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新手妈妈，生娃后拍了部功夫片，太猛了

生小孩的过程，

陈翠梅觉得身体变成一片废墟。

她想象自己成为“异形”，

身体被另一个生物侵入，吸食养分，

又感觉自己像一台3d打印机，

在复制不知道是谁编好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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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圆满在习武

为了夺回对身体的控制，

她开始练习武术，

并将这段故事搬上银幕。

8月10日，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

电影《野蛮人入侵》全国上映，

影片获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中的武侠桥段，拳拳到肉又不落窠臼，

并极为罕见地从女性视角展开。

被戏称是“东南亚版的《谍影重重》”。

作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旗帜性人物，

陈翠梅几乎是马华导演里唯一的女性，

在国际影坛久负盛名。

在一个起初甚至没有电影学院的国家

拍了快20年电影，

那背后是一个创作者的赤诚，

也是一个女性的赤手空拳的成长史。

撰文：洪冰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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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陈翠梅在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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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带着儿子宇宙

做妈妈之后，陈翠梅变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样自由。

从前她的形象常常是短发利落、目光如炬，看着监视器讲话或是捧着脑袋写作。她全世界游牧，每个月拖着行李箱奔赴新的城市。她总在谈恋爱，和千奇百怪的人陷入爱情，连第一部电影的名字都叫“爱情征服一切”。拍辐射村生存状况的时候，她永远拿起摄影机冲在最前面——一个彻头彻尾的先锋女性的作派。

但她现在自己难以想象和人相爱，不如拍个和ai在一起的。她变得讨厌机场，因为小孩不受控，她总是成为“飞机上大家最讨厌的那个人”。她定居在吉隆坡，思考很多现实的问题，她怀里抱着的不再是摄影机而是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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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圆满带着儿子去工作

电影里，陈翠梅饰演的李圆满因为生子事业停摆，离婚后她带着小孩去拍摄一部武打片。陈翠梅细腻地描摹一个母亲面对失控的生活——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压在充气床垫上，一点点放气，一点点萎缩。她在无声地崩溃。

她做了一个热血的决定，拼命地习武，夺回身体，找回自己。但后来的一系列波折中，她丢失了小孩，失忆后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是谁的女儿和谁的母亲，唯一确定的是，她有一身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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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圆满忘记自己是谁，只有身体还有记忆

拍完电影，陈翠梅把练武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她甚至登上过体育新闻，因为拿到了一个轻量级巴西柔术比赛冠军。

她会在早上6点前到武馆，练到每根头发都湿透，再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个母亲少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孩子和工作伙伴都还没醒，没人会来打扰她。来拍摄的那天也不例外，她连连道歉，“脸上有点肿，刚挨了一拳。”她说：“不是为了拍电影才学武，是为了学武拍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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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节工作间隙里，练巴西柔术

《野蛮人入侵》的制作团队，三分之一是陈翠梅认识近20年的老朋友，有的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

饰演导演胡子杰的张子夫记得他第一次在街上遇到陈翠梅，她才20岁出头，说她是他的歌迷，自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导演，写了一个剧本，可不可以找他演？张子夫问她片酬是多少。她说自己没有钱，身上只有50块。他买了四杯啤酒，两个人一人一半，剩下10块钱给陈翠梅打车回家。“我的片酬就是两杯啤酒，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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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张子夫在《野蛮人入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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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张子夫在《丹绒马林有棵树》中

如今这帮40多岁的中年人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太过理想化的岁月。

在他们出现之前，马华电影是一片空白。马来西亚电影就是“马来裔拍给马来裔看的”，里面充斥着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而陈翠梅、李添兴、刘城达这帮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把镜头对准在这片土地上庞大而沉默的华裔族群的世界，他们对未来茫然，为爱情苦思。

他们的人物讲混杂各种口音的汉语、闽南语、广东话、马来语。许维贤在《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土腔风格、华夷风与作者论》中称之为“土腔电影”，是在进行“身份认同的书写”。邱玉清把这种电影定义为“地下式的、低预算的，不以利润为主的游击式创作……当今大马华人终于有机会在银幕中自我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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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陈翠梅参与创立“大荒电影”，在《蘑菇兄弟》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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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无夏之年》在海中拍摄

陈翠梅为他们组建的独立电影公司起名“大荒”。这个词出自《庄子》，“宇宙洪荒的感觉，从头开始，什么都没有，我们在上面创造。”

他们用极小的团队和简陋的成本拍电影。短片就是一个周末拍出来，陈翠梅的《丹绒马林有棵树》团队只有四五个人，连灯光组都没有，甚至要打手电筒。长片《爱情征服一切》花了12天，成本只有1万欧元，第二部长片《无夏之年》算成熟制作，也不过花了四五万欧元。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被称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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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陈翠梅在《一时一时的》里饰演母亲

十年前，大荒电影一度传出停业的消息。大马华裔600多万，潜在的华语观众只有300多万。陈翠梅直言市场小，从业人员薪水低，年轻时他们可以不顾现实，有了家庭后，就得“认认真真赚钱”，于是很多人不再拍，“浪潮渐渐冷下来。”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说这是他们的“盆栽困境”。张子夫更说“I remember thinking we are orphans（我总觉得我们是孤儿）。”

然而陈翠梅一直没离开，即使生孩子后她一度想放弃做导演，还是喊来了老朋友，并给新的电影人创造机会。《一时一时的》导演叶瑞良决定拍第一部长片，就是起源于陈翠梅突然问他几岁了。

她说：“26岁，是时候拍电影了，我们就拍电影吧！”

以下是陈翠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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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崩溃的妈妈

更年轻的时候，我读到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每一代人的文明社会都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他们小孩。”

我觉得小孩诞生就是野蛮人入侵，带着他们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然后慢慢被驯服，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后来我切身地体验到另一层意思，生了小孩之后，我的身体是一片废墟。他打乱和颠覆了我的整个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2月5号，我那时候跟着贾樟柯导演工作，为了写《状元图》的剧本，接近一个月没上网，没人能联系到我。因为月经迟了，我就去买测孕棒，发现怀孕了。我开了电话通知完孩子的爸爸，然后给贾樟柯打电话说，我不能拍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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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的孩子

我的小孩宇宙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小男孩。不明就里的朋友说你把小孩带来聚餐，我们帮你看孩子。去了几次之后，他就大闹，我就一直追着他，大家觉得很烦。后来朋友们就说下次出来不要带你小孩了。

我很常在机场哭，比如过海关的时候，小孩会跑掉，我又不能追过去。飞机上我已经压着他了，但他会从安全带里钻出来，我也要解开带子，满机舱追他，我好像变成飞机上最讨厌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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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孩子去电影节

开始以为生完小孩一个月，我就可以开始工作，3个月后不行，6个月后也不行，直到3年后才能真正坐下来写剧本。因为小孩会突然哭闹，我整个人处于很紧张的状态，睡眠不足，没办法思考，觉得我的电影事业完蛋了，我的才华要被浪费掉，要全职当妈妈了。

有朋友说拍不了电影没关系，小孩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我听到就是会翻白眼，你完全没有参与创作，他就是一个DNA，几千年前就决定的那种。像是别人做了编程，你就是一台执行的打印机而已。打印机能说它打印出来的东西是它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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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圆满被打后本能地躲闪

为了修复自己的身体，我去打泰拳、巴西武术、菲律宾短棍。《野蛮人入侵》里有一幕，李圆满问师傅，怎样通过武术表达自己？师傅没头没脑地打了她一拳。第二拳的时候她就会闪，最原始的自己就是逃避痛苦的自己。现实里我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扰，可是出拳的时候来不及思考，我的身跟心是在一起的，那些焦虑的东西会消散。

至于为什么会拍成电影，整件事有点像一场游戏。孩子3岁的时候，我在香港遇到老朋友杨瑾，说他刚拍一个电影，光翻译就有十个人，很想念以前我们单纯的样子，几个人、十万块都能拍出来，现在要他要投资一个新导演，300万都说拍不出来。他在做一个计划，找6个导演，每人给100万，只是问我一句话，100万能拍一部长片吗？我说能。

这个计划叫“爱情征服一切”，用的就是我第一部长片的名字。然而我当时整个人都在跟小孩挣扎，我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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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摄训练了泰拳、菲律宾短棍、巴西柔术、推手

那之后我去北京见王宏伟，他想要拍一部间谍电影，找我演一个女间谍。我就随口开玩笑：“不如这样，我们换个角色，你演一个独立电影导演，找我来演女间谍，把我送去泰国学泰拳。但你非常不靠谱，我训练了三个月后，你找了一个带资进组的演员，不要我了。”

回到吉隆坡，我真的开始写这个女性寻找自我的剧本。因为没别人照顾小孩，我就只好带着他去泰国勘景，一度想还有哪个导演会像我这么狼狈，连看个景都会被小孩破坏掉。突然一个转念，不如把女演员设计成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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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在《野蛮人入侵》片场

那时候考虑过找杨雁雁来演，一想到电影是关于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那必须是我的身体。可能杨雁雁来演的话，这个电影会变更好，但我在这里满足了自己的一点私心。其实可以反过来说，我是为了学武，才去拍了一个电影，为了有正当的理由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变成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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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陈翠梅出生在马来西亚关丹，在家中排第四

小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家和其他人很不一样。我爷爷从金门到马来西亚关丹开渔场，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渔村里，门前就是海。村子只有二三十家人，我们是唯一一家华人。

过年只有我们会庆祝，我一直以为春节是我们家特有的节日。我在电视里看香港武侠电影，从小对武术充满幻想，很想扎个包袱上山拜师，但别家小孩都不看。老师讲普通话，我不会听，根本搞不懂上课是在干嘛，老师就要用闽南语跟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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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入侵》剧照

《野蛮人入侵》里李圆满失忆后不记得自己是谁。是越南新娘？还是缅甸难民？她说马来语、英语、泰语、汉语、缅甸语去辨识自己来自哪里。在马来西亚长大，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你是哪个种族的人，但又要讲好多种语言。像我们家里交流就用汉语、马来语、英语和闽南语。

我会拍电影，可能是家里没有厕所的缘故。我在七个兄弟姐妹里排第四。二姐胆小，天黑去河边上厕所，就要叫我和三姐一起。为了骗我们蹲在外面陪她，她就随口编故事。于是我从小就爱听没头没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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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开渔场，孩子们在修补渔网

在马六甲多媒体大学读动画专业的时候，我拍了几部小的短片。毕业后我在大学教书，和当时的印度男朋友在一起三四年，买了房子。他挺传统的，想要跟我结婚，觉得女性不应该当导演，不应该太强。我其实很爱他，或者说挺柔顺的。但是我很焦虑，心里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因为想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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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丹绒马林有棵树》，获奥伯豪森大奖

于是我拍了短片《丹绒马林有棵树》，其实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一个充满希望的17岁的女生，和一个34岁的一无所有的中年男人，在夜晚漫无目的地行走。男人最后喊的是我的名字：“陈翠梅，你懂什么？”

拍完我就想清楚了，我跟男朋友分手，从大学辞职，去了几个重要的电影节，拿到奖，发现我可以做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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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爱情征服一切》，获釜山新浪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奖以及鹿特丹金虎奖

然后我就想拍一部长片证明自己，拍了一个《爱情征服一切》的故事。少女阿萍背井离乡到吉隆坡，爱上了一个男人，为了这段爱情，她堕落到去做妓女。男人已经讲明了自己会怎么去骗她，观众看到他一步一步实行，让少女落入圈套。我想讲的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老土的、俗套的、千篇一律的，但是当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还是惊天动地。

我谈了好多恋爱，二三十个男友，可能有吧。我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问：“翠梅在干嘛？”就会有人说：“她正在某个地方做着一个错误的决定。”我的监制胡明进导演会说：“I don’t get your taste（我搞不懂你的品味）。”

他们觉得我老是和莫名其妙的人谈恋爱，我的男朋友个个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很自然，跟这个谈了没有，那就不要找这样的男人。有些朋友他们找的女朋友个个都一样，我觉得你换女朋友来干嘛？我不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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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巴黎参与戛纳创作营

2000年初马来西亚还没有电影学院。我们每星期聚在一起拍短片，大家都有正职，也不是计划性的。独立电影圈有句话：如果没有钱，那最好有朋友。我幸好是朋友特别多的一个人。这一次我给你当摄影，下一次给他当美术，再下一次当演员，轮到我导的时候你给我当。拍电影像爱好一样，偶尔有200个人来看，就觉得特别开心。

我做过最荒谬的事情是，我们拍一个印度家庭60年代的戏。我是制片，不知道怎么做时间表，想到演员都要上班，我就让演员来一天拍完所有的戏，然后再安排下一个演员。这就导致美术组唯一的女孩子，每一天都需要把借来的杂货铺里的现代物品换成60年代的，置景就花两个小时。但没人骂我，我就在心里想，好像是我的问题哦。大家都没有经验，你做错了任何事情也不会给人质疑，因为他们也不会，一边拍一边学，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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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位马来西亚导演联合拍摄短片集15 Malaysia

2005年，我和刘城达、李添兴、Amir Muhammad在吉隆坡创办了“大荒电影公司”。当时我们想要在戏院放映，就需要一个公司去申请拍摄准证，可以把我们做的独立电影合法化。那几年的国际电影节都能见到马来西亚导演在活跃，我们把每个电影基金申请一遍，回马来西亚拍，然后再给国外主要是欧洲的观众放。

至于大马的观众，很少看我们的电影。他们喜欢马来人演的喜剧或者主流一点的。我们是华人为主，又拍文艺片，市场特别小。《野蛮人入侵》我是在中国才获得那么多观众，比较多人能共情和喜欢。

到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摄影师、灯光师、美术师，他们做不久就得转行，因为薪水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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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陈翠梅创办东南亚短片节，支持本土青年导演

年轻的时候，电影是这么美好。大家傻傻的，做事没有什么目的。但是过了30岁，要结婚，要对家庭负责，就得认认真真赚钱。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去拍商业片、电视剧，或是直接转行了。

慢慢地，人就离开了。氛围有点冷下来，所谓的新浪潮其实也没有真的掀起一个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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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南国以南》

12岁的时候，我们家从村里搬到城里。往返两个地方的小路，交通状况很差。我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去世了。27岁的时候，我在吉隆坡拍电视节目，接到我两个姐姐的电话，只听到她们在哭。第一句话是，我弟弟开的车，弟弟过世了，父亲还在医院里抢救。

他们两个开车回关丹的村子，在奶奶出事的同一条路上出了车祸。两个小时后，还没等我赶到老家，父亲也过世了。我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因为葬礼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没有太慌张。可是过了很久，可能5年、10年，我还是没有办法不慌张。那种伤痛就是没办法过去，还是需要别人提醒我，弟弟和爸爸都不在了。

我有一个弟弟，他永远25岁，消失在那条我们的回家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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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无夏之年》

32岁的时候，我决定回故乡拍《无夏之年》。故事讲的是30年前离开村庄的阿赞，现在是一个过气歌星。他回到家乡寻找儿时好友。一整个晚上他们在海上钓鱼，聊起童年往事，黎明之前阿赞消失在水中。

南中国海是我最熟悉的风景，我几乎能认出不同海滩上的沙子颜色，它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我记得父亲站在海里和朋友打拳，到了晚饭时刻，母亲就喊我们回屋吃饭。

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二姐说里面的阿嬷就像我们的阿嬷，总是想回到遥远的故乡。不如我们就在家门口的海边拍一个电影。渔船靠了岸，阿嬷赶着水牛到海边，把一篮篮渔获运下来。我那时12岁，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只想着拍我们的生活，讲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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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无夏之年》

长大后回去拍电影，我才发现它根本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看到了美好回忆和残酷真实之间的落差。现在那片海已经不好打鱼，很多人就去工厂打工，可那不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的毒品问题。

我可以回家，但故乡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回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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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北漂3年，2011年在北京家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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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在阿姆斯特丹

以前我是一个国际游牧民族，拖着行李箱，恨不得每一个月就换一个城市住，换不同文字的车牌，去泰国、印尼，还北漂过3年。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结婚，38岁因为怀孕才决定组建一个家。

后面过了两年离婚了，现在是一起照顾小孩，可以做朋友的那种关系。前夫也再婚了，我和他现在的妻子关系也不错。别的小孩炫耀自己爸爸在哪栋高楼工作，我的小孩是炫耀他有两个妈妈，他还有两个家，一个爸爸的家，一个妈妈的家。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这很好。

我常讲，在什么年纪，就只能拍那个年纪的东西。25岁的时候，我觉得爱情征服一切。爱情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让你失去理智。现在45岁，最可怕的是每一天和每一天。你可以去寻找新的爱情，但生活会把所有东西消磨掉，取而代之的是麻木。

变成了生活征服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