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对澳洲的未来至关重要，政府需支持涉华研究（组图）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Stephen Gordon Goodman在Pearls&Irritations网站上发表题为《应对澳洲“中国威胁”的教育战略》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中国对于澳洲的未来至关重要，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支持涉华研究。

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未来，尤其是澳洲的未来非常重要。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将持续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往往会通过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

中国是澳洲最大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国家，它在我们地区的影响是开创性的和颠覆性的。

此外，华人目前占澳洲人口的5.5%，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澳定居的。抛开经济和政治不谈，中国对澳洲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相当大。

不论你对中国的崛起持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都是巨大的挑战。中国本身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就很复杂。

首先，将中国、中国人和公民，与之前一系列世袭王朝及其臣民的概念区分开，只有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

大多数中国人都在说现代标准汉语，但也有不少人继续说着方言。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人情不尽相同，但现在也有同质化的趋势。

此外，在澳洲只有一个华人社区的说法非常奇怪。部分华人家庭在澳洲的时间比大多数欧洲人都要长得多，他们从19世纪就开始移民澳洲，许多早期华人移民的后代现在根本不会说中文。

还有一些人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来澳洲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同的群体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中国人”。

（图片来源：Pearls&Irritations）

近年来，在澳洲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与国防能力有关的当代“中国威胁论”。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与中国有关的威胁——对中国的无知。

不论国际局势是何走向，中国就在那里，华人也就在那里，澳洲需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的了解。

澳洲人文学院（AAH）刚刚发布的中国研究报告强调，在过去13年里，我们对中国和华人社区的了解急剧下降。

对中国研究的定义不仅限于语言和文化，还涉及与中国和中国人有关的健康研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AAH在报告中呼吁政府、企业和大学通过教学和研究项目支持对华研究。

了解中国和澳洲（或任何地方）的华人社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复杂性和其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是一回事，解读又是另一回事。

要了解中国，需要辩论和讨论是什么构成了中国、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传统。大学和学术研究的传统是，不同的观点可以得到明确表达和尊重。

中国目前可能让政客和国防官员感到不安，但大学需要捍卫与中国相关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即使学生人数可能已经下降，并且对中国的研究受到国内外政府机构的怀疑。但不这样做，就是在抵押国家的未来。

关键障碍当然是资金：就像每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资金会跟随学生人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跟随研究潮流（正如AAH报告所解释的那样）。

这就是政府为何如此重要之处，大学当然欢迎政府为中国研究提供直接资助，为学习汉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澳洲研究中心下有针对性地建立研究中心，从不同方面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发展。

这是有先例可循的，上世纪80年代末，联邦政府成立了亚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自己组织和游说其他联邦机构支持亚洲研究的发展，这被视为国家的一项优先事项。正如Melissa Crouch最近在《墨尔本亚洲研究评论》上指出的那样：

“澳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大学会响应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主要是以资金的形式出现或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学费和学位等。当某一个特定领域缺乏资金时，学者们就很难向他们的院系和学校证明为什么某些项目应该继续下去。”

同时，政府资助不是唯一的答案，也不是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行动。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需要通过在正式和非正式声明，以及行动中对这一目标采取积极态度来协助中国研究的恢复。

一些州政府确实设立了中国事务办公室，但联邦部门及其机构中具有中国背景或中国能力的官员数量相对较少。

好像还出现了一种咒语：任何有中国能力的人都是可疑的。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质上是短视的，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商界对对华关系的态度必然更加积极，出口是主要原因，但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2022年，澳洲34%的出口流向中国。其次是日本，占17%。2022年澳洲29%的进口来自中国，其次是美国，占11%。

许多商界人士都是中国通，他们在教育领域与正式和非正式的中国研究活动的互动在许多地方都受到欢迎，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商界在雇用具有中国能力的毕业生和其他人方面没有问题。通过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研究项目提供资助来将这种好意转化为对中国研究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了，但在政府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显然需要更多的支持。

澳洲面临的挑战是在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建设未来。对联邦政府来说，一个重要的行动是，从过去的剧本中吸取教训，启动程序，为澳洲制定中国研究战略。调查委员会可以包括大学管理人员、商人、华人社区成员、政府官员和学者。

*本文作者David Stephen Gordon Goodman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Amy)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