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博士泛滥的真正根源，扒开中国高校“崇洋”基因（组图）

最近，陈春花的学历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你未曾了解事情全貌，可能会困惑两个问题。

陈春花怎么就被称为“华为的女军师”？

这个在爱尔兰欧洲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究竟有无真才实学？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2017年年初，陈春花通过社交平台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记述她和其他教授一起拜访任正非并开展交流的经历。

她在文章中提到了一句话：“坐在任先生亲自驾驶的汽车上，更深地敬佩任先生。”

一句不经意的描述，被自媒体解读为“任正非甘愿为陈春花做司机”，成全了一场长达六年的流量狂欢。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目前大家都已知道，所谓爱尔兰欧洲大学，名头很响亮，实则是一个连校址都没有的“家里蹲”机构。

就在陈春花博士学历遭到质疑后，她所任职的院校在第一时间删除了她的教育经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是直接对她作停职处理。

对于仍留在网页上的长长一串成就清单，我们并非专业人士，难以进行评判。

但翻开删减前的履历，可发现陈春花是198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考录取率为2.4%，考上一所日后的985大学，说是万里挑一毫不为过。

2000年，陈春花获得硕士学位，其就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年QS亚洲排名第一，同在榜单上的清华大学排名第5.

单凭这两段经历，不能证明陈春花的学术能力，但至少说明她也曾是千军万马中，走过独木桥的那一个。

而这也引出我们今天真正想讨论的问题：

为何这种处于学术金字塔顶端的人，也要去国外糊弄一个没有任何含金量的博士学位？

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那样：

“查出陈春花一人不是问题，问题是由此查出一堆问题。”

回顾眼下这场闹剧，陈春花的出圈，不过是在这流量至上的时代，又一个人被成为神坛上的匆匆过客；

而陈春花的翻车，折射的却是根植于国内高校体制几十年来的刻板和盲目。

在不健全的高校发展和考核体系下，陈春花其人其事，不过是冰山一角。

#01

国内高校的“崇洋”基因

国内高校的发展道阻且长。

建国前各院校饱经战火，虽有许多知名学者涌现，奈何科研条件实在有限。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目睹童第周，利用雪天时的光线在显微镜下做胚胎试验，诧异地问：“你那些论文里的实验，都是用这种设备做的？”

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李约瑟深感不可思议。而这种不可思议，只是那个时代国内院校的缩影。

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却又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走了许多弯路。

先是1958年，部分大学取消教授评级制度，将普通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统一称为教员。再到1966年，大学毕业考核制度被认为是资本国家的糟粕。

其结果就是，国内大学生毕业不用搞毕业设计，不用写毕业论文。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高校发展重新步入正轨。一群高等教育的未来掌舵人，一边感慨 “而今迈步从头越”，一边迫切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为此，他们为高校发展设立了许多指标，其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就包括教师的资历背景，和学校的国际化程度。

这种指标自然不能说是错的，可一旦用力过猛，就很容易剑走偏锋。

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指出：“国内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引入都是假的，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只来了一两个星期，干了一些二流的研究工作，却拿走不少于100万元的一流年薪。”

而近几年，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纷纷抗议，原因是学校对于海外留学生的超国民对待。

这些海外留学生在本国连普通大学也上不了，却只要经过简单的语言考试，就能来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并且获得远超国内物价水平的助学金。

颇为讽刺的是，国内高校拼命招收低质量的海外留学生，但根据去年《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我们自己的高水平博士中，却有79.4%留在了海外。

高校管理者的盲目崇洋，没有带来西方先进的办学理念，只是用各种看似高端的字眼，装裱起脆弱的空中纸楼。

而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包括花钱从国外买学位。

回到陈春花教授荣获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学位的2001年，值得注意的是，那也是她荣升华南理工大学副院长的时候。

作为985高校的副院长，博士学位必不可少，但问题是前一年她才刚刚硕士毕业。按照博士从入学到毕业的标准流程，陈春花最早也只能在2004年竞选副院长一职。

而海外留学和博士学位，这两个原本用来衡量教授乃至高校实力的指标，就这样成为陈春花个人晋升的铺路石。

聘请欺世盗名的洋教授装点门庭，招收不学无术的洋学生彰显国际化，购买毫无价值的洋学位平步青云。

崇洋不是错，承认差距才能有所进步，但寄希望于通过崇洋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只会让所谓的“推动国内高校国际化”和“培养高学历教研团队”，沦为各取所需的一笔笔生意。

而在这满地狼藉中，如果人们眼中的一流高校也未能独善其身，又何以指望更多苦苦挣扎的院校出淤泥而不染？

#02

“水博士”背后的无奈

自从1999年国内高校扩招以后，全国本科录取率由5%，一路飙升至今天的80%，但这背后是高校资源分配的不断失衡。

今年公布的高校经费排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顶级高校的经费预算，全部超过100亿。

相比之下，2021年中央给到其他2000所地方高校的财政经费，总数也才100亿。

预算有限，建设投入就有限，从而更难吸引生源，大部分院校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想要在夹缝中求发展，就只能设法提升学校档次，争取更多资源。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院校升格”，就比如“某某学院”升格为“某某大学”。

前段时间因批量录用菲律宾海归博士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邵阳学院，早在2012年就开始筹备改名“邵阳大学”。

改名第一步，是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为此，邵阳学院在一年内开设了食品工程和机械与能源两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这样还不够，高校申硕还得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博士学历教师占比超过25%。

邵阳学院一度在全国范围内，积极聘请博士毕业生，但囿于有限的招聘预算和偏僻的地理位置，抢人大战往往铩羽而归。

两年前，邵阳学院校长彭希林召开动员大会，将更名大学当作军令状。但其实，博士学历教师的占比问题，仍没得到有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邵阳学院还有另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将现有教职工培养到博士毕业。

此时距离邵阳学院开设硕士点，已过去8年，如果10年内学院还未申请称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那么已有的硕士点会被取消。

不能招收硕士，学校从“学院”升格为“大学”，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邵阳学院不可能送走一批教职工，然后等上三、五年，直到他们获得博士学位。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希林等学院高管会将目光由国内转向国外，最后锁定QS亚洲排名601（共650所大学）的菲律宾亚当森大学。

今年7月7日，邵阳学院公示了一则人才引进名单，其中23位“海外人才”均为菲律宾亚当森大学毕业的博士，聘请费用总额超过1900万。

这份公示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一片哗然，但这并非是邵阳学院独辟蹊径。

几乎同一时间，邢台学院也被曝出在去年连续招聘13位女博士，这些博士的毕业院校均来自韩国，且院校排名极为靠后。

一位刚本科毕业的网友，在这条新闻下留言：”能公示名单的，算是不错的了。”

不用学习外语，不用专业考核，连毕业论文都能花钱请中介代劳，在这种环境下速成的海外人才，能如何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可想而知。

在我们看来，将本该用来提升教学质量的钱，用来水学历、改校名，无疑是对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可事实上类似的质疑，早在30多年前就由华师的校长章开沅发出过。

彼时华师还只是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坚持认为：“不会执着改名，叫学院未必代表水平低！”

在章校长发表这段振聋发聩的讲话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顺利更名华中师范大学。

由于保留学院的名号，华师在教育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被许多不入流的大学甩在身后，最终教育局亲自下达指令，催促章校长改名。

清醒如章校长，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更不要说强求地方院校争做务实派。何况一个学校的博士比例，在当今高校的考核体系中，远不止关系到改名。

邵阳学院的一位老师在采访时说：“一份国家课题申请下来，经费从20万到200万不等，可如果实验团队里没有几个博士坐镇，连初筛都过不了。”

邵阳学院“水博士”事件后，校长彭希林遭到免职处分，网友拍手叫好。

但问题不是免职一个校长就能解决的。只要形式主义之风继续身盛行，而高校仍要生存，就会有更多邵阳学院涌现出来。

#03

“纸面名校”下的困境

20世纪初，印度经历一场大规模蛇灾，遍地流蹿的毒蛇，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威胁。

印度政府为整治蛇灾，设定了一个指标，规定各县市定期捉到符合指标数量的蛇，超出有奖励，没到要惩罚。

以正常逻辑来考量，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法令推出的前两个月，也确实让当地蛇灾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蛇群数量很快出现反弹，等到法令颁布一周年时，印度各地蛇群总数甚至已是此前的2.4倍。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当地居民发现，捕捉野生蛇费时费力，还十分危险，于是他们想到自己养蛇，再拿家养的蛇去交差，如此就能简单迅速地达成指标。

提起这个案例，是因为这和国内高校的考核指标如出一辙，尽管出发点是积极正向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说到底，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解决一个问题，总会引发新的问题。而一个较为完备的发展体系，必然需要长年累月的积淀与试错。

就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有着两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培养出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4位菲尔茨奖获得者。正是凭借这份底蕴，“学院”二字从来无损于其在学术圈的地位。

反观国内，近十年由学院升格为大学的院校超过300所，博士人数增长近百万，被收录的论文数量累计339.7万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单从学术指标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完全是用短短十年，赶超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年里中国高校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只增加8所；而对于最能体现论文质量的引用率，则被曝出通过国内学术圈相互引用来刷高数据。

北大生命科研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曾说：“数据不代表实力，数量只为质量服务才有意义。”

大学者非谓有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如果各大高校的主要精力，被用来打造纸面上的名校，而不是培养大师，那么即使再如何强调走向世界，设立各种严苛的考核指标，结果也只会和初衷背道而驰。

身为普通人，我们中大多数仍要通过高校走向社会，想要的无非是一个求学求道的大学。

可当我们还在为毕业论文熬夜时，有人用钱买来一纸文凭成为堂堂院长，有人拿教学经费培养“水博”来完成指标，这不仅是对高等教育的扭曲，也是对默默努力的平凡人的践踏。

要逐渐改变这样的现实，需要的不只是更有力的监管，而是一个让国内高校不必对崇洋汲汲以求，不必对校名耿耿于怀的发展环境。

建设这样的环境，是一条漫长的路，却也是唯一值得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