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实证：从“上下五千年”到“上下八千年”（组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迎来高光时刻，开始从学界进入公众视野。这项工程迄今20年间，聚焦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将全国这一时段重要遗址囊括在内，以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深度结合的模式，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年前，如此高度的文明并非横空出世，更久远的根脉又在何时何地？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发现中，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根据当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

文明起源的迷思

2002年春天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究。这项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得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大脉络。探源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绕开：到底什么是文明？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判定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上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著作《最早的文明》影响至中国。而这三要素是西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同，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冶金术在东西方的不同意义。在西方，青铜冶炼技术发明后被大范围用作生产工具和兵器，推动了农业发展和战争升级；而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发达的制陶工艺相结合，被广泛用于礼器制造，铸成了花样繁多的青铜器。即便在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时代，铜器并未对农业发展作出明显的贡献。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2018年，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定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但国家、城市、王权、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

当然，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概括来说，关于文明的认识，一种观点重视社会发展程度，而另一种观点重视文化成就。

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有趣的是，不论按照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标准，还是中国传统文献的文明概念，两种观点的部分学者在八千年文明起源这个坐标点上达成了一致。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区分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

韩建业认为，距今八千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经迈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八千年大脉络

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自然环境来看，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时期。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气候大暖期，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

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农业发展迅速，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这一时期遗址里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农业已从刀耕火种发展为耜耕农业。农业发展使得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八千年前一道亮眼的曙光，无疑是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

上世纪80年代，贾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惊为天人的文物，比如刻划着符号的龟甲，有的字形与甲骨文几乎相同。贾湖遗址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原来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与落后两个词便可概括，时人已经拥有堪称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精妙的乐器。

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族群也在向文明进发。比如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驯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占卜、制陶技术等，浙江义乌桥头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号。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庙遗址出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逐步形成……

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开始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则向北传到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此时人口、聚落显著增多，形成中心性聚落，如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数个规模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

到了距今5500~5000年，各地区相继正式进入文明阶段。此时社会复杂程度与六千年前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最近发现的一处此类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在2013年至2020年的持续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遗址，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一些考古学者认为，这个中原文明核心区——河洛地区出现的遗址，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材料。此前30多年，长江中下游良渚古城和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让中原地区在这一时间段相形见绌，产生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的疑惑。双槐树遗址被认为是打破“中原洼地论”的一个证据。

老牌“明星”遗址良渚古城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至今仍在持续。近期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中，牛河梁遗址又公布了新的成果。在考古学上，牛河梁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证据之一，颠覆了中原文化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由此证明，中华文明并非从始至终都是中原主导，5000多年前各地区分别迈入了文明时代。在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中，中原文明逐步形成并扩大领先优势，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导，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多元一体”至今仍是核心框架。

越久远的历史越飘渺，土壤里留存的证据也越发稀疏残缺。还原先民从八千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艰辛历程，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对过去无穷的好奇心，也可以更准确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