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团长的正能量与负能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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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决各种售前和售后问题，到通过居委的层层审核，再到团长间的明争暗斗，在上海当团长，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悲喜与得失。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区正在“静默期”，“大上海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因为要禁止一切非必要的团购，我这个“非必要”的团长也终于可以歇一歇，捋一捋自己这段“团长”经历。

作为一个典型的魔都白领，每天埋头码字，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拾起多年不用的Excel软件做客户统计，设计送货路线图，大汗淋漓地送出100多份炸鸡可乐。更不要说口干舌燥的解决各种售前售后问题，通过居委的层层审核，以及团长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课。

夹缝之间

笔者居住的小区是一个2000年左右建成的“中年”小区，说它是中年小区主要是这个小区以独门独户的商品房为主，有子女的中产阶级和离退休人员是业主的主力。因为靠近菜市场和地铁，周边的商业较为发达，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可谓是居住幸福感很高的小区。

3月底，小区开始进入静态管理，前后门关闭，非必要不得出小区。南门是老人们平时去往菜店、超市、地铁的必经之路，门口短短200米的商业街，开满了几十家小饭馆、水果店、菜店、药店等商铺。疫情之初，一些店铺仍然保持营业，所以尽管被封锁，很多老人仍然可以隔着铁栏杆购买到各种物资。

4月初开始，那些窄窄的栏杆夹缝成了小区的老人们获取物资的唯一途径。每天早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声，对于不断飞涨物价的唠叨声，盖过了一阵一阵的鸟鸣，标志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婆婆偶尔会回来兴高采烈的跟我说今天抢到了便宜的鸡蛋，30个鸡蛋只比之前菜场买的贵5块钱；偶尔又会小声叨念着今天起晚了，没有买到小朋友想吃的苹果，渐渐地能买到的菜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老年人们的抱怨声隔着窗子都能听得到。

直到4月中的一天，随着警察们的到来，这窄窄的夹缝被新的铁板再一次封死，彻底断绝了和外面商铺的联系。那天的阵势很大，小区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峙了近两个小时，相互指责，一位沮丧的中年人夹在中间，低垂着头。

这位中年人是门口菜店的店主，每天半夜爬栏杆出去进货，早上隔着栏杆卖给小区的居民，夜晚再爬栏杆回来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被年轻人发现后被拦住并且要报警，老人们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年轻人不要多事。

一位老阿姨指着领头的年轻人说：“你们都会上网买菜，我们只能靠他们。他不能卖菜了，我们怎么办，去你家吃饭吗？”最终，年轻人并未妥协，叫来了警察。那时候，年轻人们或许并未想到，随着疫情的加剧，盒马、叮咚等他们赖以进货的平台也会逐渐关闭，在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有人会尝试着隔着铁门呼唤对面的商店，可惜已经没有应答。

团长生态图谱

4月中旬，疫情形势更为紧张，各大电商平台运力紧张，居委保供蔬菜供不应求，物资开始匮乏。小区的居民们开始扎堆想办法，一开始是业主群的扩充，然后是年轻人们带着先进的网购经验和团购技巧加入，后来老年人的子女们也远程加入帮助父母订菜。作为一个住着1000多人的小区，据说原先只有一个业主群，且不足200人，很快便扩充到了500人，然后到二群、三群、吃货群、买菜群、奶粉群……从代表小区业主去跟居委商谈保供菜的订购，到去找外面的渠道购买各种物资，一些居民很快行动了起来，各种团长层出不穷。

团购在这个时候有着先天的优势。首先是由于运力的匮乏，很多产品只接受大单购买，以社区为单位的团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聚集需求，并且由于都是邻居，很多老年人的菜可以通过子女或者邻居代定，并送到家门口。尽管只是有限的品类，抑或是高昂的价格，在物资最为匮乏的日子，却成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的“夹缝”。

为什么要做团长？有人是因为想赚钱，恐怕更多人是因为自家缺东西只能千方百计去找渠道。

以笔者为例，家里的娃因为乳糖不耐，平时只能吃奶酪片或者喝酸奶，酸奶是订的，奶酪片在超市唾手可得，并没有什么存货。疫情以后，牛奶都成了紧俏货，更不要说酸奶和奶酪片了。笔者加了无数个群，始终没有找到哪里可以买到奶酪片，终于在给无数个奶酪供应商挨个打电话后，找到了一家可以发货的厂商，回答说50份以上可以发货。笔者无奈组织团购，没想到有很多的妈妈都想要买奶酪片和奶油。听着那一声声的“谢谢”、“早就想吃奶油和奶酪了”，突然觉得因为封闭和疫情所造成的沮丧，在这一瞬间被治愈，我的团长经历也就此开始。

对于一个合格的团长，尤其是大小区的团长而言，“讲政治”是十分必要的。在野蛮生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小区内迅速产生了几十个团长，团购的货物也有所雷同；同时随着防疫政策的加强，各种团购的报备，物资的认定和配送；让团长们的影响力摆脱了微信群的范畴，团长们开始成立联合会，确定团购排期，与居委和物业打交道，确定封控楼的团购物资和分发方式。

一些团长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天赋”与物业和居委相处甚欢，从而垄断了大部分小区的团购物资；有些团长则通过丰富的资源，独占了小区某些品类的团购资源；很多小区制定了完备的“团购审批机制”并且规定每周开一次例会；还有些诸如笔者一类的“野生团长”则完全是随性而至，由于团购品类的飘忽性和随机性，则越来越被边缘化。

团长赚钱吗？不是所有商品的团购都有佣金，佣金的比例从0~20%不等，大品牌、必需品例如蔬菜和牛奶等产品的佣金往往比较低，而一些小品牌，非必需品之类的佣金则会比较高。以笔者这种“野生团长”为例，资源均为自己寻找自己联系的，其中奶酪片的佣金在8%，但一些例如炸鸡和咖啡的大品牌产品的团购不仅没有佣金，还需要团长去抢资源。如果你问我疫情结束之后还要不要做团购，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且不说挨家挨户送货的辛苦，仅仅是沟通和统计的成本就比平时的工作要辛苦很多。

疫情之中的人心真的是复杂，很多情感都是极端的，前一秒“风和日丽”后一秒可能会变成“暴风骤雨”。团长们更是因为寄托了团员们的期望，或是掺杂着各种利益而处在风暴眼中。有的团长采用高压政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一句价格高的质疑，组织群友把对方“网暴”；有的团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家家送牛奶送到夜里3点，第二天早上满屏都是感谢的表情包；有的团长则因为物资被封控不能及时到货而在群里不断道歉，失声痛哭。

也许有些具备资源的“专业团长”会在此次疫情中大赚一笔。但是，同样也会有很多的团长和我一样，只是单纯地希望在封闭的日子中，举手之劳的互助可以治愈已经疲惫沮丧的内心，单纯地想念狭缝中透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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