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中国神仙家庭：一家4口3位院士，颜值爆表（组图）

湖北黄冈县回龙山下，坐落着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在村口，不知从何朝何代起，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

张家湾遍地丘陵、水塘，而那块石头据说重逾几十吨，这哪里是人力所能搬运的。村民因此口耳相传，说是某年某月，“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清朝末年，这个村庄出生了一个叫“李仲揆”的小孩，巧合的是，后来，他专门研究石头。

提起李仲揆，众人可能一片茫然，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李四光，这三个字恐怕就无人不知了。

● 青年李四光，浓眉大眼，气宇轩昂

但极有可能，我们对李四光的了解，也仅限于“地质学家”四个字。这四个字并不足以概括他浪漫唯美、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四光是一个超级天才，但是这个天才，上学前却不小心犯了个大错。因为这个错误，才有了“李四光”的名字。

那时还叫李仲揆的他，14岁那年，只身一人行走80千米，从故乡黄冈走到了武昌——只为读书。

在填写小学堂报名表的时候，他在“姓名”一栏填上了“十四”——那其实是他的年龄。当时一份报名表价值一元，李仲揆支付不起这笔“巨款”，无奈之下，他动了动脑筋，在“十四”上做了点手脚，将名字改成了“李四光”。

“仲揆”中的“揆”，是掌管百事之意；“四光”里的“光”，有“光被四表”的内涵。名字这么一改，境界无疑提升了好几截。

在小学堂读书满一年，次年，李四光登上了东渡日本的游轮。——他获得了留学东洋的名额。

● 青年李四光

李四光所在的“湖北第二高等小学”，不下几百个学生，但究竟有多少个去日本的指标呢？只有区区一个而已。

到达日本东京，李四光首先入“弘文书院”学习。那是一所打基础的学校，他在弘文学习日语、数学、理化等基础课程。

在弘文期间，李四光结识了后来的“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其后，经过宋等人的引荐，他亲眼见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

当时还是革命事业的草创阶段，在孙中山感召下，李四光以区区学生身份、16岁的年纪，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此即“国民党”的前身。

但孙先生并不希望其投身于锋镝之间，他勉励李四光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听从了国父的话。从“弘文馆”毕业，他顺利考取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造船专业。当年此专业共招收19名学生，李四光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他回国不久，世道一下子变了，满清覆灭，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湖北军政府组织成立了国家实业部，李四光则被推举为部长。那一年，他年仅23岁。

一切似乎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倒也没有犹豫，他毅然选择去职。

唯爱之切，亦憎之真，他思量再三，决定暂时离开祖国，留学海外，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留学之前，李四光同样做好了规划，自己将来要以“地质学”作为研究方向。

后来，在洋人占据绝对权威的地质学领域，李四光硬生生闯出了名堂，并且，开宗立派。他以“地质学家”的身份扬名世界。

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鉴定方法”，证明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创立了地质力学……

除了这些“缥缈”的学术成就，在看得见的现实领域，他同样出类拔萃。李四光坚信中国存在石油，在他等人的理论指导下，我们积极勘探，渐渐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他预测岭南一带存在铀矿石，因为铀，我们造出了原子弹……

由于有这些成就，李四光虽然游离于权力之外，但他自始至终受到最高规格的重视。

1925年，国父孙中山去世，国民政府选拔6人为先生擡棺送灵，排名第一位的，赫然竟是北大教授李四光。

为了表明重视学术，蒋委员长无数次宴请科技圈名流，其右手位置总是空缺。原来，是为李四光而留。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领袖也愿意会见李四光。那些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影响国家命运的领导人，在李四光面前，愿意当小学生，听他侃侃而谈，论证我们国家的资源。

● 毛主席接见李四光

万里江山的地底，有数不清却看不见的资源，它们仿佛都在李四光的眼睛里，变得格外清晰。

以上帝视角去观察李四光，我们轻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他实在太忙了。

据说，因为常年在野外踏勘，为了节约时间便于测量，他决定用自己的一步之长代替尺子。果然，李四光后来迈出的每一步，步长惊人地相等，不多不少刚刚0.85米。

● 地质考察中的李四光（中）

想必，他一定是个既冷漠又严谨之人。

并非如此。

李四光身高大约1.75米，在当年的中国南方，这也算是高个子了，他身材瘦削、仪表堂堂，堪称翩翩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

24岁时，他辞去部长之职，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1920年伊始，在欧洲的第六个年头，百无聊赖的他，在一张8开12行的五线谱纸上，率性而为地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这两句诗是李四光当年的心情写照。所以，他将曲子命名为《行路难》。

那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小提琴曲。

因为李四光的才华，无论国内国外，有很多女性倾慕于他，就好比《诗经》里念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但与别的民国大儒不同，李四光几乎没什么“花边新闻”，在故乡他也没有“小脚太太”。直至30多岁了，他依旧孑然一身。

1920年，因为接受蔡元培的聘任，李四光回中国任教，他因此成了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奠基人。但比学术成就更伟大的是，在北平期间，过了而立之年的李四光，邂逅到一段美丽的爱情。

女孩的名字叫许淑彬，出身名门，她当年担任北师大附中的音乐老师。靠着艺术搭台，两个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 电影《李四光》截图

许淑彬擅长钢琴，李四光爱好提琴，他们常常琴弦和鸣，演奏到动情处，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这对佳人迅速坠入爱河，随后火速成婚，结婚一年后，他们唯一的女儿李林出生。

● 李四光和许淑彬结婚照

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性别比例，李四光都毫无优势可言，他们家里女人说了算，李家因此变成典型的“女权社会”。

许淑彬自然深爱自己的丈夫，但却气恼于丈夫整日与石头为伍，冷落家人的状态。许淑彬“恨透”了科学，她想让女儿学习演奏钢琴，将来继承自己的衣钵。

李林6岁那年，左手手指不幸生了一个疮，等伤愈之后，她的左手食指莫名其妙短了一截。换言之，她几乎没可能成为钢琴家了。

●李四光与女儿李林

天意使然，最终，李林走上了科学家的道路。

女儿也是个“天才苗子”。她从小跟随全家走南闯北，先后在伦敦、北京、上海，以及桂林读过书。李林的功课不但没落下，高中三年的课程，她高二第一学年就自学完成了。

李林16岁跳级，顺利考取贵阳医学院。当时外界一片兵荒马乱，许淑彬并不希望独生女儿远离自己。可是，就近的广西大学当时并没有医学系。

李四光认同妻子的主张，同时，他也觉得女孩子家家不适合东奔西跑搞地质。思忖良久，李四光给李林精挑细选了一个适合“女孩子的专业”。

1939年，李林改学机械系，她成了广西大学机械系里唯一的女生。

李四光女儿一看就是他的女儿，这对父女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比如，父女两人都是14岁由自己改名字（李林原名李熙芝）；都是超级学霸；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李林去英国读书，选择专业之前，她特意向父亲征求意见。李四光本来建议女儿主攻“弹性力学”（Elasticity），结果秘书发信时不小心打错了一个字母，她的研究方向变成了“塑性力学”（Plasticity）。

李林以为那就是父亲的意见，阴差阳错之间，她开始涉足“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

● 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在英国

在爱情方面，李林则要比父亲“有出息”得多。她不到25岁，就认识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在异国他乡，某次剑桥大学的同学会上，李林和一个叫邹承鲁的男生，共同演唱了一首《松花江上》。没错，又是通过音乐，两个年轻人迅速走到一起。

邹承鲁也称得上是一个天才，22岁时从西南联大毕业，次年，他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总成绩第一名被剑桥录取，直接跳级攻读博士学位。

● 年轻时的邹承鲁

邹承鲁进入剑桥两年之后，李林也去到了那里。两人神交已久，缘悭一面，等到见了面，方才意识到对方就是彼此的“the one”。

邹承鲁长相清秀，玉树临风，颜值放到现在绝对不输小鲜肉。

早在伯明翰读硕士时，李林就对他产生好感。剑桥读博期间，李林总是向其请教物理方面的问题；而每每李林在实验室忙碌到子夜时分，邹承鲁则会送去可口的夜宵。

● 李林与邹承鲁

1948年，李林和邹承鲁喜结良缘。在英国伯恩茅斯海边，伴着海浪的鸣奏，两双年轻的臂膀，紧紧地挽在了一起。

● 李四光夫妇与邹承鲁夫妇，右一为邹承鲁

不久，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这对小夫妻归心似箭。李林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她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祖国。剑桥大学——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学府，因为李林的博士学位无人领取，而陷入无限的为难。

回归祖国，李林进入原子能研究所，归到钱三强的麾下；邹承鲁则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开展研究酶学，为中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奠定了基础。

● 工作中的李林

动乱结束后，邹承鲁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除了在生物化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加叫人称道的是，邹承鲁用毕生精力捍卫学术道德。

2021年11月份，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命名委员会”批准，我们将那颗小行星命名为“邹承鲁星”。从此之后，邹承鲁的名字，以及他求真的思想，进入宇宙星空，镶上了太空星辰。

无论是李四光、李林还是邹承鲁，他们都是闲不住的人。想当年就有人曾经评价李四光说：“李老的日程表上，找不到个人的消闲时间。”

李林夫妇也继承了长辈的“劳苦命”，直到耄耋之年，夫妻仍然坚持在岗位上，忘我的工作，他们还互相吐槽说：“他（她）呀，别提啦，一休息就生病。”

● 邹承鲁李林夫妇

为了表彰李四光家庭的贡献，国家授予他们院士的荣誉。

就像医学科学家吴阶平评价的那样：“李四光是院士，李林是院士，邹承鲁是院士，一家三人同为院士，在中国科技界仅此一家。”

他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仍在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