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留学生在澳洲： 远走高飞后找到自我，结婚生子更听从自己（组图）

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马嘉兰见到了中国女孩Yiruo和她的父母。谈话不时被两位家长的工作来电打断，直到Yiruo的父亲听说马嘉兰曾在80年代末期到中国留学，他激动起来，对马嘉兰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有多么不一样。”如今，他们已经有能力送女儿Yiruo去澳大利亚读书，但当年，出国留学对他们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

Yiruo一家人的矛盾是，两位父母希望女儿一直读到博士后，在国外工作，独立，开拓一番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女儿留起长发，更像个女孩，在二十五六岁时结婚。如果不抓紧找一个男朋友，他们担心她会孤独终老。

马嘉兰

这一切期望，Yiruo都不甚赞同。最后，她打断了父母的讨论，她认为恋爱和婚姻都不可以规划。

这次谈话是因为Yiruo报名了马嘉兰当时刚开启的研究项目。这位来自墨尔本大学的教授本名FranMartin，马嘉兰是她的中文名，改革开放初始，她曾在中国留学两年，后来一直从事与中文和中国文化有关的研究。她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微信，也会发朋友圈，还带着一点中国式的幽默。有次她和家人爬山，到了山顶却发现那里的塔在装修，她写，“儿子的帽子表达得一针见血。”帽子上是一个大便的表情。

马嘉兰

从2015年到2020年，她花五年的时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女性留学生的研究。在墨尔本的咖啡厅和乡间，或是在她的家里，她和50位中国女孩聊她们的留学生活、来自家庭的婚恋焦虑以及她们的困惑和反抗。

马嘉兰的访谈对象们都有着类似的共性：出生于1990年之后，她们的父母乘着中国经济腾飞的列车迈入中产阶级，有条件也有意愿送她们出国读书。她们被鼓励走向世界，独立自主。但同时，她们依然会面临来自家庭的婚恋压力，被期望在特定的年龄结婚生子，“我想知道留学的经历会怎样影响她们处理这种矛盾，”马嘉兰说。

去年2月，马嘉兰的研究成果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DreamsofFlight: 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一些中文媒体将书名翻译为《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翻开书，你可以读到很多“反抗”的故事——出国为这些女性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开辟了一个隔离带，让她们的生活有了全新的自主性，哪怕只是从组装一个宜家买来的桌子开始。有人靠代购养活自己，有人开始认为不结婚不生子，婚前同居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有人在郊区的小木屋里疗愈丧父的伤痛，有人凭借经济独立实现了对父权的反抗。

《DreamsofFlight: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 （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

在书中，马嘉兰提到“流动性”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当一名女性生活在她出生的地方，她会被赋予一种期待：长大成人，结婚，生孩子。但当她流动起来，这种传统就会被打破。

“这些学生来到澳洲会很艰难，她们很难交到本地朋友，也很难融入澳洲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独立性，每一天的独立性。我今天做什么？我自己做决定。我的钱要怎么花？我自己做决定。我自己从宜家买家具，自己组装。它们看起来都非常小，也很傻，就两到三年过去，当你看着老家的人二十四五岁就结婚了，而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家人可能还是会给你压力，但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很远。所以流动，非常重要。”

就好像Yiruo，后来在墨尔本，她一直保留着男孩子般的短发。

以下是马嘉兰的讲述，采访用英文进行，偶尔夹杂一些中文词汇。用英文是因为马嘉兰觉得自己的学术中文不够好，她还打趣，希望自己听起来更像个“知识分子“。

留学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大概15年前，我注意到课堂上开始出现很多中国留学生。那之前，课堂上的国际学生大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突然间印度的学生也变得很多，然后就是中国留学生。

我还看到一些数据，说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中，女性的比例更高。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性别相关的研究。自然地，我想要把研究重心放在女性留学生身上，当然，我也和她们的男朋友、室友、亲戚等聊过。

我曾经在课堂上让一年级学生写自己住的地方，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一些本地学生会写卧室或厨房，但中国学生通常选择写卧室。有的学生在课堂上不怎么讲话，当我读到他会在小房间里挂很多家人的照片或者家书时，我很感动。我想，如果能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经历会非常有趣，在澳大利亚学习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肯定跟我的经历有不同，也会有相似的地方。回看我的人生，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研究从2015年正式开始，我跟几所大学合作，请他们帮我寻找即将来墨尔本读书，愿意接受访谈的女留学生。那一个月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我选了差不多30个即将来墨尔本的访谈对象，然后去上海、广州、开封、沈阳、合肥等地去见她们。我还有另外20个访谈对象，她们当时已经在墨尔本读书了。

我和这些学生们在各种地方见面，我记得在合肥我都没有出火车站。大部分人想参与是因为她们觉得提前认识一个澳大利亚人是件挺有帮助的事，尤其还是个在大学工作的人。她们会问我，如果在澳大利亚需要医疗该怎么办？房东欺负她们该怎么办？国外是不是有种族歧视？澳大利亚是不是有巨大的昆虫和蜘蛛？

少数报名者是对我的研究主题感兴趣，通常是准备读研究生的人，她们已经开始用性别视角去思考问题了。一位学生在第一次访谈时就向我提到，她出国的原因是想逃离国内的性别环境，她老家的叔叔因为她仍然单身而不喜欢她，但她没有结婚的打算，而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有一位女孩是由她的表姐陪同来的，那位表姐谈到自己结婚太早，现在面临着婆婆的催生压力，还要照顾家里，她非常后悔以前没有选择出国留学。

当时我的一个预设是：这一代女性留学生有不错的家庭条件，被鼓励出国留学，独立自主。但同时，她们依然会面临来自家庭的婚恋压力。后来我发现这个预设是成立的，我还想知道留学的经历会怎么影响她们处理矛盾。

我还见了很多家长，母亲居多，可能只有一到两个父亲。所有家长都非常支持女儿出国。一些母亲可能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会谈到女性在中国就业市场所面临的歧视。她们认为出国获得文凭，会对女儿未来的就业更有利。更多地，她们希望出国可以开阔视野，理解世界。但同时，所有的母亲都提到，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会结婚。

反抗的可能

研究中有一些令我记忆深刻的故事和女孩。有一个女孩我称她为“代购皇后”，她的父亲是靠在路边卖蔬菜白手起家的，并且在80、90年代实现了阶级跃升。她用从父亲那继承来的智慧开启了代购事业，她学会计也是为了代购。通过代购，她赚了一笔钱，还买了车。后来，她父亲去世了，令我触动的是，她是用做代购的钱买了机票，才得以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

那之后，她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间。但她挺过来了，现在她回国了，我确信她现在过得很好。那是一个来自中国东海岸小城市的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女孩。我想，在中国，像她这样父母突然富起来家庭的孩子是会被一些人看不起的，但我就是很爱她，她和她的家庭都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女孩Song，她的父亲也是在她留学期间去世了。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非常安静、消沉，独自住在一间非法搭建的小房子里，缅怀她的父亲。那实际上非常危险。

但后来她找到了走出来的路。她学的是文科，但追随热情，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现在还在墨尔本。从她的社交状态来看，她一直没有结婚。她只是做一名独立的人，自己做决定，自己完成所有的事，自己走自己的人生——即使那非常难。

一个被许多媒体花很大篇幅讲述的女孩叫Jiaying，她来自一个西南边陲小城。在她留学的最后一年，她的父亲和一直不肯生二胎的母亲离婚了，娶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只为了延续香火。她与父亲吵架，对方威胁说再也不帮她交学费。她的母亲认为出国读书不如嫁人，甚至和人商议起拿一百万彩礼嫁了Jiaying。

她意外怀孕，瞒着父母生下了孩子，和父母并不喜欢的男友在墨尔本成婚，回国时抱着孩子出现在父母面前。从我遇见她的那天起，她就决定留在澳大利亚，她转成了早教专业，更好移民。这个专业很有趣，你会在幼儿园实习，因此更了解当地小孩的成长方式。当她毕业时，她拿到了技术移民签证，进一步拿回了自主权。她的丈夫是依靠配偶签证留下来的，日常还要照顾孩子，她的母亲也飞来澳大利亚帮她带娃。

Jiaying反抗成功不只因为流动性，还因为她获得了经济独立。但一些没有获得经济独立的女孩也会有（反抗的可能）。比如在电话里说“不”，或者转移话题。一些人表示更愿意在结婚前自己确认是否与伴侣合适，而不是听从家里的相亲安排。

流动会带来独立性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对女性来说，流动性（mobility）非常重要。因为在大多数地方，女性会被赋予一种期待：长大成人，结婚，生孩子。但当你流动起来的时候，你很可能拥有了

学历和移动性资本（academicandmobilitycapitals），你会打破这种传统和限制。

流动会带来独立性。这些学生来到澳洲会很艰难，她们很难交到本地朋友，也很难融入澳洲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独立性，每一天的独立性。我今天做什么？我自己做决定。我的钱要怎么花？我自己做决定。我自己从宜家买家具，自己组装。它们看起来都非常小，也很傻，但两到三年过去，当你看着老家的人二十四五岁就结婚了，而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家人可能还是会给你压力，但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很远。所以流动，非常重要。

我并不认为这种流动性一定要是从女性地位更低的地方流动到更高的地方。流动性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也不一定要跨国，重要的是离开给你带来压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有人研究过女性农民工到城市，虽然生活条件非常的辛苦，自由的时间并不多，不过她们还是会发现远离家庭，自己有能赚钱的能力，这一点点空间给她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她们的人生当中，会变得更独立一点，更有自己的想法，更愿意去跟在家的父权关系抗争，所以我想并不一定说要留学才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可以找一点点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这对女性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在澳大利亚，这些女留学生的婚恋压力会小很多。婚姻不再成为人生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她们跟亲戚的交流少了，而国外的陌生人不会随便给你人生建议。在当地社会里面，30岁不结婚你不会感到任何压力。

回访中，我也发现这段流动的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她们更敢于做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选择，比如远离家乡到大城市工作，更敢于跳槽、维持已有的阶层地位。有的学生在经历过国外工作后，变得更有自信，更有勇气主动投简历、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完全依赖“关系”。还有人选择了“不主流”的生活，不需要赚太多钱，半工半读也要多去一些国家游历，把时间更多地花在自己爱好上。

就像弗尼吉亚·伍尔夫所说的，（流动后）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你可以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做出自己的选择

只有一个女孩曾说过她后悔来到澳大利亚。当时她情绪很低落，她放弃了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也和男朋友异地，来到澳洲读书，后来她男朋友为了另一个女孩离开了她。结束澳洲的学业后，她回到上海，却很难找到一份跟之前一样好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她说她后悔来了澳洲。

一年还是两年后，我又访谈了她。她又振作起来了，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拿到了澳洲的永居。她收回了那句话，并且很享受这种随时可以流动的状态。有一个女孩没有拿到学位，还在堪培拉被一些当地学生霸凌。我还没有机会问她是不是后悔。她回到中国，靠着父亲的关系拿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对，并不是所有人来到澳大利亚都会获得一份积极的体验。

还有一个女学生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崩溃，而当时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是她当时唯一可以求助的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像个英雄，而是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她不认识我，她要怎么办。那时她已经在街上睡了3天。

幸运的是，当时我们见面喝茶，我认识到她不对劲，所以我告诉她可以打电话给医生，去医院。事实上，她当时还不愿意去，但医院强行对她进行了治疗。我当时给她学校的咨询中心打电话，但他们甚至没有派人去医院看过她。所以真正令我震惊的是一个人会如此轻易地被澳大利亚的系统所忽略，她是隐形的。

后来，我有专门写过一个政策报告，建议政府可以做些什么。80%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澳洲有正面的体验，但剩下的20%学生需要我们的关注。比如说，在她们来澳大利亚之前，应该有更多的中文信息向他们介绍澳大利亚社会是怎么运作的，该如何在澳大利亚寻求医疗帮助。

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这些女孩们来说，有时候我不再是一个研究者，而变成了她们的朋友。她们会来我家里，和我的家人碰面。有的人会对我说，看你的生活我觉得挺好，你可以做研究，玩音乐，还可以有这么可爱的儿子。她们会问我一些人生问题，我也会给一些建议。

当她们毕业时，留下来还是回到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疫情曾经一度让流动性中止了，尤其对于那些想要留下来的人。总的来说，在访谈的一开始就想要留下来的人最后会留下来，一开始就说会回去的，最后也大多会选择回去。

性别不太会成为一个影响人们去留的因素。除了最开始那个因为没有结婚而不被老家的亲戚喜欢的女孩。还有一个女孩是同性恋，她和她的父亲都认为如果她留在澳大利亚，她会拥有更好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性别不是最主要的，但如果她决定留下来，她会提到感到（婚恋）压力更小，更自由。

我还会继续跟踪和访谈这些女孩们，看看她们接下来的人生中会发生什么。有人在非洲待了一段时间，有人现在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有人在私企，有人留在了澳大利亚。有的回了国的人会和我说，她不能再参与我的访谈了。我感到很遗憾，但我很理解。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在不录音的情况下聊聊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