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填志愿，如何利用经济学决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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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长周期准备过程，填志愿却是短时间决策：高考至少是两代人努力，临门一脚却匆忙决定。在关系家族前途命运决策中，应考虑什么？

每年高考过后，网络总不乏考生家长在孩子人生规划、学校选择、专业方向等发展抉择方面的求助信息。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高考无疑是孩子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若说其在国人眼中的重要性，恐怕不亚于投胎。2022年“年度国剧”《人世间》中，高考、过年、搬家似乎是平民家庭日常最重要的事情。而让人们觉得剧中出自“光字片”的周家成为“人生赢家”的，还只不是后面子女在仕途或者财富上的成功，而是周家两代四人中，两个考上北大、两个考上清华。

这就意味着，高考不仅是“知识改变命运”，或者说阶层跃迁那么简单，其本质上与科举考试中举一样，是一种家族兴衰的象征，是一种长周期的决策。对于真正的高净值人群，还有家族财富传承和规划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高考有了对普通欲望和世俗生活的“超越性”，成为一个成功的“推迟满足感”的制度设计与代际传递的竞争，从而具有极为稀缺的、普通人也可以企及的“长期主义”特征。“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与“富不过三代”的箴言同时存在，其中深意值得细品。

然而，中国一流高校对考生的选拔极为苛刻。以高考人数第一大省河南为例，该省2022年考生为115.8万，文理科录取难度均加大，211高校录取不足3万，录取率不到3%。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高考的长周期准备过程与填报志愿的短时间决策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从小学到高考十二年寒窗准备仍然不足以表达其准备的时间长度——前面可能还有至少两代人的努力，但最终临门一脚往往是匆忙中的决定。“投胎是门技术活”，由于其重要性及潜在的收益和风险，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已经成为一个行业，而且整治“填报志愿天价服务行为”的新闻不绝于耳。

在关系家族前途命运的长周期决策中，首先考虑的是回避风险，可是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决策风险无处不在。大多数人克服决策焦虑症和“选择困难症”的不二法门就是追求确定性，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稳定。因此，计算机、金融、电子信息等热门专业及毕业后的公务员、央企、投行等职业选择似乎成为优秀学生的必然。也就使“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在优秀学生群体中进一步加剧。否则，易烊千玺等明星考编国家话剧院就不会上热搜。况且，经济学认为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好奇心和多样性的丧失使为回避风险舍弃的机会、付出的代价近乎无穷大，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人与人最大的差别来自观念，或者说是意识不到观念的差别。针对此种状况，可能需要更新思维从长计议。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当下，对具有确定性的长期因素的把握显得极为重要。笔者给出的一条最明确的建议就是：城市或地域的选择比学校甚至专业的选择更重要。

古往今来，人的命运与城市早就连在了一起。而且，城市的选择应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发展目标相联系。如果在政治、外交上有抱负，北京当然是首选；如果想在金融、法律上拥有国际化视野，香港、上海当仁不让；如果个人有很强烈的创业潜质和发展个人企业的目标，深圳、杭州都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城市。城市作为人类分工和交易的节点，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存在越来越集中化的趋势，也就使各个城市之间的学习、工作产生越来越大的生态差异。所谓适者生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是不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这种选择相当于“用脚投票”，是人们用自己和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做出选择的结果。

从笔者个人经历而言，当年做出了南下深圳的决定，即受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一书启发甚大。这本书指出，创意不只是关于稀有艺术天分和文化财富的事情，而是各种生态学要素的丰富混合体，主要包括“多样、改变、学习和适应”。只有当生态系统许可的情况下，创意才会存在，并通过“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而变得繁荣。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将这种生态的概念从组织拓展到了社区、城市，提出“创意资本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由创意人士驱动，他们选择的地方往往都是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以及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地方。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硅谷这样一个在传统意义上偏远的地方能够崛起为世界创新之都。。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地理因素从来都是决策中的重要依据，而迁移也是人类得以不断进化的重要条件。往大的说，与时间、空间相关的学科分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历史学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历史规律与科学规律具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历史学相比，地理学和地理因素显然被低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地理学看做是一门关注数学、道德、政治、商业和神学领域的空间差异的学科，曾经倡导地理教育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并将地理学视为整合世界知识的载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地理学及其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也被普遍视为一门核心的学科。而且，由于近年来全球化突进带来的错觉被打破，地缘冲突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被人们重新发掘。

1985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并且又在7年后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显然是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具有确定性的政策信息。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一部分地区”变化更大。时至今日，深圳的人均GDP是四大一线城市中最高的，已接近韩国。2021年，深圳市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500家，总市值比上海和广州之和还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在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到底是哪些地区会先富起来，更遑论居家搬迁，也就失去了一次通过地理决策改变命运的重大历史时机。

区域、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人口、环境、资源等自然禀赋其实都有公开透明的统计数据和政府规划、政策支持，这种经济地理因素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确定性稳定性背后，还有一些强有力的经济学规律支持，从而使之在决策中具有普遍意义。

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最为典型，他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就是《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保罗.克鲁格曼的基本观点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地理因素使资源配置产生的回报出现分化，差异会越来越大。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目前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深港合作，经济地理因素的“报酬递增”正是其理论基础。

“报酬递增规律”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现实经济生活和决策中，“报酬递增”现象不仅存在于地理因素，而是广泛存在。比如，高考本身就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时点，而人力资本具有典型的报酬递增的特征。研究人力资本的西奥多•W•舒尔茨、加里.S.贝克尔等经济学泰斗，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报酬递增不但重新定义了资本、组织及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种通过不断学习和涌现创意实现“加速回报”的新的商业法则。在我看来，这才是“长期主义”的实质。相比而言，望文生义的将“长期主义”理解为“坚持就是胜利”，以及由此带来的错误是致命的。

“学习曲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长期主义”带来的报酬递增。“学习曲线”也被称为经验曲线，这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布鲁斯•亨德森、贝恩、罗姆尼、内塔尼亚胡等在美国海军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最开始，他们发现一个规律，每当产品或服务的销量翻一番，其制造成本就会下降大约20~30%。表面上看是销售额带来的规模效应，但实际上是企业及其员工对知识的经验的积累可以获得加速回报。该理论认为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再产出规模和销售额增长的同时，企业家的知识也会保持增长，而且有可能在一个阶段后会获得加速回报。更为人熟知的摩尔定律、复利思维只是学习曲线在IT行业、投资领域的具体案例，这为报酬递增规律在创业乃至整个商业社会中所起的基础性地位提供了一个视角。

“形势比人强”，对国家战略和行业政策的把握也是决策的长期因素——当然，这更接近于战术层面。多次“走在崩溃边缘”但总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俞敏洪最近坦言，新东方过去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判断来自“未来至少十年，中国一定会支持优秀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并且鼓励他们回来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而现在“东方甄选的事情，我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国家这一年说的最多的就是振兴农业。那么振兴农业就变成了我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

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正确地指出：自然起作用的生产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起作用的生产显示报酬递增的倾向。“长期主义”带来的报酬递增最终与人相关。巴菲特说，他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毕业后应该到哪工作呢?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为你钦佩的人或组织去做事“。笔者认为，这正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供青年朋友参考的长期决策法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执行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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