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消费变迁：边际效用递减与消费升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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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丘泰、温建东：随着收入提高，中国居民在居住上面消费过高；居住消费属于人类基本权利和基本消费，对个人消费层次和价值提升意义不大。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中国政府长期目标，2023年尤其重要。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经典理论认为一是收入，包括消费者个人的当期收入、预期收入（财富）、消费者预算约束即金融流动性约束。经济理论认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平均消费倾向APC和边际消费倾向MPC递减，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但消费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幅度(APC递减)，且越来越小(MPC递减)。二是偏好，包括个人偏好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等，如恩格尔曲线揭示人类从贫穷到及其富裕，则人类需求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安全、教育、尊严等升级，于是消费支出随着收入提高而不断增加，体现为消费曲线的移动。三是价格，包括自身价格和互补品和替代品的价格。微观理论认为，价格提高消费下降，而宏观经济理论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揭示，较高通货膨胀会刺激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曲线下降和上升都体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它们还将继续影响2023年及其以后的消费走势。

1980—2021年不断下降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1980年到2021年中国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增加，但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从最高1988年的90%，下降到2020年66%。但是比较特殊的是，由于快速的消费升级和较高通货膨胀的作用，1984年到1988年平均消费倾向上升，1999年到2005年稳定，保持在0.76、0.78、0.77、0.78、0.78、0.78、0.79。

中国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从1985年1.13下降到疫情前0.69。微观经济理论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因为边际效应递减，但是宏观总量数据一般不符合微观经济规律。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多数情况下不确定性较大。1982年、1984年、1990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长率是改革开放以来较低的4%左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确定性增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甚至出现负数。这些年份多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年是多数情况是连续利好情况出现1985年（1984年经济增长率15.3%）、1988年（1987年经济增长11.6%）、1991年、2000年。

一、1980-1984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1978年，中国恩格尔系数0.639，处在贫穷状态。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中国进入世界银行的低收入国家。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恩格尔系数保持稳定，1980年到1984年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88、0.594、0.599、0.586、0.599，即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稳定。由于消费的惯性和滞后性，消费升级换代尚未形成，占居民消费支出较大的消费，即多数居民还停留在70年代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品消费，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二、1984—1989平均消费倾向上升：通货膨胀刺激与消费升级

1984年到1988年中国平均消费倾向违背经济理论出现上升，从0.80、084、0.86、0.87到1988年0.90。主要原因一是通货膨胀。这个阶段多数处在七五计划（1986—1990），“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趋缓，是改革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慢的时期。”同时，也是很多家庭消费升级的年代，居民在满足温饱之后逐步普遍追求的占居民消费支出较大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通货膨胀和消费升级叠加，导致消费过热。

三、1989-1999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温饱更加富裕、消费升级缓慢

这个时期大体贯穿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1997年之前，中国居民们恩格尔系数0.5以上，社会处于温饱状态。这个期间，食品消费支出从1985年占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的52%，迅速下降到1998年的44%，衣着也从15%下降到11%，这是温饱更加小康标志。同时，我们看到医疗保健占比从1990年到1998年增加2.5倍，交通通讯增加2倍、居住增加1.8倍，娱乐教育文化增加1.3倍。体现了消费升级换代。居民消费支出占比较大的耐用品消费发生剧烈的升级换代，出现新三大件“空调、电脑、录像机”。从人类需求层次来说，越高层次消费弹性越大，新三大件如空调电脑价格超高，导致消费需求落后与收入增长。

四、1999—2005年平均消费倾向稳定：住房金融功能不强、医疗教育大山未成形

1998年到2001年，居民恩格尔系数0.4—0.5，中国社会处于小康状态。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入中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演进升级，食品烟酒消费占消费支出从1999年46%下降到2005年37%，交通通讯进一步增长，但由于居住金融功能尚不强，房价不高，房屋支出尚不影响居民其它消费，居民消费得到改进。

五、2006—2021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居住类支出严重拖垮消费

2002—2016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0.3—0.4，相对富裕状态。2017年以来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2左右，中国进入富足社会。2008年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这个时期，食品烟酒支出缓慢下降，同时其它大项也支出缓慢，快速增长的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出现下降都导致消费支出下降。但是新的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尤其是房子金融投机功能增强，严重拖垮其它消费。

六、中国2023年及未来消费展望

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但是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消费升级换代是阻止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增长较慢，基本消费满足，高级别的消费由于存在弹性较大，可能被长期搁置，出现了“躺平”现象。因此，需要继续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高质量发展，在收入不断增加情况下，引导消费升级，如同人人一部手机一样，增加高级消费的刚性，进一步加快普及养老保健等高级消费。

中国收入差距较大，因此要针对不同收入等级开发适合的消费。国内外数据显示，不同收入等级人消费支出不同。如香港最富裕的丙类消费者对食品消费只占21.89%，中等的乙类消费者占26.76%，甲类消费者占27.41%。欧盟数据也显示，收入等级低，其在食品饮料、住房上消费越多。收入越高，在交通和可自由支配项目上支出较多（即财务自由）。由于住房消费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因此，我们认为启动消费的核心是“坚持房住不炒”，房价迅速下降，居民从事其它更加高级别的消费，如高收入人群的自主消费。

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20%的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868.8元人民币、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2.7元人民币、20%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8.9元人民币、20%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1.7元人民币、20%的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3.8元人民币。由于31个省平均可支配收入都高于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而河南、广西和新疆2021年平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的中间收入组（河南2021年26811元人民币、广西26727元人民币、新疆26075元人民币）。福建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9元人民币，接近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5002，接近高收入组家庭。

表4可见，中间收入组和中间偏上收入组与高收入消费支出存在显著不同，其在食品烟酒方面消费比重较大，因此，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还是要在食品烟酒方面进一步提高，高质量改进和改良。按照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应该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和其它自由支配的支出等方面投入更多，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居民在这方面消费过低且不断下降。中国的情况是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在居住上面消费过高，如福建30.5%、北京39%。居住消费属于人类基本权利和基本消费，对个人消费层次和价值提升意义不大，北京等地区因此降低房价是刺激消费和消费升级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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