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蕾自曝曾重度抑郁，天生不是贤妻良母？（组图）

最近看了一段郝蕾的采访，来自纪录片《是我》。

镜头前，郝蕾谈到这个时代的女性焦虑。

比如职业焦虑，到底是好好去做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还是找个好人嫁了？

比如生育焦虑，如果不赶紧生孩子，是不是以后就没有孩子？

郝蕾说：“所有女性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吧。”

她自然也是其中一个。

经历过两段婚姻的郝蕾，如今独自抚养两个双胞胎儿子。

有一段时间，儿子对她说，妈妈一点都不了解我。

她挺伤感的，反思儿子说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亲子关系，郝蕾的态度是：他不当我儿子的时候，我就是郝蕾。

但毕竟她有了孩子。

作为母亲，郝蕾自觉已经在有限时间里竭尽全力给予孩子陪伴。

但如果期盼她像普通妈妈一样朝九晚五，她做不到。

她戏谑地问：“非常抱歉，孩子你为什么要投生在我家？为什么要做我的儿子？”

郝蕾自己的童年，是漂泊孤独的。

儿时记忆里，父母与自己的关系是严厉的，疏离的，缺乏爱的表达甚至是有些残酷的。

父亲是军人，家中长子，作为女孩的郝蕾从小就被当成男孩子一样历练成长。

15岁离开家，一个人坐火车去拍戏，当时火车连硬座都没有，她就坐在自己行李上，一路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郝蕾曾说，她和张子枫拍戏时，很羡慕她。相比自己当年的境遇，6岁开始拍戏的张子枫一直有妈妈陪在身边。

而她从来都只能靠自己。

人过中年的郝蕾，会对当年离家的场景记忆犹新，从爸爸的倒车镜里看来送别的同学们像被镜头越拉越远，一个人从通化哭到长春。

很小年纪，就感知到很多人和关系，断了可能就很难再见了。

成为母亲的郝蕾，还是会惦记着父亲的一个拥抱。

她第二段婚姻结束后，希望得到父亲的安慰，父亲说“哭有什么用”，她泪如雨下。

从没让父母操心过的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一个拥抱？

对于亲子关系，她感慨：“孩子太懂事，父母就不懂事。”

父亲生病，去医院检查，郝蕾本想给予安慰。话到嘴边，说出口的却是生硬的官方语言。

她很后悔，也很无奈，四十多年的习惯，彼此之间的互动，很难改变。

“我对他像他对我一样残酷。”

原生家庭的痕迹，两段婚姻的经历，郝蕾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理解那些情感的来路和出口。

青春期独自离家，很早就失去亲近的关系和情感，总想把它补上去。

就像她年轻时饰演的角色和她曾经的爱恋。

把爱情作为全部，甚至加倍去体验和感受。

但浓度太高，力量太大，反而容易让对方窒息。

一个人缺乏被爱的能力，在得到爱的时候，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接得住。

郝蕾形容那种感受：“有人爱你，就阳光灿烂；不爱了，就好似枯萎。”

但沉下来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那么个人的价值呢？

郝蕾自曝十多年前，自己也曾重度抑郁。那时她还有个人的微博，写过关于“微笑抑郁”的文章，只是那时候，这种话题还上不了热搜，不会被赚大钱，没有太多人关注。

人过中年的郝蕾，试着与亲情和解，与人生的“求而不得”和解。

她坦言自己从15岁开始对安全感的渴求，但命运就是不给你。

“它就是不给你”，郝蕾重复着这句话。

她也曾在三十岁前后，以为回归家庭，做一个贤妻良母，能提供某种安稳。

再回头，只庆幸经纪人的醍醐灌顶：“你生下来不是做贤妻良母的，你是做艺术家的。”

表演，是她的出口，她理解为“宿命”。

跟着宿命的安排，走上演员这条路，在不同的角色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滋养了郝蕾现实里求而不得的部分。

那些作为“贤妻良母”不能治愈的隐痛，作为演员的郝蕾，大概可以。

郝蕾这几年的作品，多围绕家庭关系，揭开或者说探索亲密关系的隐秘，那些人性深处的不安与压抑。

电影《春潮》，讲述一家三代女性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羁绊与困境。郝蕾饰演的郭建波是女儿，也是母亲。

作为女儿，她是被极度控制而濒临崩溃的；作为母亲，她是因自身经历而消极无力的。

当母亲的无情咒骂劈头盖脸落下来，郭建波的反应是无声地用手捏住仙人掌，这份沉默的反抗背后，是多少年坍塌压抑的母女关系。

电影的一句宣传语是：“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电视剧《熟年》里，郝蕾饰演的二嫂张春梅，演尽了多少都市中年女性的疲惫。

旁人眼里是事业有成的杂志副主编，有教授老公，懂事儿子，亲如母女的婆婆，整个一“人生赢家”。

结果人过中年，儿子叛逆，丈夫“失踪”，被迫离婚，婆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还有一大家庭的关系需要她周全平衡。

张春梅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有资源和能力的“成功女性”，但那些生活的变故、人心的变化、衰老与意外的来临，她同样逃不过。

能救回下半生局面的，还是先拆掉“贤妻良母”的禁锢，不要让身边全是“巨婴”。

作为个体的郝蕾，还在享受着表演的突破和改变。

她参演了电影《寄生虫》改编的一部舞台剧，饰演底层家庭的姐姐金基婷，不断用谎言遮掩欲望，最希望改变生活的质量。

这个角色是郝蕾自己选的。

“因为我如果饰演另外几个角色，无论是母亲也好，朴夫人也罢，观众很容易就猜到我会怎么演，那就没意思了。”

郝蕾最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把以后会过得更好这种胡思乱想忘记吧，只是单纯地享受此时此刻。”

这大概也是她作为郝蕾的心声。

银幕和舞台之外，关于“表演”，郝蕾做的拓展与尝试，越来越大。

疫情三年，不能演出，她就在家写了一本表演书，用现代视角解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

参与幕后，给青年导演的电影处女作《23号》做监制和主演。

担任表演导师，培养和扶持新生电影人。

今年First影展上，郝蕾被问到如何平衡生活与电影？

郝蕾说：“没有什么平衡，生活永远是第一步。只有好好生活，你才能好好地生活在你的角色里，你才能好好地替你的角色去生活。”

《熟年》原著作者伊北形容郝蕾：“年轻时候是叛逆女子，中段是江湖女子，最后是禅意女子。”

郝蕾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

现在，她正研究易经，学习佛学，相信着，境由心转。

我倒觉得郝蕾依然是“叛逆”的，她总说自己渴望家庭，但她的行为，又更加真实地彰显，她不被世俗意义上“好母亲”角色规训。

原生家庭的隐痛，女性生存的焦虑，在都经历尝试之后，她终于不再用“贤妻良母”去兑换某种解脱。

命运给任何人的剧本都不会完美，男女一样，即便世俗意义最完美的那种，“完美也有自己的偏见”。

唯一不同的是，男性从来不执着于完美，他们心无旁骛，面对当下的目标，没有那么多反思心，愧疚，耻感，那句“至死是少年”，四舍五入就是“不管不顾”。

没有顾全和内耗，对情感浓度和理解没有那么大的渴望，人生这道题，会简单得多。

它某个意义和女性的动物性对抗，但在荷尔蒙慢慢消减的熟年，希望我们也可以，渐渐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