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拜登会谈之际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何现在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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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融时报》当地时间18日报道援引6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在今年八月率团访问台湾。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通话，并可能讨论放宽关税和台湾紧张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接受ABC中文采访，谈佩洛西为何在此时访台以及此举对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有何影响。

佩洛西是美国政治架构中排名第三的政治人物，她原本四月访台， 结果感染了新冠病毒，导致行程取消。麦卡锡认为，佩洛西现在访台的一部分原因涉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压力，要对台湾的情况本质上显得友善。考虑到公众对台湾和中国的情绪，而美国11月的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麦卡锡说。

“我认为美国政治家在国际上所做的任何事情，国内政治总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鉴于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脆弱性，如果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会非常惊讶。因此，我认为此举是出于她所持的个人观点加上政治[因素]。”

上周（7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科罗拉多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并表示拜登政府将致力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性”。

麦卡锡认为，佩洛西访台不一定意味着“否定”美国当前所持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

“访问台湾不一定意味着美国承诺在发生敌对行动的情况下积极保卫台湾，这两者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但它确实意味着，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的总体政策某种程度上正在被削弱，”他说。

“我认为人们必须从这次访问中解读出这一点。但这不一定是与该政策决裂。”

四十年来访台的最高级别官员

佩洛西此行将成为自1979年华盛顿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在职美国官员。

上一次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访台是在1997年民主党籍总统克林顿执掌白宫之际。当时，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前往台湾会见了领导人李登辉。

但与克林顿和金里奇不同的是，佩洛西和拜登同属民主党。当拜登被记者问到佩洛西计划访台时，他公开表示，军方认为目前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麦卡锡对此表示“惊讶”，并指出“军方通常不会在这种问题上被引用”。

“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政府不认为[佩洛西]议长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是可以释放的最佳信号。我认为这实质上是他们要表达的，”麦卡锡说。

“他们把国防部作为这种说法的工具。但我想你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杰克·沙利文]、外交部和国防部都是同样的观点。”

麦卡锡指出，整个民主党内对台湾战略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但美国的体制允许国会与白宫采取不同立场。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更同情台湾的情况。另一些人会说，我们需要保持战略上的模糊性，因为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关系保持一种平衡是很重要的，”他说。

“尽管佩洛西[和拜登]是同一党派，但她身属美国国会。而美国体制的运作方式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可以采取与民主党总统不同的立场。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周（7月25日）被问到佩洛西访台一事时表示，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并称中国正“严阵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赵立坚在新闻会上说。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和外交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尚未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作出正式回应。

美中关系与区域安全再成焦点

本月早些时候（7月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晤。

这是一个月内美中高层之间的第五次交流。预计本周晚些时候，拜登还将与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上次美中两国元首电话会谈是今年三月，当时双方的视频电话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

麦卡锡表示，佩洛西计划访台对美中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来说将是“一个障碍”。

“它将会是中国方面认为的糟糕的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反对，毕竟佩洛西是排在副总统之后的第二位[继任总统]。

“但这与政府的政策还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们需要明白，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相信中国政府中那些了解美国的人会理解这种区别，”麦卡锡说。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前撰文称，佩洛西访问台湾之举不仅“鲁莽”且“有挑衅意味”。

“如果对局势判断失误或处理不当，那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繁荣和秩序（首先是对台湾）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基廷在文章中说。

基廷表示，几十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了“唯一现实的选择”，“我们鼓励双方以确保和平解决的结果始终存在的方式管理局势。”

麦卡锡在采访中说，他并不认为这一连串事件像基廷所说的那样迅雷不及掩耳，但他认为这将使事情变得更困难。

“它将在某种程度上干扰美中之间实现更好关系平衡的努力。不过我想说的是，在这种平衡的干扰和敌对行动之间必须经历几个阶段，”他说。

“它将削弱战略模糊性的政策。但我不会说那会自动导致敌对行动和撤退，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事情必须还要走得更远才能到那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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