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停止、被迫居家、担心失业：疫情冲击下的“双城记”（组图）

早晨7点不到，左腿刚动完手术的张心一瘸一拐，从位于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的家里出发，她要先搭乘网约车赶往上海、昆山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照例在检查口排过长队后，她拄着拐杖步行近1公里，到了上海地铁11号线，从安亭站出发、再坐40分钟地铁，然后到达市中心的办公室。在这个一天中最有朝气的时点，车厢里出奇的安静，大部分人和张心一样，是每天穿越“双城记”的沪昆通勤族，还没进入工作场所，他们的脸上就都挂着疲惫二字。

这是今年2月至7月4日——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停运四个月后，沪昆通勤族每天的漫漫上班路。

28岁的张心，家住花桥，上海浦东新区上班，两地相距47公里，跨省地铁是她出行的方式，平均约两小时。2月，疫情突发，11号线昆山段停运，苏沪交界处开始设置检查点、核酸检测点。张心的上下班时间一下子延长到了4小时。

没多久，她就被迫居家办公，绩效工资砍半，房贷也还不上了。

11号线，是上海唯一一条跨省地铁，2013开通，直达花桥。随着交通便利，房价低的花桥成为越来越多沪漂安居的第一选择。据2021年底发布的《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往返上海、昆山的通勤人员约为6万，占上海跨城通勤总人数近75%。其中，又以花桥往返上海的人数为最。

每个工作日早晨，大批沪漂从花桥出发，搭乘地铁、驾驶私家车、电动车、自行车，前往位于上海各处办公地点。

然而，为了互相防止疫情外溢，过去四个月，上海、江苏各自设置了防控措施。数万名沪昆通勤族因此经历了艰难的上班体验，甚至出现了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的集体困境。随着疫情趋缓，11号线恢复，噩梦般的通勤成为回忆，但经历了这一切的张心仍忐忑不安，生怕旧梦重现。

而沪昆现象也并不独有，北京燕郊的通勤族也曾上演疫情中的通勤长征。

沪漂的选择：双城生活

2015年，从沈阳一所大学毕业后，张心开始了她的沪漂生活。

她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做信用卡地推——在商场、写字楼，向路过的人们推荐办理信用卡。她每天的行踪飘忽不定，往返于中心区不同的商圈和写字楼之间。那段时间，她每天要走几万步路去找客户，忍受大部分人不耐烦的眼神，碰一鼻子灰是常态。一天结束后，还得回公司参加培训，常常晚上9点以后才能下班。

彼时，张心住在闵行区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单间里，月租仅600元。便宜的房租相对的是偏远的地理位置、漫长的通勤时间，和繁复的通勤方式。下班后她得先坐地铁8号线直到终点站，再坐半小时公交车，到家常常半夜了。回到家的张心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瘫在床上。有时晚上睡不着，就会幻想自己住进大房子的生活。

之后她又陆陆续续搬了3次家，有时是房东要涨房租了，有时是房东要卖房。每次搬家，张心都得把所有东西重新收拾一遍，打包，再搬到新的地方，然后重新打开来再摆放一遍。

搬家次数多了，她就再也不敢买太多东西。家里总是空空的，像她的脚始终无法落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上。

她想拥有自己的家。

于张心而言，家意味着稳定的住所，父母在身边。

在陆续跳了两次槽后，她的经济情况才有好转。2016年10月，张心换了工作去做金融机构的销售岗，和银行合作。当时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红利期，入行没多久，她就签到了一个大客户，拿到了10万元佣金。她第一次有了可以在上海立足的底气。

2017年的春节，张心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身边。此前，父亲一直在做装修工作，年岁渐长，做不动了，张心给父亲在上海找了一份保洁工作。一家三口蜗居在浦东新区一个不到50平米的两室一厅里。那一年，她有了存钱买房的想法，一方面厌倦了总是搬家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希望给父母一个更安稳的环境。

张心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无法给她提供经济支持，只能自己攒钱买房。她给自己规定，每年必须得存10万元。这意味着在这个摩登城市，她只能买必要的物品，无法和同龄女生一样打扮时髦，即使月入2万，也从未买过一个超过5000元的包。

张心工资的涨幅，仍然赶不上上海房价的增长速度。2021年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统计，房屋均价每平方米近6万元，市中心徐汇区一平方10万起步，即使是偏僻的宝山区，房价每平方米也近5万。张心存10年也买不到20平米。更重要的是购房政策限制，对于单身的外来人口，她根本就没有购房资格。

这个超级大都市既包容又苛刻，它允许每一个人来，但高昂的房价和严苛的购房政策也筛掉了一批想留下的人。

而和上海安亭镇仅一马路之隔的苏州昆山花桥镇，就像是上海衍生出来的人工器官，承载着上海外溢的人口，维持着这个超载城市的日常运转。安居客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花桥的平均房价介于19534-19881元/平方米之间，仅为上海的1/3。

2013年11号线昆山段开通，直通花桥，更让这个小镇在过去十年换了新天地。商圈、网红楼鳞次栉比，楼盘越建越多。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大上海都市圈及苏沪同城化建设，都包括昆山，再给花桥镇添了把火。越来越多的沪漂穿越周边的郊区，迁往花桥。据花桥国际商务城公布的官方数据，花桥人口从2014年的13万，上升到如今约32万。

去花桥看过几次后，张心也选择了这里。她形容花桥安静舒适、道路非常干净。因为是新城，居住环境和绿化也比她曾经住过的上海老小区好。去年5月17日，张心终于在花桥买了9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购房加装修，前后花了200多万元，首付60万，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贷款。

张心目前住的小区

房贷压力不小，但张心算是安定了下来，有了自己的家，就意味着成为上海城市边缘的一份子。

对张心而言，住在花桥，意味着赚上海的工资，享受江苏的物价——这是她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花桥不属于上海市，可平日里从楼下光明路乘坐地铁，1个多小时就能直达上海市中心，谁会在意这行政上的分割呢？

没想到，入住三个月后，疫情来了。这让她突如其来地、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和花桥清晰的行政分界线。

每天五分之一的时间在上班路上

47公里，是张心从苏州昆山花桥的家到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公司的距离。对于两个城市而言，这距离几乎深入腹地，但对于沪昆两地的通勤族而言，则是每天近2个小时的通勤。

2月14日，受上海、苏州两地疫情影响，往来于沪昆的高铁、省际大巴、地铁11号线昆山段的兆丰路、光明路、花桥三站全部停运。大部分依靠公交出行的通勤族，只能先徒步或骑车通过沪昆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经过健康码检查后，进入上海界内，在安亭地铁站搭乘11号线地铁前往各处的办公地点。

张心的左腿1月动过手术，本来就行动不便，通勤时间又被拉长，她得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每天，距离检查站还有大几百米，她就看见了乌泱泱的人群。排队的人从人行道蔓延到了马路和绿化带。她已经习惯了人潮拥挤的烦躁，比烦躁更多的是疼痛。即使努力把腿往里收，还是免不了人群带来的磕碰，她也不敢停，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一路上，她憋得面色发青。

张心公司附近

张心工作的地方距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不到2公里，清晨时分，金融中心区里成千上万的办公族从地铁站散开，涌入一栋栋高楼。他们占据着国家开发银行的办公大厅、全球最顶尖投行的会议室，每分钟都有成千上亿的资金在这里流动，大楼里的人似乎控制着金融市场的命脉。进入121米高的办公大楼后，张心立马收起她灰头土脸、跨城通勤的疲惫，扮演起上海浦东金融中心月薪2万的金领。

但到了晚上6点左右，这份体面又会被打破。从写字楼出来后，沿着浦东大道进入地铁站，她又得加入浩浩荡荡的通勤大军，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排队、挤上地铁、再排队、过检查站、回到花桥。

3月，上海在短短1个月时间，感染者指数型激增。3月4日，江苏省苏州市发布重要提醒，强调暂不接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前往苏州，省外人员来苏州必须持有健康码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必须在24小时内在苏州境内就近采样检测。3月8日开始，从上海回花桥的沪昆通勤族，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做核酸。

正值当天下班高峰时间，核酸检测点布满密密麻麻的人，队伍顺着栏杆蜿蜒了七八圈，缓慢挪动了40分钟后，张心终于拿到一张绿色的小票凭证，上面写着“花桥区域核酸检测已采样”。凭借这张小纸片，她才被允许进入花桥。

核酸采样小票

“回家像是西天取经，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张心说，“每天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经常晚上10点以后才能到家，真的身心疲惫。”

3月14日，花桥居民的沪昆通勤之路彻底被疫情阻断，连忍受的机会也没了。早上5点左右，张心起床后，看到凌晨2点53分昆山市发布“疫情防控2022年第2号通告”，为防止上海疫情外溢进入江苏，昆山花桥地区全境于3月14日下午正式开始实行暂时为期一周的封闭式管理。

这意味着如果去上海上班，晚上她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张心急忙跟公司申请居家办公。

下午，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装上了防护栏。所有当天正常去上海上班、居住在花桥的沪昆通勤族们，被迫滞留在了上海。

如果被裁，房贷怎么办？

与上海暂停来往的时间里，因为没有业务，绩效和考核无法完成，张心的工资被砍了一半。她的收入仅够覆盖房贷和装修贷，连生活费都没有。在花桥居家办公的张心，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上海解封和复工的时间。

从5月初开始，就有上海解封的传言，一开始传5月18日，后来是5月26日，还有人说要再封一个月，每天小道消息只飞不落地。直到6月1日，静默了2个月的上海终于解封，宣布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部分上海企业也在端午节后要求全部复工。然而，张心的生活仍没有恢复正常。

花桥和上海之间，除了地铁、高铁仍然停运以外，还面临苏州对上海返回人员实施的“7+7”健康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从上海上班返回花桥，需要14天的隔离时间。

上海疫情之后，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削减人力开支。金融行业内卷严重，特别是销售行业。张心公司里的每个同事都挤破了头表现自己，尽量能加班就加班。张心担心如果继续被封控在花桥，公司会以无法到岗为由裁掉她。被裁了，房贷怎么办？必须回上海复工。

张心打算用老办法，从安亭检查站进上海，再从安亭站坐地铁回到浦东。但和3月份时不同，现在想过检查站，要先向社区申请离开花桥的通行证。

安亭动检站

办理社区的通行证，除了需要提供企业的复工证明、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之外，还要签署“在花桥兆丰路东线实施封闭管理期间，不再返回苏州地区”的承诺书。可是，按照上海的复工政策，企业不需要向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具任何证明，即可复工。因此，张心没能拿到公司的证明，通行证遇到了阻碍。

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任何一点小的意外都会让张心紧张。迟迟办不下来通行证，6月2日，张心开始向国务院小程序反映沪昆难通勤的情况，此后又打12345投诉，发微博。只有微博激起了一点水花。

6月5日，社区终于给她办了通行证。一大早，天雨路滑，张心和父亲终于踏上回上海返工的路。为了防止被滞留在上海，这天上班的张心拖着两个塞满生活用品、锅碗瓢盆的大行李箱，父亲则背着两个蛇皮袋大包。

5天前，张心联系好了一家中介，在上海短租一个月的房子。去年年底，搬进花桥新房的那天，张心还以为自己以后再也不用租房、搬家了。

上海的房租是4100元一个月，如果沪昆通勤迟迟不放开，下个月续租得涨到4300元。除了这份房租外，她还要还每月1万多元的房贷。就在前几天，张心因为房贷扣款没有成功，已经接到了银行的催债电话。后来她东拼西凑了近1万块钱，才勉强把房贷还上，并不得不向银行申请下个月房贷延期。

雨越下越大，路边黑车司机伺机揽活，他们可以把父女二人从检查口送到安亭地铁口，但这一公里路程，收费100元。

张心的父亲连忙摆手 ， 驮着两个行李 冒雨向 前走 。 雨水打在 父亲 的衣服上， 张 心 里 五味杂陈。 如果是以前， 她 定会花这笔钱，让爸爸少受点苦，但现在银行账户里空空如也。 她 只能默默跟着 爸爸 ， 从雨中往安亭地铁站走去。

进入安亭地铁站后，张心长舒一口气。终于回到上海了，至少工作保住了。

上个班，怎么这么复杂

张心期待的转折终于在6月20日到来。

6月19日下午3点，张心正在上海的出租屋里看工作材料，突然，手机一连串响起几个消息。打开手机，沪昆通勤的微信群里有人发了链接，是昆山发布“疫情防控2022年第103号通告”，宣布自6月20日起，对往返上海低风险地区的沪昆人员开放通勤。消息后面是一连串群友们欢呼雀跃的表情。

终于可以回家了。张心忙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发消息，把上海这房子转租出去，她刚住了2周，想试试能不能收回一半的房租。

然而，开放通勤并不意味着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通行，张心没想到，这次开放通勤要检查的手续，比三个月前更加复杂。

恢复沪昆通勤的第三天，安亭检查站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晚上7点半左右，张心从安亭地铁站出来，打算坐朋友的车回家。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她们在车里等了至少40分钟。

检查口只开放了两个，卡口处，工作人员要逐个检查苏康码、24小时核酸证明。有的人因为核酸是在上海做的，苏沪两地的核酸检测结果没有相互绑定，给工作人员检查时，得先打开上海的随申码，查完核酸后，退出，再打开苏康码，遇上网不好，一个人都得花费好几分钟。这就是当天拥堵的原因。

如果要走人行道，则需要检查“沪昆通勤码”。通勤码需要在APP上填报个人信息、承诺书、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资料办理，而每次有效期只有24小时。

虽然通勤恢复，但张心的生活没有变得更轻松。她得6点左右起床，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做核酸，这样结果大概率可以在下班前出来。下班以后，她再凭借这个结果通过检查站。等到晚上十点以后，她才能去申请“沪昆通勤”电子凭证，11点审核通行证下来，这样持续到第二天下班时凭证还有效。

张心精心计算过，这是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否则可能得面临一天不止做一次核酸的麻烦。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半个月，直到7月4日，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终于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停运状态。沪昆通勤族们翻越检查站，排大队、查通行证、24小时核酸结果重重关卡的生活才告一段落。

3月份前后的沪昆通勤状况

直到这个时候，张心才算是恢复了疫情前的生活。

然而，短短一天之后，宁静再次被打破。

7月5日，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1例。7月6日，上海市社会面又新增2例本土确诊。下午，张心所在街道又被上海划为中风险区。担心变故，张心打算在上海的酒店住一晚。但晚上8点左右，接到花桥社区电话，通知她回去做核酸，做完核酸拿到凭证后才能再离开花桥，她又不得不连夜赶了回去。

凭借核酸凭证才能出入花桥，时间似乎又回到了3个月前的循环。

看似恢复正常的上海和花桥，链接仍旧脆弱，经不起几个新增病例的出现。

疫情还在继续，张心的心不得不继续悬在空中，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地铁停运、封控、或是另一条长队，以及随时被打乱节奏的生活。

为何大都市经济圈内，仍有“楚河汉界”？

过去三个月里沪昆通勤族的困境，其实是疫情的特殊历史时期下，中国双城生活群体的普遍困境。他们需要频繁往来于大城市和周边小城之间，连接工作和生活。

往返于北京、河北燕郊的通勤族们同样如此。燕郊是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县下辖的一个镇，与北京通州只有潮白河之隔，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5千米，因为便捷的交通和与北京巨大的房价落差，成为很多北漂安家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往返于燕郊与北京的通勤族有30余万人。从2020年疫情开始，他们也经历了交通阻塞、排几个小时的队查核酸后才能通过检查站、不允许进京等等问题。

“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和核心，在疫情防控政策上如果割断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不仅对上海疫情防控不利，对长三角经济发展也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6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赵大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两地通勤有关的疫情防控政策，必须由两地有关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基本原则是要执行离沪和离昆相同的防控政策，不能因政策不同，给通勤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具体来说，长三角区域应该建立起新冠疫情的早期预警、监测机制和网络，尤其是对于低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划分，首先要在长三角地区达成共识，但凡低风险地区，在长三角应都可相对自由的流动。

还有学者指出，疫情下的双城生活人群通勤难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省际壁垒影响下，都市圈或一体化建设的不足。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李杰伟说，“以沪昆为例，虽然两地交通便利，产业互相依存，但两地的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等并没有完全打通。”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又因政策差异，两地之间生生画上了“楚河汉界”。

此外，各省在协同发展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地的利益，我国的政策规划、实施等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跨省的政策协同成本较高。对比之下，同处于广东省的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的情况可以由省级政府去统一协调。

今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特别提到了协调跨省级行政边界的资源配置。

“上海和昆山应该在疫情后以更大力度联通和开放。”李杰伟说，上海和昆山花桥可以作为试点，以大上海都市圈而不是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规划，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通勤问题，区域间的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也可以加快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