彼伏的京片子一同构成了外地游客对北京的一种“亲民”印象。

但现在，簋街已经没什么声音了。一家龙虾店的老板在门口招揽客人，他还想再固执一下，坚持认为禁止堂食的规定要从下一个晚上开始，簋街的夜晚是连贯的，哪怕过了12点，今夜还是今夜。

陈大伟在另一家店门口，迎头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要不要吃小龙虾。他在这里做泊车员，也做保安，但最要紧的活儿是招揽客人。从前这家店门口有20个保安，疫情来临之后，全部被开了，他是后来才被老板电话叫回来的，因为店里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陈大伟站在两家店之间，聊起了他们的邻居，一家是主打京菜的花家怡园，过去接待了许多国际游客，在这条街上流传着“一年营业额上亿”的传说，而现在，原价545元的烤鸭套餐，标价仅为298元。隔壁另一家是颇为出名的网红店，簋街仔仔龙虾店。“去年这个时候，五一假期的四个晚上卖了80万”，再往前的日子则更风光了，“门口骑车都过不去，只能走路过去”。

继续往前走。唯一有点人气的地方是胡大饭馆总店。从晚上九点开始，门口的工作人员对每个进店的客人都嘱咐了一句：“特殊情况，11点闭餐，12点之后就不能在店里吃饭了。”尽管如今生意萧条，街上过了10点就没什么人了，但胡大总店依然坚持24小时营业，禁止堂食后才改为凌晨三点闭店。因此，代驾小哥、卖花和卖气球的女人，都聪明地守在这里。

如果你是疫情之后才第一次来到簋街，是绝对想象不到那些龙虾店和牛蛙店曾经有多么风光，每家店门口都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但现在，卖花的女人也许比那些空荡荡的餐馆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卖花的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妇女，最近一两年，她们每晚都在这里卖花，从花卉市场进一把玫瑰，包上粉红色的纸，一支卖10元。她们会竞争，也会一起坐在花坛边聊天。

老人拄着拐杖，她说自己腿摔了，在家歇了一年多，决定出来挣点生活费。妇女是从东五环外过来的，小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但幼儿园不开学了，为了照顾孩子，她只能辞去工地上的工作，出来卖花，时间自由，还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于是她一手牵着小孩，一手拿着花和气球。看见有人从饭店出来，就一把拉起来在草地里看动画片的孩子，快步冲上去，直问“买花吗？买一束吧”。

她的孩子是男孩，已经四岁了，离不开人，每天跟着她从家里来簋街，夜里两三点再一起坐夜班公交回家。男孩有时候喊困，有时候喊饿，她就去隔壁买一串烤面筋哄他。街上人少，买花的人更少，她手里的花在夜色里看不出来新鲜程度，但是拿回家在灯下一照，就会发现已经蔫掉好几天了，塑料袋一拿开，花瓣扑簌扑簌往下掉。

出来的客人没有买花，甚至没有摆摆手，就略过她走了。街道管理委员会的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有些害怕被赶走，牵着孩子想要到马路对面“躲一会儿”，她找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坐下，身后的商铺熄了灯，玻璃门上贴着“门面转让、有餐饮许可证”。卖花的老人过了一会儿也跟了过去，她不上网，还搞不清状况为什么大家都说明天不来了，“胡大和仔仔明天还开门吗？”我们告诉她：不开了，全北京的餐馆都关门了。

这条街上的代驾师傅们大多从六环外的通州过来。他们并不长期驻扎在簋街，相比簋街，他们更愿意去三里屯和工体接单，但是被单子顺到簋街来，总要接一单再走。簋街自从几年前的一次街道整改，路边不再允许停车，保安们总是好心提醒下客的司机，“快点走，摄像头盯着呢”。

食客们很少再选择自驾来吃饭，代驾的需求也自然降低了不少。最近一两年，总是有许多新手代驾出现在这里，连电动车都还没来得及买，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车在路边慢慢晃悠，他们听做了几年的同行讲“簋街人多”，到了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人多的时候了。

“明天怎么办？”这个问题成为今晚这条街上交流的开场白，有人打算明天开始在家休息，有人打算去会所门口碰碰运气，年轻的代驾师傅尹正林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上面显示了10个灰色小人，那是一同在附近蹲守的同行，再一拉，又是10个，所有人都在等单，但已经两点了，没有生意，大家只能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的话题通常是“老家在哪儿”和“今晚挣了多少钱”。代驾们大多来自河南河北，然后是东北，极少有听说老家是别处的。在干这份工作之前，尹正林在燕郊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那时候营销中心只要有人走进来，房子就能成交，后来愿意来燕郊买房的人越来越少，房价也一路下跌，直到房地产行业开始裁员了，他做起了代驾生意。最近，他刚从北三县的封控区中搬出来，能出门接单了，但明天，他又要回到出租屋里，等待北京开启堂食。

他今晚只跑了两单，挣了194块钱，另一个小哥听到后反而有些羡慕，“我今晚跑了5单，才挣了200块钱”。还有一个小哥沉浸在4月的成绩里，他上了红榜，挣了14000多元，刨去房租和吃饭，存下了一万块钱。但下个月怎么办呢？聊到这个问题，他的喜悦很快被冲散了。

店门口，外卖员、代驾员在等候 。

自救

所有的通知都来得太突然了，“进入公共场所需要持48小时核酸”“禁止堂食”“禁止摆摊”“延长禁止堂食的时间”。黄昏成了一天中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时候，短短一周时间里，几乎一天一个通知，都在这个时候砸过来，让人来不及反应。

簋街的管理群里通知“进出公共场所需要48小时核酸”时，张蓓蓓坐在自己的烘焙店里，她的第一反应是，店里一天就来两个客人，这下估计更没人来了。

“一天就来两个客人”，这不是某种夸张模糊的表述，而是一个事实。收到通知的前一个小时，一位客人想要买一块爱心状的慕斯，张蓓蓓只能很不好意思地解释，“最近来簋街的人太少了，这款没做了”。蛋糕做多了不能存放，昨天晚上，她还扔掉了好多蛋糕。客人一听，也就什么都明白了，直接问她“现在还有哪几款能买”。那天，原本写着凌晨两点打烊的烘焙店，没过九点就关了门。

按照往年的经验，街上的商家们都早早为五一假期做了准备。王美娟在簋街上待了十年了，现在是一家牛蛙餐馆的经理。通知出来之前，王美娟的心情还很好，她看着人流一点点变多，“没有以前多，但你能看出是要放假了的感觉”。去年这个时候，胡大总店销量很好，按照系统里销售数据的对比预测，他们理所当然增加了备货量。但第二天，供货商的菜都还没完全送到，禁止堂食的通知就来了，胡大的管理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有哪些菜还没发货，跟供货商商量，把能取消的全部取消。

酒吧的老板反应了一会儿，要重新做外卖了，但店里平时并不会备那么多外送的瓶子，她在网上找了一圈，大多数瓶子生产地都在徐州，在北京的仓库也不保证发货时间，她叫上朋友，开车去批发市场买了1000多个瓶子回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店都能指望外卖。一个令人有些惊讶的事实是，簋街上至今有许多商铺没有开通外卖，有些是因为烤肉等品类不适合做外卖，有些是商家嫌外卖平台抽成太高。那些有外卖的商家，也未曾真正把精力放在外卖上，比如胡大饭馆把东直门店分出来主要接外卖单，总店还是坚持堂食。

在过去，庞大的人流托起了这条街，让街上的商家能保留住一个餐馆传统的经营方式，最大程度免受预制菜和外卖的绑架。但当疫情截断了那些真实的线下连接，这条游离在互联网之外的美食街，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面对外卖这件事。

首先要跟上的是速度。胡大有自己的原则，在外卖上也坚持现点现做，出餐往往要半个小时，后来又改变了动线，把出餐时间控制在了20分钟左右。但仍然被骑手吐槽，“再也不接胡大的单子了，太慢了”。

越来越多的人居家，外卖运力也越来越紧张了。王美娟每发出一单外卖都要给骑手加小费，不停地加，二十多分钟后还是没有人接单，如果超时或者退单，这一餐就浪费了，她不愿意这样“两败俱伤”，钱也没赚到，客人也没吃上饭，小费只能越加越高。她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三四公里之外的要加5块钱，6公里之外的地方起步价到了20块钱。有一天，她光是外卖配送费就付出去800多块钱，但当天的流水才四五千块钱。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市的餐饮店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自救方式。在团结湖一带，沿街的商家把食物拿到店外面摆摊售卖，但大多数摊位上卖的是酱肉和炸藕盒这样的小食，“做起来方便，能卖一点是一点”。紫光园把烤鸭和啤酒车弄了出来，师傅在刚下过雨的风里片烤鸭，一只接着一只。有客人说，“你给我随便片片吧，不用片花样了，我看你手都抖了”。

但这些方法对簋街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摆摊只属于曾经的簋街，现在的街上只能出现盆栽、取餐桌、烟灰柱等“让人文明的设施”。只能做外卖的商家们尽可能想出更多营销的招数，送可乐、套餐优惠、费用减免……但这些方式效果有限，订单量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王美娟的老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问她要不要做直播，直播炒牛蛙放在网上去卖，王美娟一听就觉得不靠谱，“人家做直播的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突然去弄怎么可能做起来呢”。

胡大在五一期间每天有六七百单，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备货。街上的商家分析，被封锁在家里的人们更容易想起辛辣刺激的食物。但五一刚过，单量就断崖式下跌了，只剩下200单左右。

在胡大饭馆工作的陈峰在中午的时候还站在花坛边发呆，外卖员带来的人气寥寥，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关门的关门，还开着的店都是这样的情景。王美娟站在店门口用来堵门的桌子后面，吧台上有机器的提示音想起，这是今天的第八个外卖订单。她挠着头，说可能真的要撑不下去了。

五一期间限制了堂食，大部分簋街的餐厅靠外卖支撑 。

艰难岁月

今年开过年，簋街商会的秘书长周梅华走在街上，看着人越来越少。“今天走感觉挺凄凉的，第二天走感觉更凄凉，然后一直都是这种感觉。”

两个月前，曾有病例到访过簋街上的烤鸭店。“不要去簋街，会弹窗”的提醒很快就在北京的各种微信群里流传开来，一位女士去簋街的一家店里买东西，出来的时候老板提醒她，一会儿从另外一个路口走，千万不要过马路，不然会弹窗。而这条街上的厨师、服务员、店长、清洁阿姨都没有幸免，连续做了好几天核酸，健康宝才恢复正常。

王美娟家的牛蛙店址搬过一次，房东也减免了一半房租，降到了每个月十二三万，但客流减少的损失很难弥补，这家店现在只剩下五个员工，依然没什么活。这几年大家都在探索抖音的团购套餐，她也设置了一个套餐，198元的铜锅加上一些凉菜，在抖音上卖110元，“放在以前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样的价格，也很难再吸引人进店了。

她起初害怕整条街都要因此暂停营业，好在最后只封了那个小小的烤鸭店。但整条街依然等不来客人，员工也在店里吃饭，比进门的食客还多。

张蓓蓓的烘焙店大约十平米，在这条主打小龙虾、牛蛙、鱼头与肥肠的街上，并不算显眼。她从四五年前开始学烘焙，每个学西点的人都想要开一家自己的蛋糕店。去年一整年，簋街都还算稳定，这条街在遭受2020年疫情重创之后，一度又恢复了生命力。张蓓蓓就是那个时候盘下的店，房租2万一个月。刚开始的两个月，许多人没能回家过年，簋街又成了那个热闹的、要排队的簋街。

如果放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想要挤进簋街做生意并不容易，所有的店铺都在赚钱，没有人想退出。簋街仔仔小龙虾店的老板高远看中这条街的商业价值，一口气开了十几家店。但这个春天，越往簋街东边走去，关着门的店铺越多，有些留下装修一半的工具在店内，给玻璃门上贴着的电话打过去，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不出租，我要把店子卖出去”。

最近几年，簋街商会每年都牵头做不夜节活动，把商户们聚在一起，大家趁此机会想些营销点子吸引顾客。“今年的活动怕是弄不起来了”，不止一位商户这样讲。簋街商会的工作人员许多本身也是在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在这里，大家的关系更像“邻居”，实力雄厚的商家有时候会请所有会员一起吃饭聚餐。但今年，商会和商户的关系也罕见地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商户开始拒绝缴纳会费，一位商会的工作人员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生存都没有了，你还弄这个干嘛？”

今年也少有人提起减免房租和促进消费的事情，簋街上民房多，王美娟说：“我们也没指望房东减免，这不是别人的义务，房东万一也有自己的房贷要等着还呢。”

胡大的总经理郭冬认为，簋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它和附近的鼓楼、雍和宫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商业文化共同体，要有人愿意出门去这些地方逛逛，才能带动这个地区内餐饮和娱乐产业的发展。

春节以后，胡大像往年那样开始大量招聘，25年的开店经验摆在这里：每年3月份以后，进京游客慢慢多起来，天气也慢慢暖和了，小龙虾会在四月上市，有大量游客来到北京，从天安门和故宫一路逛到鼓楼地区。王美娟的牛蛙店以前常常接到导游们的订餐电话，通常还得提前3天或者7天预定，导游摇着红色的小旗子，身上的小蜜蜂里嗡嗡地播放着簋街的历史，旅行团穿过乌泱泱的人群来到她的店里。但这两年，她几乎没有再见过旅游团的大巴。

今年2月，胡大按预期把员工招满了，大约七八百号人，结果眼下成了这家店要付出的最大成本。人不能轻易开掉，因为如果有一天生意复苏，再去重新招人是来不及的。这家店重视对人的培养，郭冬担心员工们闲下来容易消极，让店长们每天换着花样带着员工去玩，包饺子、去玉渊潭看花，开一整天的会。他们也想过带大家去郊区玩，但对方一听人数，赶忙表示不符合规定，“疫情呢，接待不了”。

禁止堂食之后，服务员更冗余了。能够被排上班，成了一件天大的幸事。簋街上，花家怡园的前厅只留了四五个服务员帮忙传菜；胡大的人留得算多的，一个班次四五十人，其中三十多人都在后厨。也没有别的活动可以安排了，在店里，胡大辟出一小块空地，专门给没排上班的员工看电影和嗑瓜子，管理层唯一的希望是给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找点事情干，“别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一传染，那可不得了”。

如今开着的店铺，要么是年头长的，靠积攒下来的老顾客维系着生计，要么是实力雄厚的大店，手上的现金流还能撑着。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开一家餐饮店是难熬的，老板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计划下周或者下个月的事情，零散的病例连同相应的防控政策总是突然出现，把所有东西都打乱。

“好起来”这件事只存在于缝隙里，难以被抓住。“你总是觉得它快要好起来了，突然间又......”后面的话，王美娟没有再说下去。

这种痛感与202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簋街所有的餐馆都关了门，春节囤积的菜在店里不知道怎么办，但人们抱有一种希望，只要开了门生意就能做下去。回头去看，许多餐馆在那一年也享受过一些实实在在的扶持，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来促进消费，虽然也有过新发地疫情这样急迫的时刻，但街上从来没有关过门。

店里吃饭的人寥寥无几，从前用来在门口排队等位的塑料椅也闲置了。

一条普通的街

外地人其实很容易想象簋街繁荣时的样子，它跟其他城市的美食街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你在四五年前去簋街，你能轻易看到被围观的驻唱歌手，整条街都挂着红灯笼，广告牌上的字体五彩斑斓、霓虹闪烁。当然，你也不用想着来这里吃饭能找到停车的地方。

脏的、乱的、吵闹的，都是过去贴在这条街上的标签。这是出租车司机最不愿意经过的一条街，总是堵得水泄不通，上车的客人有极大可能吐在车上。北京男生七茗从小生活在簋街附近的胡同里，一走进簋街，“一只耳朵里是一帮吃饭和排号的人在那儿嚷嚷，另一只耳朵里是烦躁的司机一直按喇叭”。

许多外地的朋友刚来北京工作，都会跟七茗吐槽：“北京真是一个没啥夜生活的城市。”他以前总是非常纳闷：怎么会呢，簋街这么热闹，不远处还有三里屯和工体，那里有著名的酒吧一条街。直到后来去了许多别的城市，他才意识到，比簋街更热闹的夜市随处可见，而簋街只是这座有些拘谨的城市里的一个例外。

陈峰2013年来到胡大餐馆工作，他原本是要9月30日上班的，之所以对这个日子记得极清楚，是因为那时候公司跟他说，十一期间人太多，要是一来上班就面对这样的场面，估计会被吓跑。他那一年二十多岁，没有上过夜班，但很快就融入了“接地气的那种自由”。

排队是反映簋街气质的重要一环。在簋街上，排队最出名的也许要数胡大了，《人物》2015年的一篇稿子里记下过，胡大总店一晚上要发出约600个等位号，百无聊赖的客人要消耗掉300斤葵花籽。就算是去年，《每日人物》还在胡大门口看见这样的场景：服务员像个Rapper一样飞速叫号，一个号3秒内无人应答就直接跳过，有的排队者坐得比较远，从听到被叫到走到门口的时间，号已经过了2位了，即将被安排进店的也不愿意多等几分钟，两拨人眼神对视擦出火星，服务员还要专门出来调停一番。

在那些让人难以入眠的夜晚，簋街承载了许多人的喜怒哀乐，有人在这里摔过酒瓶，有人在这里因爱情痛哭。簋街也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些重要时刻的见证者，在北京很多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里度过，申奥成功、世界杯出线等等或重大、或激动的日子里，人们都是在这里通宵宣泄，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叫喊、拥抱、哭泣，整条街都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之中。

2017年的胡大饭馆门前 。

但这个例外，现在也逐渐“拘谨”起来。

陈峰觉得簋街不再粗犷了，自从他第一次来胡大工作，三家店就一直在轮番装修。到如今，包厢里用来装饰的是鲜切花，空间大一点的店里光是绿植就摆了30多个种类，他因此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养护绿植。门口等位的客人用来消遣的瓜子变成了非果皮类小食。簋街的街容也越来越整洁，店铺风格逐渐统一，再也扯不上“脏乱差”几个字了。

陈峰偶尔会思考，这样的变化对簋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喜欢一个环境脏乱、排队的时候动不动就吵架的地方，街道越来越干净，吃饭的人越来越文明，这些讲出来都是如此好的变化。

可是有时候陈峰还是忍不住想：北京这样一个城市，难道缺的是精致餐厅吗？对于那些还愿意来簋街的人，他们想要的难道不是一个开怀畅饮的场所吗？当一个餐厅变得如此精致的时候，陈峰担心客人会紧张，“他们是不是会想，在这个环境里我不能大声喧哗，不然就是没素质的表现。”

过去，簋街上的餐厅是餐饮界学习的样本，每一家店的营业额拎出来，都算教科书上的神话。郭冬每天要接待许多外地来的餐饮团，学习参观交流一番。一些餐厅会开放加盟，王美娟所在的牛蛙店在北京有四五家店，簋街这家算总店，也是最风光的那家店，其他的店铺开在丰台、海淀。以前，厨师和经理都是得在簋街进修过，才有资格去别的店入职。但今年，丰台的那家店营业额已经超过了簋街总店。

商家们怀恋过去的簋街，是怀恋疫情前人潮在这条街上流动的日子。人流带来生意，也和这条街一起创造了许多个吵闹的夜晚。许多在簋街打工多年的人总是会讲起“还有红灯笼的那会儿”，后来这条街上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流动经济，可以把桌子摆出门的时间慢慢变成了十点以后，最后彻底不被允许。

招牌和灯箱也被撤下了，原来野蛮生长的“三超（超高、超大、超亮）牌匾”，要按照“快乐、健康、青春、时尚”的主题重新设计，色调主要是簋街特有的黄红黑。

如今走过这条街，得非常仔细地看着路边的街景，会看见一块黑色的牌匾，写着簋街名字的由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只有国营的食堂饭店，个体经济的餐馆几乎没有，政策对此也不明朗，慢慢有些人开始在这里摆摊，偷偷摸摸的，加上四周漆黑，晚上烛火灯笼忽闪，像个“鬼市”，后来改名为簋街。

只有它还提醒着，这条街原本是属于夜晚的，属于那些放纵、脱线、有些江湖气、不被拘束和规训的人们。

2017年，因为长时间排不到店内用餐的位置，有些人为了尝一尝滋味，不惜打了包坐在店门口享用。

（除陈峰、周梅华、郭冬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