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越来越无法容忍不同意见？（图）

让观点之争转变成为切身利益之痛，卷入到意识形态化的循环中，进而造成人群对立和社会撕裂，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恐非幸事。

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魔鬼诗篇》作者拉西迪在纽约演讲时遇袭以后，J.K.罗琳因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拉西迪而收到死亡威胁。随后英国作家协会主席乔安妮•哈里斯（Joanne Harris）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调查问卷，问卷的表述有异常态，被网友猜测是对罗琳的侧面攻击，因两人此前曾在跨性别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随后英国作家朱莉•本德尔（Julie Bindel）撰写公开信，数百位作家及业内人士联名要求哈里斯辞去作协主席一职。在此之前，罗琳也因相关表态而遭遇“取消”的压力。

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不同意见和立场，因言论而遭遇“取消”（cancelled）、被站队、被割席是一个全球趋势。中国大陆内部也有类似现象，因为美国大选、计划与市场、俄乌冲突、疫情防控策略互相争吵，继而割席、断交。涉及到主体除了普通网友，也有知名学者，比如某知名教授因为学生在相关议题上的表态，将这个已经在名校任教的学生逐出师门。

可以自由的表达立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表达个人意见不需要其它人的事先审查和限制，也不用担心受到公权力和其它人的报复。因言论而被cancelled、丢了工作、社交账号被封显然是背离了这个原则。

2000年初，中国互联网论坛正在蓬勃的发展，很多网站上都有激烈的观点碰撞，但这并不妨碍两个观点相左的人在线下成为好朋友，大家很放松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去理解不同意见的差异原因。但最近这些年，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不同意见，在社交平台上拉黑粉丝、在即时通信工具上互相拉黑、取关是常见的行为。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刘睿哲事件”，2014年游戏机禁令解除，Xbox和PS4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基于中国游戏管理制度，国服和外服要分开，互不相通，也就是“锁服”。但当时传言PS4会留有后门，玩家通过一些破解手段可以在国行主机上访问外服。此时一个自称“刘睿哲”的人在北京市文化局官网举报称PS4能运行未经审核的游戏，“严重影响中国文化建设”，“强烈要求封杀索尼中国此类藐视中国法律制度的行为”，并在百度贴吧张贴了举报信截图。有人认为刘睿哲是任天堂的玩家，因对索尼及其粉丝而举报，刘本人后来声称，只是想“验证”这件事情而不是故意举报。

这次举报对PS4有一定的冲击，索尼中国最终对PS4采取锁服政策。2015年，PS4国行正式发售时，首发现场有人挂出“千古罪人刘睿哲”的标语。“刘睿哲”的行为激起主机游戏玩家的强烈反应，一直以来主机游戏玩家中的大多数都是正版玩家，非常期待可以在国内买到国行主机，在国服购买正版数字游戏，这让保修更为容易，享受的服务会更好。锁服意味着他们在国内还是买不到正版游戏，而那些盗版玩家则不受影响。

刘睿哲事件激化了主机玩家（主要是正版玩家）与盗版玩家、PC游戏的冲突，主机玩家开始举报3DM（发布破解资源）、Steampowerd（能运行未经审核的游戏）等。此后，举报成为主机和PC玩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些玩家始终为能不能玩上新品，或者游戏平台明天还能不能访问而担心。

第二个是肖战粉丝举报AO3事件（也称227事件）。AO3是网站Archive of Our Own（全球最大同人小说库，同人也称二创）的缩写。它是开源、免费、非营利的网站，因限制较少，国内的很多作者也在上面创作作品。2020年2月下旬，肖战粉丝发现AO3收录了一篇由博君一肖（肖战和王一博）CP粉创作的同人小说，小说里的肖战（赞赞）被描绘成一个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战粉丝认为这部同人侮辱了肖战，将相关微博和文章链接向相关部门实名举报涉黄。2月29日，AO3作品库官方微博确认中国大陆用户无法访问AO3网站。

此事件造成同人社群与肖战粉丝的对战，肖战粉丝举报了大量同人的创作平台，波及B站、贴吧等，这些平台的用户继而对肖战粉圈经常活动的版面也进行了攻击，并开始抵制肖战，在肖战代言的商品以及其相关的影视、综艺剧网页留言抵制、刷低分，还进行了大量耗费代言品牌资源的行为，比如要求肖战代言厂商开具发票，厂商不配合后向税务部门举报发票问题。肖战因此也沉寂了很长时间。

227事件的热度延续了很长时间，越来越多的网友卷入其中，肖战粉丝和反肖战人群持续的论战、抵制、互相举报，直至一周年以后还有很多肖战抵制者发言纪念。这场论战还引发多个部门开始整顿网络环境，开始加大对“饭圈”等现象进行整治。

第三个是赵盛烨举报张文宏博士论文抄袭事件。自新冠疫情以来，应对新冠病毒形成了共存和清零两个看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相对倾向于“共存”的看法（这只是一个贴标签式的观察，在论战中被简化成这种标签，不代表张本人的真实意见）。2021年7月29日，张文宏在微博上谈及南京疫情扩散时指出，“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这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但有一些专家一直坚持清零看法，直到奥密克戎毒株成为流行株，仍然认为必须坚持动态清零。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一些西方媒体和专家向中国提出“与病毒共存”的建议，劝诱中国放松疫情防控，“与病毒共存”。

8月14日赵盛烨（微博：大盛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张文宏2000年在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发表的博士论文部分涉嫌抄袭，随后复旦大学回应开始调查，并于8月23日发布调查结果，“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赵的指控激化了共存与清零两派的冲突，也有人开始挖赵盛烨的黑料，沈阳工学院称赵盛烨2011年从该校离职，离职时也并非该校“教授”，要求其不要再标注“沈阳工学院教授”一职。他在社交网络上提出三个用核弹毁灭地球的方案，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引爆核弹，让全人类灭绝，这个过激的表态使得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取消其会员资格。

随后西安封城、长春封城，到今年3月末上海开始封城，不同防疫策略对不同人群的巨大影响进一步放大，共存派和清零派在社交媒体、聊天群组内的分歧更加激化，多年好友因防疫政策上存在差异而割席断交的并不在少数。

审视这三个案例，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因素：第一，不同观点不仅仅是一个观点，而是事涉个人利益和权利的重大影响因素，小到自己的爱豆是不是受了侮辱、能不能玩到想玩的游戏，大到封城导致患慢病的亲属看不了病、孕妇住不了院，有生命危险，自己能不能为孩子选择学校和教育方式。即使不直接影响本人利益的政策，比如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性别议题，也因为参与讨论的人在其中投射了个人想象，或者共情，而使得不同立场变得面目可憎，因为中国同样会存在保守主义Vs.自由派，性别议题的类似议题。

第二，现实问题原本是非常复杂的，往往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涉黄的标准如何判定，比如侮辱人格的常规救济手段应该有些，比如对病毒特征的了解程度，对不同阶段的应对手段的合理性。但这些问题太复杂了，人群的关注点也就分化了，无法形成集体行动，也就无法改变局面。

所以如果需要让友军形成合力，就需要将很多原本可以技术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化，上纲上线也就在所难免。这也就是政治化的表现，用另一种说法就是提高政治站位，算政治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技术方案靠边站，解决问题成为一个站队问题。所谓政治意识，就是要有敌我分明的意识。斗争的激烈的状态中，双方都会拒绝模糊，要求清晰的表态，模糊化的表态会被视为骑墙，双方都会抵制。

过往三十年，经济与社会试图从政治中脱嵌，国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过程，经济利益和社会观念驱动着人们的具体行为。但当把一些问题意识形态化以后，经济利益和社会观念的重要性就下降，政治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强，这反过来会形成动员机制，激励一些人利用政治获取经济和社会利益，每个人都被迫卷入其中，越来越无法逃避。

我们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此类事件并不鲜见，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之所以成为大案，盖因成为各方角力的道具，浙江士绅借此案形成集体行动意欲赶走浙江境内的湘军势力，朝廷借此案立威、收回死刑复核权、敲打地方督抚。

冤案的审理，原本应该是一个技术问题，如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总结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平反由督抚们制造的冤狱。但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各方都不接受，各方卷入的初衷并不是有多关心杨和葛毕氏的悲惨遭遇，御史们担心的也不是督抚们的草菅人命、不管老百姓死活，朝廷大员翁同龢授意御史、三法司官员上奏此案，这些人也了解朝廷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正确”，总得来说就是扭转“疆臣藐视朝廷”、“为朝廷立威”（详情可见陆永棣所著的《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冤案昭雪》）。我们也可以看到本案政治化处理的后果，虽然杨和葛毕氏赢了，二人捡回一条命，但后来的光景并不太好，杨出狱后家徒四壁，举人身份不予恢复，葛毕氏不见容于杨家和葛家，最终出家。

第三，冲突的双方是不对称的。意识形态化以后的冲突，会存在一种隐含的“政治正确”，这种正确是由一些主体来维护的，如果违背了政治正确，就会被cancel。这也是中国大陆一些网友非常痛恨举报的原因，但凡举报涉黄涉安全，会让之前模糊的地带清晰化，举报大多会成功。这也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虽然社会是撕裂的，但公共舆论的发言空间却是不对等的，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不仅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刊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挥空间也不大，与政治正确相左的意见很难主张，有口难言。

当人们发现意识形态对个人影响越来越大，而又有人被动员，利用这一点获取利益，并影响他人的生活时，他们能回应的手段也很有限，要么有样学样，用魔法打败魔法，比如揭露爱国人士在国外买房、偷税漏税、送子女去国外读书的行为，这只会导致公共讨论空间越来越污浊、逼仄，要么就只能割席，以避免更多的伤害。

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些人乐于举报，乐于将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打击别人，首先是因为相关权力主体开始介入纷争，这些问题原本是有技术处理方案的，或者可以采用中国的传统智慧——“搁置争议”。这些主体对举报行为的肯定性回应本身是一种动员行为，是所有问题的源头，让观点之争转变成为切身利益之痛，形成“举报—肯定性回应—更多的举报”的循环，越来越多的人被动员，卷入到意识形态化的循环中，进而造成人群对立和社会撕裂，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恐非幸事。显然，打破这个恶劣的循环是避免社会撕裂的必要前提，这亟须相关方面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