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洲政坛再爆丑闻，揭秘前总理莫里森的权力巅峰之路

各种最坏的情况都被模拟了出来：政府有什么能力来保护特别脆弱的社区，例如处于偏远地区的原住民乡镇？禁止旅行是否可行？需要在何种立法授权之下才能付诸实施？

如果新冠病毒在监狱系统中肆虐，联邦有怎样的权力来调动澳大利亚国防军？是否可以动用军人看管囚犯？

原来卫生部长拥有惊人的权限

波特办公室和澳大利亚政府律师（Australian Government Solicitor）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审计，很快发现当时的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凭借《生物安全法》（Biosecurity Act）所拥有的惊人权限。

只要有必要的卫生建议，亨特部长就可以关闭国门或宣布实施各种生物安全措施，禁止或要求某些行为或做法。他还可以强迫某人或某类人“做特定的记录”。

简而言之，这些权力被认为是“神一样的权力”。这一法案2015年在国会里呼啸而过，得到批准生效，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条款有朝一日会被激活。

时任农业部长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当时告诉国会：“预计该法案中包含的人类健康的条款将很少得到使用。”

到了2020年，波特和亨特两位部长共同决定，《生物安全法》赋予的权力如此巨大，需要围绕这些条款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责任和监督框架。

一个想法是将权力下放给内阁，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该法案，卫生部长在宣布人类生物安全紧急情况下的权力“只能由部长亲自行使”。

于是，他们决定利用《生物安全法》中的一项规定，将亨特的职责同时委托给另一位部长，而这个人就是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这一机制是在司法部长部门和澳大利亚政府律师的建议指导下运作的。

这被认为是一个简便的解决方案，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如果亨特部长因感染新冠而失去能力还有第二位部长备用；第二，这位部长不会是同僚对他的能力缺乏足够信任的理查德·科尔贝克（Richard Colbeck）；第三，这位第二部长需要了解所有将要发布的新冠疫情和生物安全威胁简报信息。

高级部长们围坐一起决定将秘密权力交给莫里森

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NSC）草拟了一份三到四页纸的协议，以供批准。该委员会由时任总理莫里森、时任副总理迈克尔·麦科马克（Michael McCormack）、格雷格·亨特（卫生部长）、彼得·达顿（内政部长）、马蒂亚斯·考曼（财政部长）、玛丽斯·佩恩（外交部长）和琳达·雷诺兹（国防部长）组成。

在当年3月14日，总督签署了一份行政文书，任命斯科特·约翰·莫里森，以第二部长身份掌管卫生部。

四天后，即2020年3月18日，政府根据《生物安全法》宣布进入“人类生物安全紧急情况”，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被赋予全面的权力。 

当时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和总督知道莫里森也有同样的权力，这一权力大到可以有效实施戒严。

一位前内阁部长说，卫生部有第二部长一事从来不被认为或打算要作为“国家机密”予以保守。

也许确实如此，但这却从未被公开过。尽管莫里森在3月18日提到新冠病毒威胁引发的人类生物安全紧急情况时，似乎间接提到了这一安排，他说：“及联邦政府需要卫生部长和我本人作为总理采取与限制疾病传播相关的行动”。

他补充说：“现在，我不希望人们对此感到恐慌。这正是《生物安全法》中这些措施的作用。” 

在内阁里，将莫里森的职责扩大到卫生领域被认为是仅此一次的。

莫里森急于扩张权力“显示他缺乏信任与偏执”

总理办公室以外的人都不知道，波特办公室向总理办公室提供的建议随后会被当做模板，用来扩大莫里森的权力。

接下来（2020年3月30日），在亨特的职权被分给第二位部长之后的16天，考曼的财政大权也被第二位部长分享。  

一年多后（2021年4月15日），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这个超级部门也出现了第二部长，表面上这是为了让莫里森能够夺取资源部长基思·皮特（Keith Pitt）的单边决策权，拒绝一个离岸天然气开发项目。 

曾帮助设计这一权力分享机制的波特本人也成为莫里森兼任工业和科学部长的受害者。

然后（2021年5月6日）是内政和国库部，到目前为止莫里森还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原因解释。 

人们普遍认为，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给予的法律意见不会认定莫里森获得部长权力是非法的，至少在卫生部的事务方面是这样的。

但仍涉及一些重要的问题：原则、实践、惯例和适当性。

正是在这些衡量标准上，莫里森有可能犯规了。 

这位前总理为何认为手攥如此巨大的秘密权力是合适的？这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恰当的解释。 

但他的前内阁同事，其中许多人在得知他们遭隐瞒的情况之后都无比震惊，他们说这说明了[莫里森存在]一种控制欲、不信任甚至是偏执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