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美国对伊朗有哪些误判？（图）

尽管核计划让伊朗轻易损失了2000多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而且也没能阻止据报道以色列在德黑兰的核地点进行的明目张胆的暗杀和破坏行为，但美国越是致力于外交努力，伊朗妥协的紧迫感就越低。即使核协议重启，德黑兰的世界观也不会变。

多届美国政府都曾试图胁迫或说服伊朗重新考虑其革命的精神特质，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对于一个以打击美帝国主义为组织原则前提的神权政府来说，美伊关系正常化可能会严重破坏它的稳定。

问题就出在这里。总的来说，美国一直在寻求与一个显然不想与之接触的政权进行接触，寻求孤立一个在孤立中蓬勃发展的统治政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政权展示出它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无法忽视、教条到无法改革、残暴到无法推翻、庞大到无法完全控制的程度。

一个明智的美国政策必须协调抵制伊朗的短期目标，即核野心和区域野心；同时又不妨碍长期目标的实现，即建立一个由人民的国家利益而非统治者的革命意识形态驱动的伊朗代议制政府。

在伊朗革命精英的零和世界观中，开放国家可能会带来削弱他们私人小帮派的竞争。对伊朗的许多政治和军事精英来说，权力之争不是关于革命意识形态或伊斯兰教，而是关于谁控制这个国家的巨大资源。

“革命之初，这个政权的普通成员中有80%是满脑子教义的信徒，他们对全球现实一无所知，还有20%是骗子和变色龙，”伊朗国内的一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有的已当上了高官。“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20%是信徒，80%是骗子，他们当官是为了追逐财富和特权。”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尚未得到充分了解的悖论：对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核野心和区域野心所需的迫胁性政策（比如制裁），可能会在无意中加强而不是削弱伊朗政权对权力的控制。

当特朗普试图用朝鲜可能拥有的财富愿景来引诱金正恩时（特朗普曾告诉金正恩，“你可以在那里盖世界上最好的酒店。”），这名朝鲜领导人没有被打动，没有结束自己的核计划。独裁政权的自身利益与被其统治的人民的福祉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尽管制裁迫使敌对国家付出高昂代价，但制裁本身并没有太多推翻威权政权的有力记录，可能南非除外。事实上，一些国家甚至从其政治孤立中受益。

演员西恩·潘曾与已故的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见过面。在一次晚宴上，他告诉我，“菲德尔喜欢开玩笑说，如果美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他会在第二天做些挑衅的事情，让美国恢复制裁。他明白自己的权力在（与国际资本主义和公民社会隔绝的）孤立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

与卡斯特罗一样，哈梅内伊也明白，他的神权政治面临的更大危险不是全球孤立，而是融入全球。当孤立让国家变得过于虚弱时，哈梅内伊愿意考虑某种作为释放阀门的战术性交易。对哈梅内伊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恰到好处的孤立。哈梅内伊既不想让伊朗变成朝鲜，也不想变成迪拜。他希望能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在全球市场出售伊朗石油，但也不想让伊朗完全融入全球体系。

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对我说过，哈梅内伊曾经告诉他，伊斯兰共和国需要与美国为敌。哈梅内伊从未掩饰过他对美国的猜忌。他曾在2019年说，“至于美国，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与美国的谈判只会带来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虽然哈梅内伊对美国的敌意无疑是认真的，但这也符合他的自身利益。他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革命的核心原则。对这些原则中的任何妥协，都会破坏伊本·赫勒敦很久以前就观察到的、对任何政权的长期存在都至关重要的集体团结。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一书中写得简洁明了：“在所有推动团结的作用力中，仇恨是最好用和最全面的。”他还说，“群众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壮大，不需要相信上帝，但从来都少不了相信有个魔王。”

如果伊朗的革命精英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为什么美国不直接恢复与伊朗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假设美国有能力单方面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伊朗没有接受或拒绝的能力。

冷战时期，美国在莫斯科有持续的外交存在，而且拥有数千名训练有素的俄罗斯专家，相比之下，自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以来，美国政府在伊朗处于缺席状态，几乎没有在该国打交道的经验。

这种疏远和缺乏了解助长了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所说的“战略自恋”，即仅仅通过美国行为的棱镜来感知世界事件的趋势。自由主义者经常争辩说，与伊朗接触可以软化其革命意识形态，或增强温和派的权力。保守派则认为，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可能会迫使伊朗放弃其意识形态，或者担上政权从内部瓦解的风险。这两种方法都没能奏效。

自1979年以来，除了乔治·W·布什政府，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试图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吉米·卡特政府试图通过分享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计划入侵伊朗的情报，取得伊朗新革命政权的信任，但这些情报没有引起重视。罗纳德·里根向伊朗政府发了三封信，均未收到回复。乔治·H·W·布什的就职演说向伊朗传达了一个信息——“善意会产生善意”。比尔·克林顿希望2000年在联合国会见伊朗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

巴拉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说，他给哈梅内伊写了多封私人信函，得到的回应是建议美国如何“停止再做帝国主义霸凌者”。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暗杀了伊朗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据一名伊朗官员称，即使特朗普也至少八次提出与哈桑·鲁哈尼总统会面的请求。

相比之下，从未有过伊朗最高领导人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提出与美国官员进行公开或私下对话的已知例子。最近，他禁止他的外交官与从事核协议重新谈判的美国官员会面。哈梅内伊认为，与美国的和解对他构成的生存威胁远大于双方冷战的持续。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也曾犯下灾难性的错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将伊朗的什叶派神权政治传播到伊拉克，并促进了伊朗在地区的崛起。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核协议的主要结果却是伊朗拥有更先进的核计划。

如果美国与伊朗的接触尝试基本上没有得到回报，而美国胁迫伊朗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那我们该怎么办？

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改变伊朗政权的性质或美伊关系。伊朗做出有意义的妥协的例子不多，但几乎所有例子都是因为类似的情况：持续的全球压力与美国严厉的外交手段相结合，以实现具体解决方案。就核协议而言，这意味着约束它，而不是消除它。同样的公式应该适用于约束——尽管不是消除——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

知名欧洲外交官罗伯特·库珀曾参与伊朗谈判，他敦促保持战略耐心。“革命政权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他告诉我。“他们不想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世界。认为你可以改变他们是没用的，但是当他们开始怀疑或放下他们的革命，时机可能就来了……那时你就可以行动了。”

哈梅内伊没有公开表现出任何疑虑，但当他担心政权的存在受到威胁，而且有一条安全的撤退之路时，他会展示出战术妥协的能力。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是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的外交缔造者之一，他写道，该协议是由“强硬的外交、制裁的经济影响力、国际共识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可能使用武力的军事影响力”催生出来的。今天，外交没有强硬，制裁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国际共识更难达成，德黑兰似乎相信拜登总统没有兴趣在中东再次发起军事冲突。

过去四十年来统治伊朗的文职政权病入膏肓，但它仍继续存在，部分原因是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它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是因为它有充分理由担心这样做会加速它的死亡。伊朗经济的天启四骑士——通货膨胀、腐败、管理不善和人才流失——普遍存在。伊朗与该地区的其他势力——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之间的共同点是不安全、经济失败和极度不满。

开创性著作《革命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的作者克兰·布林顿认为，大多数革命在最终正常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激进时期，即“恐怖统治”。尽管伊朗的革命热情很久以前就平息了，但正常化一直难以实现，部分原因在于现状中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利益。

哈梅内伊和他的革命同党——余下的真正信徒——的目标是避免一个正常的伊朗，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将使该伊斯兰共和国失去帮助维持安全部队凝聚力的外部对手，即伊本·赫勒敦所写的族亲意识。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失败的策略，但年过八旬的哈梅内伊没有着眼那么远。哈梅内伊的首要任务从来都不是伊朗的国家利益，而是保持他的政权团结和国际社会的分裂。

如果我们以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40年历史作为参照的话，结论是哈梅内伊恐怕不愿意或无法达成内部共识来恢复与美国的核协议，除非他感到政权团结正在动摇，社会倦怠感开始为新一代的权力寻求者提供助力。悖论在于，它往往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下才会妥协，而同样的外部压力和孤立却有助于它保持活力。

数十年来，哈梅内伊越来越擅长这种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