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贝弗里奇曲线”与劳动力市场错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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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与通胀有什么关系？如何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下控制通胀，同时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失业与空岗之间存在稳定的相互关系”，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针对这一规律提出“贝弗里奇曲线”，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与岗位空缺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该曲线为应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和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2022年5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通告中，鲍威尔主席针对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且“恢复强劲”的现实，给出了考察劳动力市场的参考指标和理论框架，即职位空缺率和“贝弗里奇曲线”。2022年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挑战，抑制通胀成为美联储第一优先目标。劳动力市场与通胀有什么关系？职位空缺越多是否代表经济越好？如何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条件下将通胀控制在2%左右的长期目标水平，同时实现经济“软着陆”？

美国劳动力市场呈“卖方市场”特征

2022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且表现出明显的供需失衡。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4月已下降到3.3%，恢复至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正常水平。2022年美国就业率（16岁及以上人口）3月和4月均已达到60%左右，数据已持平于2020年1、2月美国疫情之前。此外，2022年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16岁及以上）已上升到62%，而2019年非疫情年份美国劳动参与率平均63.01%，当前美国劳动参与率已恢复至美国疫情之前的98.27%。职位空缺方面，2022年3月美国非农部门职位空缺数为1154.9万人，是2020年3月的两倍；其中私人部门空缺1050.4万人，是2019年12月的1.8倍。即使是疫情之前一直低位稳定于70万人左右的政府空缺职位数，2021年12月以来也持续高于100万人。以上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劳动参与率恢复程度赶不上职位空缺增速。鲍威尔主席在5月议息会议提到：2022年4月美国平均每一个失业者对应1.9个职位空缺，同时1155万的职位空缺对应600万的失业者。

但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并不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职位空缺越多也不一定代表经济健康。2021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创造的岗位空缺有所增加，但美国空缺的工作岗位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受疫情冲击而被动空缺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损失主要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配或劳动力与岗位的低效匹配，以及劳动力与职位的同时闲置。岗位需求方面，一些接触型工作岗位因疫情大量空缺，疫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职位承载率。另外，疫情导致数字产业工人需求大幅扩张，但短期之内数字产业工人的供给难以跟上；还有其它类型的新经济创造的新增岗位短期内也难以找到技能匹配的工人；劳动力供给方面，一些低端工种、就业门槛低的熟练技术劳动力，因疫情期较高的美国联邦失业补贴，就业意愿下降；部分劳动力因市场薪酬整体提升导致目前岗位工作的机会成本提高而自愿失业或选择再就业；还有疫情期间因提前退休、健康因素等从劳动力市场永久消失的情形等等，疫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和不匹配。

尽管当前美国劳动参与率较2021年9月联邦失业救济补助结束时期有了较大提升，但还未完全恢复至疫情之前，这与职位空缺不断增加同时并存的现象，可归结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卖方市场”特征：即美国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卖方决定。此外，美国强大的工会力量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总体上疫情之后美国工资和薪酬水平整体有所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年4月美国非农和非管理类生产员工平均时薪较2020年3月疫情之前上升了12.3%，增幅由大到小分别为：娱乐业（20.03%）、制造业（13.33%）、专业和商业服务业（13.05%）、贸易运输和能源（12.43%）、金融活动（11.68%）、建筑业（9.19%）、信息（5.69%）、采矿和伐木（4.92%）等。疫情之后服务业时薪高于生产类时薪。

“贝弗里奇曲线”背后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周期和结构问题

疫情以来美国失业率持续走低，但职位空缺越来越多，因此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贝弗里奇曲线”所揭示的规律：即失业率与岗位空缺之间呈负向关系。疫情以来美国超级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支持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当一国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经济复苏形势较好，社会创造的职位空缺增多。反之，失业率高，经济景气度下滑，职位空缺也相应减少。与以往不同的是，2020年以来疫情导致美国劳动力供给曲线缺乏弹性，而美国打包的扩张政策之后逐渐复苏的经济使得劳动力需求富于弹性，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

另一个描述劳动力市场与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以美国疫情以来的数据检验并未失效。美国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4月的0.3%持续上升到2022年3月的8.5%；而美国失业率（16岁以上）失业率从2020年4月的14.8%持续下降到2022年4月的3.6%，表明疫情以来美国失业率与通胀之间存在反向替代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是有效的。但“菲利普斯曲线”不能很好的描述美国职位空缺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问题，政策可操作性相对有限。而“贝弗里奇曲线”可以通过岗位空缺分析美国劳动力结构问题，失业类型，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当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劳动力市场的新旧均衡点下新增加的失业人数即为周期性失业人口，曲线移动的其它情形可以分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2年4月美国城市失业率（16岁以上）为3.3%，其中非自愿失业率、自愿失业率、再就业失业率和新生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1.6%、0.5%、1%和0.2%。2020年4月-2022年4月疫情期间，美国城市总失业率下降11.2个百分点，但自愿失业率逆向上升0.2个百分点。疫情期间，城镇部分低端工种劳动力因较高的联邦失业补贴而就业意愿下降，还有部分劳动力因市场薪酬整体提升或工会力量强大导致目前岗位机会成本提高而选择自愿失业或再就业；疫情期间提前退休也是导致自愿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外，疫情提高了接触式工作的风险，降低了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意愿，以上因素导致美国城市自愿失业率逆向上升。

此外，2022年4月美国全社会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再就业和新生劳动力占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8.6%、13.8%、30.3%和7.4%，显示美国全社会非自愿失业占比最高。非自愿失业中，暂时性解雇和非暂时性解雇的比例分别为27.6%：72.4%。2022年4月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数的比重为35.2%，较2020年1月提高2个百分点。表明美国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是美国失业人口的主要来源。而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比重较疫情之前提升，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美联储一直强调的“劳动参与率不足”和“职位空缺过剩”之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美国非暂时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占比和总数均在增加，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创造有效工作机会的能力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只有新增部分是重新创造的，而疫情期间有相当部分是自愿失业而被动留下的，还有部分职位空缺是无效的僵尸岗位。美国“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掩盖了疫情之下美国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非自愿非暂时性失业人口的增加？首先，疫情期间因健康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以及公司倒闭等，一部分人被迫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其次，数字经济产业工人需求增加而接触式工人需求减少，导致美国结构性失业人口增多。由于疫情期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企业生产形式有所改变，对数字经济和无接触式生产方式、线上远程运作等商业模式要求陡增，这使得美国劳动力结构必须做出调整，而无法及时调整的行业和个人将被劳动力市场暂时或永久淘汰。另外，疫情提高了接触式工作的风险溢价，叠加疫情后美国工会组织议价能力提升，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当前所处岗位的机会成本提高，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再就业人口不断增加。2022年4月美国全社会再就业人口占失业人口的比重（30.3%）显著高于自愿失业（包括暂时自愿和永久自愿）占失业人口的比重（13.8%）。

最后，新生劳动力人口增加是美国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增劳动力占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从2020年1月的7.7%下降到2022年4月的7.4%。整体上新增劳动力占失业人口的比重与非自愿非暂时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小得多，可见，比美国劳动力参与率赶不上职位空缺增长率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非自愿非暂时失业人数占比过高，以及美国新生劳动力人口呈下降趋势，这是决定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长期变量。

劳动力市场影响通胀的路径

劳动力价格（工资或薪酬）向产品市场传导的路径，主要通过劳动力供需影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价格从而影响商品价格即通胀。此外，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形成的购买力也影响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需状况，劳动力市场通过这些途径传导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果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当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为0。显然劳动力、商品和货币市场的三重均衡是通胀的最优解。然而疫情之后生产力有所下降，美国自然失业率短期内有所上升，因此对于任意给定的失业率，工资都将上升，这符合当前美国的实际情形。此外，2020年4月以来得益于较好的股市行情，美国居民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获得的财富增加，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最后，疫情之下美国社会保障要求提高，变相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对应行业的薪资水平上升进一步推升了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上均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或供给推动型通胀。

美国劳动力需求格局在疫情之后有较大分化，教育和医疗供需错配最严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年4月美国私人部门职位空缺较大的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104.6万人）、专业和商业服务（91.8万人）、贸易、运输和能源（84.4万人）、休闲、酒店和餐饮（75.9万人）、制造业（50万人）。在后疫情时期，居民消费将从商品逐渐转向服务，接触式服务业需求将不断增加，而疫情又增加了接触式行业的从业风险，这导致教育和医疗、休闲、酒店和餐饮业职位空缺最多，相关行业劳动力缺口亟待回补。此外，当前美国供应链问题仍然严重，贸易、运输以及制造业职位空缺较大。建筑业职位空缺主要受益于美国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增加，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相对应的，相关行业的服务价格也有所上升：2022年4月美国运输项CPI当月同比19.9%，较2019年底上升18个百分点；此外食品制造和娱乐项CPI也分别上升7.6和2.8个百分点。

再次，失业率高的行业一定程度能反映该行业劳动力成本较高，这导致相关行业的CPI水平也上升。2022年4月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是休闲和餐饮（4.8%）、建筑（4.6%）、农业和相关劳动者（4.3%）、批发和零售（4.2%）、采矿和油气采集（3.4%）、运输和能源（3.4%）、耐用品制造业（3.3%）、非耐用品制造业（3%）等。而2022年4月美国通胀同比细分项中最高的是能源CPI（30.3%）、运输CPI（19.9%）、食品饮料CPI（9.4%）、房屋CPI（6.5%），可见与能源和运输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和油气采集、运输和能源和房屋失业率均超过全社会平均失业率（3.3%），因此美国高通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约束。当然美国很多接触式行业失业率较疫情初期（2020年4月-2022年4月）已有大幅下降，比如休闲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教育和健康等服务业已经有大幅下滑，反映在通胀上，2022年4月以上三个行业CPI已明显下降。

最后，工资——通胀螺旋预期的正反馈正在逐渐形成。2022年4月美国非农和非管理类生产员工平均时薪较2020年3月疫情之前上升幅度最大的行业分别为：娱乐业（上升20.03%）、制造业（13.33%）、专业和商业服务业（13.05%）、贸易运输和能源（12.43%）、金融活动（11.68%）等，薪资水平的提高将推升市场对工资——通胀螺旋的预期，这将进一步加剧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

劳动力市场实现“蛛网稳定型收敛”的条件

疫情和人口两大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弹性变小，而美国超级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的经济复苏使得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随着美国财政退坡，货币政策收紧，影响居民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因素逐渐回归均值，美国劳动力市场过热的情况将逐渐消退，这样工资率与劳动力供给的波动会越来越小，最后走向“蛛网稳定型收敛”，这将使美国“过热”的劳动力市场回归供需平衡。

2022年5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鲍威尔主席提出有一条道路可以实现“能平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之更为温和，并推低职位空缺率而不引发失业率的上升”，即“通过缓和需求，职位空缺率将大幅下降，使美国通货膨胀率和工资下降，而不引致经济的放缓，出现衰退，使失业率大幅上升”。可见鲍威尔主席解决通胀，保持失业率稳定的办法是缓和劳动力需求，降低职位空缺，使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自然收敛。换句话说，就是牺牲一定的美国经济，换来低通胀和平稳的劳动力市场。2022年一季度美联储结束Taper，并分别在3月加息25BP，5月加息50BP，并宣布2022年6月开始缩表，同时可能再加息50BP两次，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叠加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退坡，将导致就业市场劳动参与率逐步提升，居民储蓄下降。由于16岁以上的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而且缺乏弹性，新增劳动力供给缓慢叠加放缓的经济，将改善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降低薪资及工资-通胀螺旋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将重新回到一个更低的均衡状态，达到软着陆。鲍威尔主席提到的这种“软着陆”即是劳动力市场的“蛛网稳定型收敛”。

对中国的启示

疫情以来，中国存在失业率上升和大量职位空缺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没有出现“贝弗里奇曲线”揭示的失业率与空岗之间稳定的反向关系。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6.1%，是仅次于2020年2月以来的次高值。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4月高达6.7%，是201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城镇失业率尤其显著。按照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的100个职业排行”，职位空缺前十的行业分别为：营销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车工、保安员、客户服务管理员、快递员、保洁员、家政服务员、包装工。中国职位空缺较大行业主要集中在门槛较低，技术含量较低、接触式业务的行业。

中国政府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1100万人以上。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因此年轻人的就业压力较大。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失业群体——农民工。中国4月城镇失业人口中16-24岁人口失业率18.2%，是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此外，去年以来城镇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攀新高，2022年4月高达6.9%，远高于其他年份。由于疫情导致服务业、工程及制造业等停工，农民工隐性失业问题更加突出。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以及3、4月核心城市疫情，中国创造就业的能力有所下滑，而疫情又加大了接触式行业的停业和失业。而中国的高端制造如半导体行业职位空缺较大，这类产业工人供不应求。根据人社部一季度的通告，一季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计算机硬件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缺工程度加大。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业问题也不例外。由于疫情多点齐发，“动态清零”不定时静态封控措施使得社会生活和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广大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经营不稳定是就业不稳定的根本来源，稳住市场主体就是稳住就业，但稳住市场的关键是企业必须有正常的经营，创造收入，才能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和造血能力。其次，针对数量巨大的毕业生，鼓励高校主动对接企业进行线上实习、培训等，动员各方力量。职校、中专和高等教育应当加大非学术性学生的社会实际能力，同时提高“卡脖子”行业相关专业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切实加大“产学研”一体化。再次，利用水利、乡村振兴等工程建设项目，定向带动农民工就业；放宽技能型农民工城市就业社保和医疗条件；鼓励平台经济聘用年青的外来人口。最后，鼓励广大的青年下沉基层，灵活运用电商和在线营销等，做联络乡村与城市的中间人，发挥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的特色优势，服务中国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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