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把我们都枪毙了吧”：东帝汶华人鲜为人知的血泪史（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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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上，位于悉尼西南部的史密斯菲尔德区（Smithfield）一栋黑漆漆的建筑外面，街道被死一般的沉寂所笼罩。

车道的一边是一家厨房用品批发商，另一边是一家汽车零部件经销商。

但就在它的尽头，穿过几个卷帘门，即是另一番景象。大厅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在这里聚会的人来自悉尼的各个角落。

他们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说着同样的语言。

还有一点，他们都遭受过噩梦般的人权侵犯。

但他们的故事却鲜为澳大利亚人所知。

酷刑、饥荒和杀戮

来在这里聚会的是一百多名新南威尔士州帝汶华人联谊会（TCA NSW）的会员。

他们都客家人，都在东帝汶（2002年，东帝汶独立）长大。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经历过1974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后的内战，以及1975年12月至1999年印度尼西亚的多年占领。

在这段时间内，估计有10万至18万东帝汶人丧生。许多人都遭受过骇人的人权侵犯 —— 流离失所、性暴力、酷刑、饥荒、拘留和杀戮。

东帝汶真相与和解中心主任雨果·费尔南德斯（Hugo Fernandes）与他人合作编辑整理了《真相与和解中心报告》（Chega report）。这是第一份记录东帝汶人民在1974年至1999年期间所遭受暴行的官方文件。

他说，东帝汶华人社区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期间成为目标，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

1965年，印尼有50万人死于大规模绞杀共产党的袭击之中。

东帝汶华人社区所遭遇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印尼入侵的第一周。据信，在此期间，多达40名华人平民被杀。

马诺拉的故事

1975年12月7日，印尼开始入侵东帝汶。现居悉尼的马诺拉·杨（Manuela Jong）对这一天记忆犹新。

1975年，她八岁，与她的家人，包括九个兄弟姐妹生活在帝力（东帝汶的首都）的科尔梅拉区（Colmera）。

她回忆道，印尼军队空降到她家门口后不久，有人敲门。

杨女士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网的《倾听历史》栏目记者说：“我爸爸牵着我哥哥的手往前走，大概离我们大家有四五步远。”

“士兵们开始从后面向他们开枪。我爸爸立刻倒在地上翻滚，我们都目睹了这一切。”

“我妈妈尖叫着用中文和（帝汶语）德顿语说， ‘来吧，来吧，回来把我们都枪毙了吧’，但他们听不懂......”

杨女士的父亲被杀，但她17岁的哥哥幸免于难。

杨夫人、她怀孕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轮流挖了一个浅坑，埋葬他们的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在坟的旁边种了一棵香蕉树。

目睹大规模处决

易正非先生（Yi Jung Fi，音）是一位现居悉尼的东帝汶华人。1975年12月7日那一天，他也在帝力。

当时的他只有12岁，他还记得那晚听到枪声，躲在父母床下。

“我的父母说最好睡在地上，万一有扫射，就不太可能被击中，”易先生说。

“我们看到一名[士兵]被吊在椰子树上，晃来晃去。我们知道印尼人来了。”

易先生对那一天有着惶恐不安的回忆。

“他们试图焚烧尸体。我记得那个味道，”他说。

另一位东帝汶华人幸存者，庄葵颜（Chong Kui Yan，音）在1984年为大赦国际记录了一份证词，他在证词中说，在印度尼西亚入侵的头两天里，他看到40人被杀。

庄先生目睹了在帝力码头发生的大规模处决，在那里，一群群东帝汶人和华裔平民被枪杀后推入大海。

《真相与和解中心报告》指出，1975年12月7日至9日期间，数十名华人在海港附近被处决。

庄先生在证词中说，12月7日早上，印尼士兵强迫他、他怀孕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一栋名为Toko Lay的公寓楼里的所有人走到街上。

他作为“工作队”中的一员，被带走并被迫挖掘坟墓埋葬印度尼西亚士兵。第二天，他们又被带到帝力码头。

“港口有许多尸体，”他在证词中说。

“当我们把所有的尸体都扔进海里后，带进来大约20个人，让他们面朝大海，然后被枪杀。他们是住在科尔梅拉（Colmera）的华人。”

大赦国际的报告还描述了一位父亲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扔进大海。

1960年，东帝汶大约有4500名华人。截至1980年，也就是在内战和印度尼西亚占领的头五年后，这一人口数字减少了一半以上。

由于害怕印尼人打击报复，受害者很少在直系亲属之外谈论他们的经历。

有时，人们在多年后才知道他们的朋友和大家庭成员的命运，而且往往是在他们离开东帝汶后才知道。

在新的国度重新聚首

许多东帝汶暴力事件的幸存者都设法逃到了台湾、葡萄牙、澳门和澳大利亚等地。

在澳大利亚，第一批东帝汶难民于1975年8月乘商船抵达达尔文。

1976年至1986年期间，2000多名东帝汶华人在澳大利亚寻求避难。其中大多数人定居在悉尼，但也有人在达尔文和墨尔本定居。

赖丽韶（Lai Li Shao Lorraine，音）出生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在1970年印尼入侵之前被送到悉尼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她记得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第一批难民抵达澳大利亚的情形。

对于赖女士来说，这是一个强权的时代，在内战和入侵之前，她与家人几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有多少家人幸存下来。

“我们知道他们的下落。所有的人，我们都互相认识，”赖女士说。

一些人在珀斯、墨尔本、达尔文和悉尼与朋友和家人团聚。这些东帝汶难民希望分享来自家乡的消息，谈论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旅程。这一愿望促成了新南威尔士州帝汶华人联谊会的成立。

四十五年后，这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仍然保持着联系。

在悉尼那个巨大的隐藏大厅里，亲密的朋友们每月都聚在一起庆祝彼此的生日，或者一起庆祝中秋节或中国新年。

赖女士对她所属的社区能够在澳大利亚重新团聚感慨万分。

“我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难民，东帝汶也没那么大，所以我们都互相认识，”她说。

"我所有来自东帝汶的校友都在悉尼."

每次聚会，大家都会带一份食物，现场有免费提供的啤酒和茶，舞蹈和现场音乐。

“我们仍然在一起，”该华人联谊会的主席托尼·冯（Tony Von）说。

“每个东帝汶人都是这样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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