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衡水模式”在县中扩散，青少年心理危机更严重了（组图）

关于衡水中学，一个夸张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个衡水中学”。如果更确切一些，许多地方都有学习衡水模式的封闭式管理学校。“衡水模式”如何发展起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本刊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以及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20多年的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

记者｜李晓洁

“衡水模式”与封闭式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谈论的衡水中学，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示范性县城中学。这所学校是如何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的？

杨东平：“衡水中学”这些年已经成了一个流行概念，它有许多分校，收费高昂、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这种模式的学校，在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当我们今天说“衡水中学”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厉的阶段。

具体到衡水中学本身来说，我把它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以衡水中学几任校长为代表。

第一个阶段是1992～2004年，这期间的校长是李金池，他是衡水中学开启自己模式的创立者。他来之前，衡水中学属于县级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在11所县级重点中学里排名靠后。当时就有省、市重点学校到下面“掐尖”，抢优秀生源的做法，县中生源原本就很普通。李金池做校长后，下决心要改变。他强有力地制定了衡水中学的校风校规，比如全部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学生和老师实行量化考核。学生上课吃东西、转笔等都要被扣分，这些分数影响班级的荣誉、老师的绩效。其中特别典型的活动是跑操。一个班级一列跑操队伍，人挨着人，在非常小的空间里跑着小步。这一套模式确实让衡水中学“翻身”了。1995年，李金池到衡水中学三年后，其高考升学率和综合办学水平跃居当地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此后也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衡水中学有名了。

插图：老牛

第二个阶段是衡水中学出名后，张文茂校长继承了李金池的那套办学规则，张校长也很强硬，直到2018年退休前，他帮助衡水中学建立了很多分校，走向全国。这里要先说一下教育与当地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为什么衡水中学或者像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往往出现在经济、资源比较匮乏的县城？通常是因为县城没有太多资源，只能依靠教育，也就是考试成绩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来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相应地，这种社会影响力也成了当地的资源，带动经济发展。

张文茂任职期间，衡水中学在高考升学率上一直是全省首位，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由两位数升为三位数，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最好的学校。这种成绩，只靠原本公立的衡水中学是做不到的，因为公立学校招生仅限本市区，人数有限。所以衡水中学开始与不同的资本合作办民校，民办学校招生限制小，可以“掐”的优秀生源更多了。1999年，衡水中学第一次开办民校“滏阳中学”，但这所学校规模有限。2013年，衡水中学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共同成立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在管理、师资、招生等方面都复制了衡水中学的模式。后来，衡水一中又在很多城市建立分校，正式成为超级中学，形成了“集团化教育”，这也是我们后来常说的“衡水模式”。

当前的阶段是第三阶段，这时期，衡水中学的生存环境有了改变。一是因为衡水模式已经形成，不用特别为升学率发愁；二是因为这几年国家推行“双减”政策，呼吁给学生减负。虽然“双减”不涉及高中，但这毕竟是一股浪潮。我个人感觉，现在衡水中学的校长努力在证明他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而非应试教育，所以他经常参加国内各种教育创新会议。前两任校长要巩固的是成绩，到了现在，衡水中学要做的是改变之前的舆论形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受访者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东平：衡水模式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升学为目标的教学和管理模式。这指的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封闭式管理、量化考核等等。第二个层面是“超级中学”的运营和办学模式。所谓超级中学，主要特点是学生规模巨大，以及考上名校尤其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多，对师生、家长有很强的吸引力，衡水中学就是典型的超级中学。

我想重点讲第二个层面。这十多年来，衡水中学在办学模式上“公私不分”，私立学校的投资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开发商的楼盘由此成为“学区房”而价格大涨，开发商和“名校”分享利益。同时，私立学校跨省招收优秀生源，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衡水、河北户籍的学生。我曾在一个节目中见到张文茂校长，问他每年衡水中学考上清北的学生中有多少河北籍，他避而不谈。2017年，依托于衡水中学的民办学校衡水第一中学在浙江办分校，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报”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违规办学问题。后来，教育部要求河北省教育厅进行专项检查，石家庄、承德、廊坊等河北多地教育部门发文限制衡水一中在当地的招生。但如今看来，限制程度似乎也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中学出现之前，我国县级中学有类似的模式吗？

杨东平：衡水没出名之前，强调苦学、题海战术的“县中模式”已经在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出现。当时比较有名的是黄冈中学，比如黄冈中学出的试题卷，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买。但黄冈中学后来因为师资力量流失等原因衰落了。但结合衡水模式，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县乡中学的管理模式比城市中学更加严厉。在城市，由于家长文化程度较高或者政策等原因，排除了一些不够人性化的规定。但在县中，老师和家长为了升学率，什么都可以牺牲。我的理解是，县中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翻身的愿望特别强，手段也特别野蛮。而真正在农村的普通公立学校，并不是每个学校都需要出名。

2015年6月6日晚，衡水二中高三班级搬入临时教室内，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复习（ICphoto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出现后，对国内其他县城中学的教学生态有哪些影响？

杨东平：衡水模式这种超级中学，在获得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尤其是那些曾经有点竞争力的县中受影响更大，一些地方出现“县中沦陷”现象，整体上是破坏区域教育生态的。

我更想说的是对学生的影响，因为不论怎样，最终的后果都由学生承受。“衡水模式”的学校形成规模后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分数线和学费也在增加，这就造成多种隐性的入学方式，比如凭借关系入学、交纳高额择校费等，放大了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挤压了衡水本地学生、部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北大一名教育学博士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他们调查了2005～2009年进入北大的超级中学学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超级中学学生中，农村学生进入北大的比例在降低。

另外，这种封闭式管理、升学率第一的观念，对学生的生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北大教授郑也夫曾在学生中做过调查，提到一个衡水中学毕业的女生，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睡觉从没有脱过外套。还有不少学生有胃病、神经衰弱等等。我在调查中还看过一个例子，提到一个县中有个孩子成绩很好，喜欢法学，很想上政法类院校，但学校要求他一定要以清北为目标和第一志愿，迫使学生改变自己的理想。这对学生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生理问题，这类超级中学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杨东平：我觉得谈心理健康的前提，是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基本人权，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原本中学阶段是青少年自我认识、互相认识和成长的重要阶段，而采取封闭式严格管理的学校，把学生的生活切割、打碎，不给学生表达的空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类学校学生的心理状况，但我曾在调研中接触过一些示范性中学的案例，跟学生的精神、心理压力还是有关系的。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浙江绍兴柯桥中学，不到两周，高中生“四连跳”。这所中学是当地示范性高中，学校所在县也是国内县域十强，算是一所经济、文化都不错的城市重点高中。我后来遇到省教委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这些学生成绩并不差，家境也不错，在校没有跟老师有过冲突，就在晚自习时，打开窗户跳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在经济、文化、教育条件比较好的中学，已经有这种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的极端性案例，那么在县中，那些没多少关注度的中学，情况会不会更差？

《我在未来等你》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面提到，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一所衡水模式的学校。前一阵江西有一位高一男孩失踪，后来被发现在学校附近的粮库中自缢身亡。我去到这个男孩所在县城，发现一些私立的初中学校也在学衡水模式。这种“低龄化”的衡水模式是新特点吗？这些年，这类学校还有哪些新的变化？

杨东平：这应该不算新特点，十多年前就有初中学习衡水模式这一套，如果只说“封闭式管理”，现在连小学也有这样的管理方式，低龄化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年，我觉得县中学校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存在留守学生和家庭成员的分隔问题。我前两年去过安徽某县城一所私立学校，校园很漂亮，但学生基本都是从南京、上海回来的留守子女，因为按他们的户籍只能在老家考试。这群留守子女不会说家乡话，寒暑假就去外地找父母，聊到父母时，有的孩子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心理状况需要更多关注。

另外，我们也去过西北地区考察。我记得西北某县城，有个地方好像叫“留守村”，就是留守子女家长集中居住、比较便宜的民房聚集地。这里有很多陪读妈妈，爸爸就在外地打工。实际上，这种家庭亲子分离、成员分隔的问题，导致家庭的功能是破碎不全的。这就不仅仅是孩子学习的问题，也涉及家庭的问题。

《念书的孩子》剧照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国内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现状大概如何？

徐凯文：现在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我可以先说一下2021年比较权威的几个数据。第一个是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筛出率是24.7%。第二个是国家卫健委做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精神障碍是指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服药的疾病程度，2021年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存在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17.5%。还有一项是关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调查，非自杀性自伤可以理解为自残，这一比例是27.4%。我们大儒心理团队做的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包括国际学校、公立学校、县中等，发现有自杀倾向（表示有自杀的想法、计划，甚至实施过自杀行为）的学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农村中学。而关于青少年自杀身亡的数据，目前没有全国性的统计。

这些数据已经很高了，当然这里也有新冠疫情的因素。我们团队粗略调研过，现在青少年自杀率是疫情前的2～5倍。

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生的几个阶段中，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吗？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有什么特点？

徐凯文：青少年并不是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从自杀率的角度看，自杀率最高的是老年人，他们因为病痛，或者因病导致的经济问题，很容易觉得活不下去。自杀率第二高的群体是青年，比如大学生受到的压力也不小。而青少年自杀率并不高，儿童自杀放到以前更是闻所未闻。但是现在，在青少年心理研究领域，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青少年自杀往低龄化发展。我接触过年龄最小的自杀案件，是小学四、五年级，并且是多起，呈现自杀传染的特点。

最明显的感受是，这几年我去全国各地调研，发现稍大一点的精神科专科医院都会专门开设儿童情绪障碍病房，因为儿童出现情绪障碍，焦虑、抑郁、厌学、自残、自杀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至于需要为他们专门开这样的病房，而在20多年前，这样的病例是极罕见的。

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涉及教育、家庭、社会等方面，离婚率飙升也算是因素之一。

《十二个想死的孩子》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因素里，你会把“学校”排在第几位？

徐凯文：如果让我来排名，我觉得学校还是占到较高的比例，几乎可以平等排位的就是家庭，包括家长的教育观。

学校，或者说教育层面影响青少年心理，主要在于功利性学习，唯成绩、唯升学率论。孩子的自杀率跟课业负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20多年来，这是愈演愈烈、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现在中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算是一种爆发。家长本身也很焦虑，他们觉得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名牌大学，这种焦虑也在倒逼学校，起相互作用。父母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但他们爱孩子的方式方法是把自己的焦虑等大量负面情绪，以及自己的压力倾泻给了孩子，成为孩子焦虑、压力和心理问题的来源。
有个说法是，每年开学季，学生的自杀数量变多。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句话没有合理性。秋冬之交，日照时间变短，人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说法确实存在。一是因为现在寒暑假作业太多，学生大年三十都在做卷子，完成不了作业、解决不了问题，他可能会感到绝望。当然，这跟青少年心理不够成熟有一定关系，一些对成年人来说很小的事情，青少年可能会把后果想得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冠疫情。我们研究过疫情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发现过去三年，寒暑假期后，或者停课一段时间后马上考试，最容易让学生心理崩溃，甚至出现极端的自杀情况。因为疫情影响，学生没有平时那么自律，开学后马上考试很容易考不好，尤其是那些原本成绩不错的孩子，从前几名变成了倒数几名，他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所以我前段时间也呼吁，千万不要一开学就考试，因为过去三年已经发生了不少类似的情况，要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

从整体上来看，焦虑、抑郁是目前社会与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其突出的特点是对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小概率危险过度预期和担心，例如对将来中考分流的过度担心，对于将来如果不能考上名校的过度担心等等。而焦虑和恐慌又极其容易传染，因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人类总会对危险和负面的信息更加敏感，这一点想想疫情期间大家因为不可靠的信息囤积食物、药品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而网络又极大地推动了这些负面情绪和压力的传染。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新特点。13年前我参与应对和处理了富士康十五连跳的震惊全球的自杀传染事件，在那个手机报的时代就发生了严重的自杀传染。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社交自媒体时代，负面情绪与行为的传染变得更加广泛和迅捷。从我们此前的调研来看，可以说，这样的传染天天在发生。青少年在一个情绪容易失控和认知辨识能力薄弱的年龄阶段，为了躲避巨大的学业压力、过度的学习竞争内卷，他们在网络上学习了自残、自杀，也学习了各种精神病学知识以“表现出某种心理异常和病态”，这都是突出的特点。

高考冲刺阶段，一名高三老师与学生谈心（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一所学校是管理非常严格且采取僵硬的封闭式教育，青少年是否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徐凯文：这是肯定的，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从心理学角度说，孩子年龄越小，离开父母造成的安全感受损程度就越重。比如说幼儿全托班，从管理上说是高效的，但从孩子的成长上看，孩子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庇护，这个适应的过程就让安全感受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封闭式学校。

我曾经有个来访者，他在封闭式学校读书，成绩不错，但有天突然崩溃，厌学拒学了。我们发现，他在这所封闭式学校读书，原本学习、生活压力就很大，但还算可以支撑。这所封闭式学校每周放假一天，这一天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可以回家放松，就像是一个盼头。但有天学校忽然规定，如果学生下一次考试的成绩不如上一次，就不许回家。这个学生觉得压力倍增，就心理崩溃、支撑不住了。

另外，封闭式和军事化这种缺少人性的管理方式，会在孩子上大学后继续影响他们的心理。我在北大工作时，发现有不少著名超级中学的学生进来后，因为存在自控能力差、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等困扰而出现心理问题。有个某著名超级中学的毕业生入校后不久，因为抑郁而休学一年，回家后仍想自杀。我跟他交流时听他说，该校规定，食物只能出现在宿舍和食堂两个地方。有天，这位同学的室友生病了，他就帮忙从食堂打饭，带回宿舍给室友，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助人为乐的事。但他在路上被老师发现拿着食物，老师说他违反了校纪校规，扣了他们班级的分数。这件事完全违反人性和价值观，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用学生们的话来说是“工具人”，这位同学直到读大学都无法释怀。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方式，有时会让学生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当学生无法对抗的时候，就开始认可这种“虐待”，这是对人在精神层面的摧残。这种学校的极端表现就是豫章书院那种戒网瘾学校，这只会让孩子更加反感成人社会、亲子关系破裂。

在河南省“郸城一高”，高三学生们在教室内挑灯夜战。郸城一高和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一样，被称为“高考梦工厂”(李博 摄 / 新华社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县中或者乡镇中学的不少封闭式学校里，学生大部分是寄宿的留守子女，留守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心理问题吗？

徐凯文：留守儿童本身就是一个心理脆弱的群体，现在我们提到留守儿童，更多是出现在农村、县乡，他们跟父母的情感联结很薄弱，家长与孩子间的依恋关系有问题，关于安全的依恋感没有建立起来，到后来就容易出现孩子不跟父母倾诉、沟通的情况，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尤其是在功利化的封闭式学校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心理状况更糟糕。这种情况下，当孩子陷入绝望和压力中时，如果有可以倾诉的朋友，可以求助，他出问题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如果连朋友也没有，他就是人群中的孤岛，那么很容易绝望。

另外，现在县中学校常出现的陪读妈妈现象，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隔。在亲子教育中，父亲的缺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确实更容易对孩子尤其是男孩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安全感缺失、沟通问题的方式不良、焦虑等等，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也觉得，现在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更多还是从城市孩子的角度，农村留守子女受到的关注太少，问题可能比想象中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青少年自杀问题，比如之前的江西高一男孩胡鑫宇事件，有人评论说是青少年承压能力低，或者更多是个人性格原因，你怎么看？

徐凯文：我觉得青少年是需要主动关心的。青少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于成人来说容易解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以绝对信任、无话不谈的人，就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压抑在心里，跟谁都不说，最后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青少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主动关注。

我还是要强调，胡鑫宇绝不是个例，他只是悲剧人群的一个代表。如果我们有机会对这样的县中模式的封闭式学校进行全面的评估，可能会发现30%甚至更高比例的孩子都有心理危险倾向。只是几乎没有对封闭式学校学生心理状况的研究，很大原因是这类机构不允许心理组织去调研，因为教育界、心理学界对这种方式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也不受学校欢迎。

《小欢喜》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代际的中学生，心理问题有何异同？整个社会可以如何改进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徐凯文：十几、二十年前，青少年心理问题更多是学业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很少让学生想结束生命。现在这一代青少年，由焦虑变为抑郁的状况更多，自杀现象也更多。我感觉，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更强，孩子的物质需求被满足，精神层面就有更多追求，更多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原本是件好事，但到了现在，教育仍以功利的成绩和升学率为中心，对一些青少年来说，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容易对人生有怀疑，从而产生心理问题。

所以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观念和体制的改革。现在有这种反思的人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几年的“两会”，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议案、提案就多了。不过这不是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家长和学校也要积极地改变理念和做法。改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青少年能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