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清华本硕博放弃“北京中产”，去往非洲（组图）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面对“小镇做题家”式竞争带来的成长困惑，他决心要和优绩主义的单一评价体系保持距离。

“去非洲”，即意味着远离制造焦虑的大环境，开始学习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通过勾勒一个复杂且具体的非洲，他认为青年人面对抉择应当辩证评估，以勇气和决断直面命运的未知，拒绝以想象来自我满足。

虎嗅注：近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外工程师曹丰泽在《文化纵横》杂志的一次讲座中，分享了求学工作以来的自我探索历程，以及参与非洲建设的实践体会。

基于实地体验，他把非洲国家分为发展主义与非发展主义两类。以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为代表的国家，通过集中国家资源来推进公共设施建设，而陷于“分配正义”的南非以及政治动荡的刚果金，则难以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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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打灰企业派驻国外水利项目的小领导，拿的是土木工程的文凭，在人文领域的造诣和江湖地位严格为零。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身处这个讲台上，我现在有着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迫切地想要把我在这个时代所经历和感受的东西与在座的诸位进行分享。这些东西未必有很高的站位，也未必有很深的理论价值，涉及到主观判断的内容时，也未必足够的理性和中立。但我在此保证我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其中既包括客观事件的真实，也包括我讲述过程中我本人情感的真实。换句话说，我以下说的所有话，都是我本人此时此刻所坚定相信的。

按照咱们东亚的规矩，我需要从我的高考开始讲起，以增强我以下讲述内容的说服力。我是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2012年参加高考，获得了黑龙江省理科第七名。当年黑龙江省理科是20万考生，所以我的成绩是全省前万分之0.3。然后我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读本科。实话说我当时并不是出于一种对自己前途命运的精算去选择专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当你非常努力地为了一件事情奋斗了很久之后，不管这件事情最后做没做成，你最终都不会感觉很快乐，很珍惜。相反你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自暴自弃之感，你也说不上来是在报复谁，可能就是在报复你过去这么多年来像冤大头一样的努力。

当然这种对人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并没有真正让我对学业自暴自弃，上了大学之后我的成绩仍然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2015年拿到了未来学者奖学金。读过清华的朋友可能知道未来学者奖学金，它是奖励给一个系中博士推免总评成绩第一名的一个奖学金。然后我就在清华直接读博了，还捎带拿了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也就是说，如果单从做题这个领域来衡量，一个正常人在一生中遇到一个比我做题能力更强的人的概率基本上是零。

当然我现在讲这个，其实已然完全没有任何的自我吹嘘或者骄傲的成分了，我的内心完全平静，甚至多少带有一点羞耻感。一方面因为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这种做题上的成就多少有一点小孩子过家家的意思，成年人吹嘘这个本来就是很幼稚的事情。

另一方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心理转变，我现在对东亚这一套从生到死的，基于排名的成就体系持有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不光是做题，包括升官发财所有这些被后天建构出来，但凡是涉及到排名的、攀比的，然后忽悠你东亚人从生到死一直像一个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工作不休的这一套，我现在也都持有完完全全的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荣誉可言，也不值得任何尊敬。

总而言之，做题这个游戏被我玩通关了之后，我几乎是必然地去思考我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那么一个标准的，北京的中产阶层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想必大家也都见到了。简单来说就是掏出一生的积蓄买房子，然后每天，每年，穷其一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以致于最后你对这个城市非常熟，哪个饭店好吃，哪里新开了个酒吧，新开了个游乐场你都非常清楚，你的视野基本上就在你定居的这个城市一直转悠。

接着就是鸡娃，你爹都上清华了，你怎么就上不了，你怎么连个985都考不上，为什么我能赢你就不能赢，然后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无能狂怒。娱乐基本上就是开车带着老婆孩子去一个到处挤满了人的，假装是野外的城市公园露营，这个过程中孩子哭大人叫，你老婆还要在路上不断地抱怨衣服被弄脏了之类的事情，然后你找停车位还要找半个小时。

那么在我肉眼可见了北京中产的生活之后，我几乎是必然地推演到了接下来的这段逻辑：如果说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导出的是这样的生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相比起来我现在就死好像还更幸福一些。

这大概是2018年，或者2019年前后的事情。其实我的脑子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就意味着我已经大致和自己辛勤做题的前25年达成了和解。首先我这个时候不怕死了，因为显而易见死亡这件事比北京中产的生活幸福太多；其次，我也不再畏惧我接下来的生命了，因为我已经完全明确了我所憎恨的生活，而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种生活都是我可以去尝试的。

事实上在我的语境里，非洲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的。我最开始讲述非洲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专指地理意义上的非洲，它更多是对东亚这种单一化的评价体系、单一化的成功观的一种彻底否定和逃离。我是比较相信地理决定论的，物质决定意识，一个人身处的环境难免要影响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心境。

当然我不否认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的心理非常强大，真的能够做到大隐隐于市，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不管身处什么焦虑的、攀比的环境他都能做到不被外界影响，能独善其身。但是你也得承认那是极少数，我们其实都不是圣人，都难免被环境所影响，在这个环境呆久了你不想焦虑也得焦虑，最后我非常确定我自己肯定会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厌恶的人。我自己既非常厌恶这样的生活，然后我看到别人混得好了，我自己这个已经赢了二十多年的做题家基因肯定又要唤醒，我不由自主地就一定要焦虑。相当于我最后就会被我的基因驱动，去不断地追逐一些我明明很厌恶的东西。

所以其实最现实的对策就是跑，就是离开这个大环境，不跟这个焦虑的大环境产生往来。比如你不在他们选调公务员这个体系当中了，你就无所谓哪个同学当了大官，然后你发现谁谁谁明显比你强了。然后你不在他们搞金融的或者搞计算机的这个体系中了，你也就无所谓谁谁谁年薪几百万进入上流社会了。你把所有热门的选择都手动排除掉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自我流放。应该说在我选择去非洲的很多原因当中，这种自我流放的因素应该说是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很多时候我会想，自我流放这件事对于人而言，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很可能是一种刚需，也就是说你必须自我流放，你不自我流放你就没法活，至少是灵魂没法活。就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2021年6月份我毕业，拿到了我的博士学位之后，我没有丝毫的留恋就来到了非洲工作。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未来，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不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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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工作之后，担任实际职务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坦桑尼亚的一座水电站。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水利工程跟一般的建设工程还有点不太一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水利工程往往特别大。一个一般的建设项目可能有个几千万几亿，就算比较大的项目了，但是一座水电站的投资额轻轻松松几十上百亿，规模比一般的项目大几倍甚至几十倍。

像我们这一个项目，有几百个中国职工，当地工人五千人，相应的它的管理层级也比较多，整个项目的运行体系就是一个大国企，相当复杂。我去的时候是做项目大坝部分的总工程师，相当于项目的副总工。一般来说在我们公司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做现场管理或者技术的话，至少要十年左右能干到这一级，这还得是那种比较能干比较出色的。所以当时对于这个职务本身我对我们公司还是比较感激的，收入方面也确实不错，我也比较满意。

但是如果抛开职务和薪资待遇不谈，这个工作本身实在是非常崩溃的。我作为清华的博士来到施工局，对于施工局而言确实非常罕见，局里的大领导肯定是要对你表达很深切的期望和很高的重视的。然后也会说，你去基层主要是以学习为主，把基层的东西熟悉熟悉之后肯定是要做更重要的岗位，这个公司花这么多钱招你肯定不是为了让你当一个优秀员工的，肯定是为了让你做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为公司带来长远发展的，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但是当你真正实际到了项目上之后，你要认清一点，就是所有的基层部门，不管什么行业，它永远都是焦头烂额的，永远都是鸡飞狗跳的，永远都是缺人的。对于基层来说它不管你是什么人，是特殊引进人才还是领导特别重视，任何一个多出来的人力都是雪中送炭。因为活实在太多了，人实在太缺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来了谁其实都是一样干活，你只要来就是给大家分忧的。

另一个让人脸上笑容逐渐消失的事情就是生活环境。水电工程的一大特点就是普遍非常偏远，我们那个项目尤其偏远，它是在坦桑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面，是真正意义上的与世隔绝。它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是350公里的纯土路，不下雨的时候开6个小时，下点雨就是10个小时起步，最绝的是这中间一个城镇都没有。坦桑尼亚最有名的两个自然保护区，北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塞伦盖蒂，南边的就是我在的这个叫塞卢斯。我们水电站的施工区域是这个大的自然保护区中间一个小的人类保护区，里面野生动物非常多。最多的就是这几样，狒狒、长颈鹿、鳄鱼、河马、羚羊、疣猪、斑马、角马、野牛，狮子不多，但是有。

所以你可想而知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家每天的生活，实际上就只有工作，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吃饭睡觉，一无所有。只要来了项目上，真的通常就是一年不出去。疫情这几年就更是这样，很多人2018年出国工作，到了2020年本来打算回国休假了，疫情开始就再也没机会回国了，就这样在国外一干就干了五年。这期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机会进城，很可能就一直在工地上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在一个工地上一待待五年，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换环境的机会，就是一直干，每天如此。

如果光说项目上多艰苦的话，那这个格局就小了，是吧。确实，而且不光是格局小了，只讲项目上有多苦也很不公正。事实是，很多人其实是巴不得这样在项目上一直干的。我们这里分开讲，先讲中国人，稍后我们讲当地人。对于中国员工而言，很多人如果他在国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他在国内的工地上日薪可能很高，四五百甚至六百的都有，但是一年下来真正能够结钱的日子并不多。一年能拿到手十万块的人其实非常少。但是如果在这边的话，首先他是当工长，他不需要亲自动手干。一般我们一个工作面上，一个中国工长差不多是配30~60个当地工人，他指挥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国内那么累，还可以感受一下当领导的感觉。

其次是他在这边每天干，那就是每天都有工资，连工资带奖金全部算下来一年能拿到二十万，甚至更多，而且在项目上吃住生活用品还不花钱。如果他在项目上一呆呆了五年，那相当于他就能攒下一百多万的现金。那你想，对于一个中位数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这一百多万相当于是直接可以让他翻身了。而如果他要回国休假，那在他休假的这段时间，有别人替了他的岗位，很可能就不让他过来了，他就失去了这个在国外一直拿钱的机会。他再去国内的工地上面找活，那收入又是要比在国外低好多。

此外所谓的工地艰苦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工地它作为一个户外场所，它跟室内劳动必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大家可以找个工地体验一下，在工地这个环境当中，不需要你干任何活，单单是在工地站一天，都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首先是风吹雨打太阳晒，这是避免不了的。

其次你需要时刻提防各种各样的危险，精神一直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而且工地这个环境它的危险源是无限的，它不像室内作业，危险源再多，它也是有限的，可以穷举出来的。工地的危险源没法穷举，你只能自己注意。还有各种噪音，粉尘。而且作业空间，跟工厂那种设计出来尽可能让你舒适高效的不同，它全都是非常违背人体工程学的空间。这就使得工地这个环境，你每天只要在那泡一天、在那些奇怪而且危险的地方爬一遍，你都会觉得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些技术工作，跟业主扯皮，翻来覆去地每天拉锯，对很多人来说要不了几天真就是不得不跑路了。

除此之外，大锅饭伙食的质量，大家也可想而知。倒不是说食材不好，工地这个劳动强度，食材肯定是给你保质保量的，肉肯定是给你管够的，不然大家没法干活。但是口味那就不保证了。尤其当时防疫期间，当时国家不允许我们海外项目使用当地帮厨，只能让中国厨师给中国人做饭。几个中国厨师要做几百个人的饭，如果换做是你，你显然也很崩溃，最后这个饭菜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想见。

至于住宿环境，平房，水泥地面，铁皮屋顶，各种各样你没见过的虫子和老鼠，一天停电十几次，停水十几次，你想象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环境。到了雨季下雨的时候，那个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面震耳欲聋，睡觉是不可能的。到后来我已经完全习惯那个声音，我就非常平静地睁眼看着屋顶等这个雨完全过去。当然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次夜里风雨交加，把一个兄弟的铁皮屋顶直接刮飞了。那个兄弟相当于是睡着睡着觉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醒来就看到了天上的乌云，然后瓢泼大雨浇在他的身上，他整个人那一瞬间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我的房盖至少是真的没有飞过。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艰苦得已经有点离谱的生活仍然是站在我的视角看到的。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独生子，父母都是80年代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我从小是在一个相当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的。这种艰苦环境不仅我没见过，甚至可以说，在我父母在80年代末大学毕业分到大庆油田工作之后，连他们都没见过了。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而且离谱的反差，我给我爸妈看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后，连他们都觉得很离谱，他们甚至没法用“你爸妈当年多么多么辛苦”这一套说辞来鼓励我。因为35年前的他们周末有休息日，吃的比我好，住的也比我好，所以当时的场面一度非常滑稽。

但是这一切的艰苦都是站在我的视角上说的。如果站在中国工长们的视角呢？首先他们在非洲住的，不是单间就是双人间，最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房间里住的也不超过4个人，那是大房间。而且，有空调，能洗澡，更何况还是砖房。在国内他们住的是什么？是板房，是16人间，空调洗澡这些事那就全看工地良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伙食那就更是了，虽然口味欠奉，但是食材本身是绝对管够的，每顿两荤两素，想打多少打多少。在国内哪个工地能有这样的伙食待遇？所以说如果你是我，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觉得你还抱怨得出来吗？这种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当地人。先说一个和大家一直以来刻板印象不太一样的事情，那就是至少在东南非这几个新兴的，发展速度较快的经济体中，当地的黑人劳工实际上并不懒惰。他们实际上非常勤劳，并且干活很守规矩，只要你教给他，他就能原原本本地按照你所说的流程认真完成，很少为了省事而偷工减料。这一点甚至比中国的普遍情况还要强些，中国工人很多时候反而会喜欢耍点小聪明，违背一些操作规程之类，黑人工人干活普遍比较守规矩。

我们看到的非洲工人坐下休息或低效工作的场景，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管理人员生产组织不力，或者工人劳动技能欠缺、不熟练导致的，并非主观的懒惰。而至于劳动者对按周、按月定期休假的诉求，我觉得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诉求，生产效率则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编制排班表等方式来弥补。

勤劳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我的亲身经历能够代表整个非洲黑人，事实上同样在非洲，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这一点我们后面展开细讲。

非洲的情况和任何一个工业化初期的国家一样，它生育率很高，这意味着它的青年人口非常多。同时由于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它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是非常少的，这就带来一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青年劳动力都得不到正式雇佣。经济学上就是说，这个国家还远远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你可以用基本工资近乎无限地雇佣到你需要的劳动力。所以相应的，获得雇佣的当地人，他们大部分是相当珍惜他们手上的这份工作的，只要不是被严重触犯尊严，他们是不会有什么过激行为的。当然我以上说的主要指东南非的这几个新经济体。有些国家就不是这样，当地人敌对心理很强，这个我们也是后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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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在非洲的处境和身份，真实情况可能和大家一直以来想象的不太一样。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大家到现在还习惯于把我们这些出海打灰的工作称为“援建”。大部分的工程，都是正常的商业合同，你给我钱，我给你打灰，然后我赚一个合理的利润。援助当然存在，一般都是学校、医院这种人道主义性质。

换个角度说，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地球，我们做事肯定是要服从这种市场经济的逻辑的，单方面的援助关系它永远不可能长久，只有双向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才有可能长久，这是一定的。相应的，绝大多数来非洲工作的中国人也都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有那种富贵险中求的土老板，这个自然不必说，那人家做生意的肯定不是来做慈善的；其他来的国企也好，私企也罢，大家都是打工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

当然这相应的也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中国人里，几乎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干活人”。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的共同点就是能干活，一个人能顶两三个用，但是嘴皮子非常不溜，可以说是外宣外宣不行，内宣内宣不行。这就使得中国现在在“一带一路”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存在非常强，人数也非常多。但是你回国一问，大家都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形态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学界完全没有跟它有关的任何理论研究，甚至你问我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非洲，没人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

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吃亏，国内尚且完全不关注，那你想想国外会对中国人的观感很好吗？那必然是不可能的，大家对中国人如果说没有什么负面看法，那已经是很幸运了，你还想奢求什么正面看法。西方的文化霸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高强度投入，高强度洗脑的，不可能是你埋头干活，然后人家日久见人心对你感动了的。

正是由于这种没有指导思想的指导思想，中国人里不是九成九，而是十成十都是来吃苦赚钱养家糊口的，所以中国人在非洲的整体素质实际上也并不高。有很多老工长，他们甚至不识字，来了就是单纯干活，那么和当地工人之间产生冲突也可想而知。恐怕没矛盾才是稀奇的对吧。我们是正规的大型央企，你要知道在非洲的中国项目80%以上都是私营经济，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工的问题，而是身价上亿的老板他自己都未必识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不自觉的行为会造成多少冲突与矛盾。

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就是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合法居留问题。并不是说，你觉得，你干的这个工程是他们国家级的大工程，可能你每天跟这个国家的部长局长谈笑风生，小小签证算得了什么？不是的，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人家的移民局就愿意给你发工作证和签证，你的身份仍然是非法的。

像我现在的这个项目，莱索托供水项目，这个项目几十亿的合同额，跟莱索托GDP一个数量级，按理来说肯定是举国重视的大工程了吧，小小签证难道有什么要紧。不好意思，你莱索托高地发展局的项目，跟我莱索托移民局有什么关系。最后大家就是都顶着非法身份在那干，护照上没有入境章。莱索托还算好，我在莫桑比克的同事，人均都进过移民局的拘留所。关键是你说他做错了什么？他没做错什么，他是依照公司的派遣来国外工作，养家糊口混口饭吃，干的也是完全合法的工作，然后被抓进去关几天。

所以说为什么单纯指望理想不行，必须得有钱呢，因为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是顶不住这些的。理想主义者可能能受得了这个苦，但肯定受不了这份侮辱，你是为了理想去的非洲，结果受到这样的侮辱，那你的理想在哪呢？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有钱，只有钱才能帮人顶过去，是吧。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不想给大家讲一个充满鸡血的虚假的非洲。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你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其实世界上也只有一种可笑的悲剧，就是你对生活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期待，想象一个地上天国出来，然后当你发现它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之后，你又一瞬间把生活看作一种一无是处的丑恶东西，你就像一个二极管一样在绝对的美和绝对的丑之间跳跃，可惜这两者都是假的。只有你真正完整地认识到一件事情的全貌，包括好的和不好的，你才有资格去评判你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一个概念叫知识分子的自我流放吧，对，这回真成流放了。你发现这个不是小孩过家家，不是你在那唱高调的时候了，他们是跟你来真的，你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这时候才叫流放，在此之前那都是旅游。

直到这个时候，流放的意义才真的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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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所谓理想，它的内涵肯定不是这么肤浅的。你说尊重这个东西，它可能确实比吃喝嫖赌高一级，但它仍然属于是一种低层次需求。如果说你因为没有获得你想要的尊重就非常气馁，那这个其实也不是理想，这个还是属于香港警匪片的范畴，还是出人头地那一套。

其实我认为，就单从“一带一路”非洲这一部分来讲，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里，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一条潜藏的主线是什么呢？其实是破除马尔萨斯陷阱。

我现在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给大家讲马尔萨斯陷阱，很多人可能不爱听。觉得你看现在世界上这些主流国家面临的都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家都是担心人口越来越少啦，哪还有人嫌小孩多的？马尔萨斯那一套早就过时啦。你看，你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只有发达国家的人算人，全球一半的人口都被你开除球籍了。马尔萨斯这一套你放在德国、法国那确实是过时了，但是你放在非洲它还真就不过时。

现在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他们不是经济不增长，他们的经济能增长，但他们经济的增长跑不赢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他们物质的积累被人口的增长给填平了。最后不仅人们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且环境变得更拥挤更差了。

这是什么，朋友们，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教科书一般的马尔萨斯！这是最标准的马尔萨斯模型。非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在5以上，个别能够达到7。总和生育率到7是什么概念？生育率这个数据它不是均匀的，不是说你们两口子生7个，他们两口子生7个，所有夫妻都生7个。而是有很多夫妻，没孩子。有很多夫妻，只有一两个，两三个孩子。很多人根本没进入生育这个环境，就打仗或者流浪啥的就没了。那么这个7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更多的夫妇生育了十多个孩子。非洲有相当多的妇女是什么状态？从她们开始具备生育能力，她们就在一直怀孕，生了一个之后马上怀孕，再生再怀孕。一直到她死亡或者丧失生育能力为止，她的人生是没有什么间隔的。是这样，总和生育率能到7。这是教科书一般的人道主义灾难。

从数理统计上讲，如果你在一个国家，你发现这个国家大街上的两口子人均带着两三个小孩，那不用想，这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肯定不到2，肯定人口是萎缩的。如果要想这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你在大街上看到的肯定是很多带着三四个小孩的夫妇，或者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那种。总和生育率7，背后是无数个这样从第一天生育到最后一天的女人。

马尔萨斯的影响是会外溢的，因为人是有腿的。如果在接下来的40年里，按照现在的进度，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翻两番，从15亿变成60亿，那么我敢说全世界任何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必然会被这一剧变的人口所深刻地影响。那会是整个社会最基础运行逻辑的深刻改变。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最近十年间，伴随着非洲整体和平程度的提升和各国普遍的经济发展，非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在逐步下降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比如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一大国，近十年来它的总和生育率从7.3下降到了5.2，坦桑尼亚下降到了4.5。总的来说，现在非洲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是在5~6这个区间内，这相比起十年前大家都在7-9区间，已经强的太多了。现在基本上是二十年人口翻一倍。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很明确的。只要经济增长了，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女性的雇佣比例上来了，女性获得了拒绝生育的议价权和能力，你的生育率肯定会急剧下降。

生育是一种无意识行为，那些生了特别多孩子的人，她们往往意识不到生育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一旦你意识到了生育这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你的生育率就不可能很高。不管是从统计数据角度还是从我的身边统计学来看，但凡是有短视频刷的夫妇，那是不可能有高生育率的。生育率越下降，经济发展越快，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跑赢你的人口增速。如果跑赢了，那良性循环进入，皆大欢喜。如果没跑赢，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进入马尔萨斯陷阱。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认为这里面的底层逻辑，说白了就是让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跑赢它的人口增速，我们的进入加速他们的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国家，或者说大型国企做的事情是基础工作，比如说电力投资。大家知道，电力能源是一切现代生活的基石，你得先有电，其次你才谈得上其他，比如工业、通讯、服务业等。大型企业的进入先把这些基建建设起来，然后后面私企，土老板，二道贩子这些人才能开展工作，才能把经济搞活起来，不然这些人其实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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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个问题，我并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我本人的经济观点是比较保守，反对过大杠杆的。这个听起来有点脑臀分离，是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基建行业从业者，按理说杠杆越大我项目越多，挣钱越多。但其实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因为要考虑回款。杠杆大意味着风险大，我活干完了，业主能不能把钱结给我们，这是个问题。现实是不一定，而且几乎一定不可能全结。这个话题谈到后面会变成一个过于专业的商务合同问题，所以我不展开讲太多。

我只说一点，就是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搞新殖民主义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任何债主，没有一个不是希望债务人老老实实把债按时还上的。所以其实本届政府在非洲国家中，至少东南非区域这几个国家，他们的产业政策在我观察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我一直相对比较推崇东南非这几个国家，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当然还有打内战之前的埃塞，不过埃塞打内战现在形势很难讲。这种推崇主要是来源于技术层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工程师，我的站位不够高，我更多考虑的，一是谁能把项目干好，二是谁能在长远中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把产业发展好。有些问题可能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政治考量，这个我不懂，也不可能懂。但是至少从我的视角来看，东南非这几个国家相对而言是靠谱的。

从干项目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靠谱主要是靠谱在这么几个方面：

1. 制定发展规划时比较现实，有多少米煮多少饭。比如工程建设，他们一般不会盲目上马标准过高的特大项目，先完成后完美，先重视项目的普惠性。比如说，你修建遍布全国的低标准土路，或者简单铺装道路。这个钱你如果修高速的话可能就够在首都周围修一圈环线的，那他们会选择先修一些标准较低的土路。我先解决有无问题，然后我慢慢发展着，有钱了再去解决好坏问题。有些国家他就会比较认死理，我就要西方那一套高标准的，错一点也不行。最后结果就是你光开工都迟迟开不了工，有一点瑕疵你就给我停，十年下来人家都发展得不错了，他一条路还没修完。

2. 制定雇佣政策上比较现实。东南非这几个国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路，我总结就是低工资，高雇佣模式。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定的比较低，当然相对于他们整体的经济水平来说比较高。比如坦桑尼亚这边建筑行业合人民币大概1300，赞比亚现在应该是800左右，相对于他们绝大多数失业人口，一年到头根本拿不到什么钱，已经非常好了。但同时他们对雇佣数量的要求非常高，我们叫属地化程度，大意就是你这个项目每多用一个中国人，就要多招二十个当地人。

这有几个很显然的好处，一是能让发展的成果尽可能多地普惠给当地人，领工资的人多了自然反对的声音就少了。二是提高工程速度，施工效率低通过提高用工量来弥补。三是可以积累起相对比较多的熟练工。不要小看这一点，建筑工地的活其实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中国是比较特殊的那个，因为你感觉中国的农民工人均都有点技术，好像这东西不用学一样，其实不是的。非洲工人刚来的时候很多是钢筋都不认识，不会插插头的，混凝土配比之类的更不用提了， 这些都需要从零开始教。水利工程项目上收入最高的是推土机司机，通常来说收入能达到普通工人的三四倍。驾驶推土机是比挖掘机难度高得多的。

而有些国家就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很多人员的工资拉得非常高，就是稍微有点技术的工种，他们会把价格拉到每个月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你听这个价格非常离谱，我雇中国人甚至我雇欧洲人都达不到你这个价格吧？当然你不雇他们就给你破坏。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你雇佣当地人的数量倒是没啥要求。要知道这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生存线上徘徊的，然后你这边要求少数人要拿老百姓几十几百倍的收入。我都不想去深究他们背后的脑回路，也没这个必要，我只想说这种国家的失败那显然是一种必然。你跟这种国家合作，进入这种市场，你自己就要斟酌了。

就我经历的非洲国家而言，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主义国家，一类是非发展主义国家。典型的发展主义国家我见到的就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两个。肯尼亚也是，而且肯尼亚的发展程度比坦赞两国还要高，但我没去过。斯威士兰算一个。典型的不是发展主义的国家，一个是刚果金，一个是南非，这俩国家还有点不同，我们后面细讲。

发展主义国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大推进，就是尽可能地集中国家资源，去推进公共设施的发展。比如提供电力，基础设施，像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港口、农业灌溉、供水、教育、基础医疗。这些东西是一切工业和现代生活的基础，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基本上只能由政府来做。但是一旦做起来之后，很多东西反倒不用你太操心了，资本会自发地过来投资建厂。至于这个获取资金的过程，不管你是卖矿也好，是卖劳动力也罢，总之你要想办法去解决。

坦桑我工作的这个水电站就是很典型。坦桑政府非常厉害，他们把国内的消费税拉得非常高，还有一些卖天然气的收入和旅游业的收入，然后纯粹通过政府自筹资金，没有贷款，把这个水电站干起来了。这个水电站的发电量是三峡的十分之一，但是也算是大型水电站了，它建成之后会把整个坦桑尼亚的发电量翻一倍。要知道三峡的发电量现在只占全中国发电量的1.5%，这个数量级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工业国和非工业国之间的差距。

工业化早期虽然辛苦，但是也有一个好处。正因为你这国家没咋开发，大家干项目都是先易后难，所以你不管想干点啥，都是好啃的肉，难啃的骨头你暂时先不用啃。所谓好吃的肉，就是你这个项目往往财务状况非常好，成本非常低，收益非常高。就这一个项目，不管你干得效率多低，造成多少浪费，只要你干完了，效益就非常非常好。像我们这个项目，简单测算一下，在最不利状况下十年也回本了，再往后就是一个全自动印钞机。水电站的运营几乎没有任何成本，而寿命长达100年以上。

但是像中国现在就是进入到啃骨头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再干的项目就未必能这么容易盈利了，就算我们干得再精细，也未必一定能盈利。这就是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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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过了发展主义国家，我们再讲讲非发展主义国家。刚果金是非常符合大家刻板印象的一个非洲国家，国家极其混乱，政府的控制力仅限于几个主要城市中的主要部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荒蛮的无政府状态，说是军阀割据都是比较客气的。同时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那个丰富程度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如果刚果金有一个中位数水平的政府，这些矿产能够以一个正常价格卖出去并且造福刚果金百姓的话，那刚果金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当然现实中并没有，这些矿产资源的财富被来自各个国家的冒险家们跟刚果金的地头蛇瓜分，刚果金老百姓是什么都得不到的。这个国家的钱特别多，物资供应跟不上。结果就是物价奇高无比，非洲水平的收入，美国水平的物价，可以想象刚果金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刚果金的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它甚至不是用茅草、土坯或者铁皮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贫民窟材质做的，而是用几根木棍和麻袋拆下来的那种塑料布做的。可以说刚果金不仅是穷，而且刚果金老百姓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自暴自弃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刚果金不是发展主义国家，是因为它从根源上不具备选择自己发展路径的权利。

另一个就是南非。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非常强大，它是从一个发达国家跌落回发展中国家的，在非洲的诸多国家里它有一些特殊性。我们知道，南非过去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之前的白人殖民者创造的，在旧南非的发展过程中，对南非本土的黑人采取了非常残酷的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后来上世纪90年代，南非曼德拉革命之后，对这些原来的白人殖民者也进行了一定的清算，并且新政权也继承了旧南非的经济遗产。

事实上南非对整个非洲的产业经济是有一定的霸权的，因为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严格来说就这一个工业国。南非的一切产业，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可以摧枯拉朽，享有近乎垄断的支配地位。非洲本土的产业在南非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而受限于地理距离与政治距离，在非洲这片大陆上，东亚和欧美的产品想要与南非竞争也同样不是那么容易。

在坦桑尼亚，在赞比亚，在津巴布韦，你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任何一件稍微体面的商品，十有八九都是南非品牌。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个国家工薪到中产阶层消费品的物价，除了其本国的消费税之外，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到南非的地理距离和运输难度。距离南非越近、运输难度越低，则该国的物价水平越低。高端如欧美，实惠如中国，这些强大经济体对非洲物价的影响甚至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但是，曼德拉革命之后，南非的发展一直可以说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们并没有利用好这些遗产。我列举几个数据来说。1990年，南斯拉夫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与南非基本相当。三十年过去，伴随着东欧巨变，南斯拉夫解体成了六大块、八小块。其中最惨的塞尔维亚被打了十年、制裁了十年并一直被欧盟和北约系统性地迫害与威压，混到2021年人均GDP是9200美元，而这些南斯拉夫碎片中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为23500美元。

与之相对，一路风调雨顺了三十年的南非，2021年的人均GDP是7055美元，约为中国的60%，塞尔维亚的75%。2021年，南非的发电量为21.5万吉瓦时，仅比1990年高约40%，相比2019年减少了7.4%，降至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并仍在迅速地下降当中。南非全国当前正在运营的火力发电站有15个，其中13个电站是1990年前建成的，它们的平均服役时间超过了43年。与此同时，南非的治安也几乎是我呆过的几个东南非国家里最差的，就是不太敢下车，这在达市是很难想象的，我在达市经常打个摩托车就出门了。

我当然不是说那套白人中心主义的观点，什么黑人治理不好国家之类的那套老公知观点。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对坦赞两国非常推崇，这可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黑人国家，人家是能把国家治理好的，那为什么南非作为一个底子好得多的国家治理不好？我认为是南非这个国家的整体治理思路出了问题。它整个国家的目标，就不是发展，而是分配。

曼德拉革命在本质上是南非黑人夺权的革命，因此整个新南非的政策核心就是，如何分配能够使得南非本国黑人获益。甚至可以这样讲：当代新南非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不由分说地将利益向南非本国黑人倾斜，否则它就根本没有合法性。这一思路其实很难说错误，在夺取政权以及政权建立初期也确实行之有效；但是在长期中，一个执政党的工作核心势必要回归到发展上，教条主义的路线肯定是行不通的。

对本国企业和劳动者的保护，应当结合企业和劳动者素质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地多在分配端进行，这也是东南非新兴经济体的做事思路。而南非的做法则是在生产端简单粗暴地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动者，问题便出现了：生产端的核心永远是生产，如果你的企业和劳动者的能力根本就不足以组织起有效的、保质保量的生产，而你仍然罔顾事实地强制它们直接参与乃至主导生产，那么你的蛋糕坯还没烤成蛋糕就已经糊了，你还谈什么分蛋糕呢？

与我们在东南非新兴国家那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总能做成事”的感觉不同，在南非市场，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不成事”。我们之前提到非洲各国的“本地雇佣“要求，南非市场对此的要求更加苛刻：除了普通员工之外，他们要求工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有相当的比例采用本地雇员，其中工长的比例要求高达99%；除了人员，当地分包商也必须达到一定的份额比例，否则就不能干活。这些当地中高级雇员的要价极高，月薪动辄达到六七万人民币，高出同等级的中方高管不少；与之相对，当地的普通工人月薪标准只有不到两千人民币，是中方工人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些分包商的报价也高得畸形，有的甚至达到市场合理价格的三四倍。

其实，作为跨国承包商，很多时候对于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敏感。因为对于大型基建项目而言，人工成本并不是大头，几个、十几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更不算什么，真正要命的是工期和那些机械设备、材料的利用率。况且合同报价时，本来就会把当地人员的薪资纳入考虑，人工贵，报价相应上浮就是了。只要雇员能够胜任工作，切实提高工作效率，那么承包商是情愿甚至乐得多付点钱的。

真正要命的，是这些所谓的“工长”和“高管”的能力极差，几乎完全不能胜任工作，他们从最一开始就是打定主意来蹭饭吃的。之所以要价高，是因为市场恶劣，当地高级员工的就业机会极少，他们本就是抱着“三年不开工，开工吃三年”的心态来的。而当地的分包商，很多则是根本不具备施工能力的皮包公司，他们给出畸形的报价，原本就是为了让你拒绝这个报价，然后他利用自己的本地成分赚一个套皮的钱直接撤出，空手套白狼。

长此以往，南非市场的恶性循环不言而喻。恶劣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不断退出，当地企业和雇员的工作机会减少，于是进一步杀鸡取卵，更加恶化市场环境，进一步减少了投资项目。这也难怪南非的发电量跌至15年来的最低点了。

7

之所以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跟大伙讲非洲这些国别之间的差异，其实倒并不是一定要让大家多么了解非洲的各种细节，而是仍然在传递我一直以来想说的观念，那就是实事求是，永远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能把一件事想得太好，也不能想得太不好，要看到它真实的全面的样子。

我之前提到过，就是中国在非洲的这些人，都是干活人，他们只会干，但是非常不会说，很多甚至连字都不认识，这是非常吃亏的一件事。我们做了好多好多事，但是没人知道，没人研究，也没人关心。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反过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干活人一句话都不会说，我们说话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点活都不会干？我们的学术界又何尝主动关心过我们干活的这些人有多么的了不起，干出了多少神奇的成就？何尝知道他们在前线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而哪些事情是你以为他们很痛苦，其实他们并不痛苦反而挺快乐的？都不知道。

我们的知识阶层，他们想象出来一个非洲，想象出来一个劳动阶层的形象，然后想象他们的生活和面临的困难。连你的背景和人物都是想象出来的，你觉得你想象的他们的实际状况得失真到什么程度？

所以很多时候我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交流，刚说了三两句话，我就觉得，他们这简直就是你说城门楼子，我说胯骨轴子，根本没法交流。后来我本人也像我干活的同事们一样，开始不愿意跟这些知识分子交流。因为我只能感受到令人绝望的愚蠢。但是这样逃避下去不是办法，所以我现在非常感谢文化纵横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把一些在“一带一路”真实建设者看来废话一样的常识跟大家交流，让咱们这个国家两个不同的圈子能够搭上线。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来不及跟各位说，只能是每件事说一点，全都浅尝辄止。更重要的是，很多事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述的。清华有一个政策就是博士生实践，就是让学生去基层政府或者基层部门挂职锻炼一个半月。我就是2018年参加了这个项目，去了中国电建的下凯富峡水电站呆了一个半月，最后入职我现在的公司水电十一局的。我必须说，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当前产学研大分离的背景下的一股清流。

但是我觉得它远远不够，因为挂职和实职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你必须要感受到那种你真的被扔到这里没人管你了，笑容在你脸上逐渐消失的感觉。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候你的心才能真的沉下来，你才真的能把那些你原来默认忽略的农民工，那些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几十年才混起来的小领导们当兄弟。因为真的只有他们是你的兄弟，风暴来了他们是你仅有的可以依靠的人。

去非洲很容易，白人有很多那种白左项目，给中产家庭的小孩刷履历的，有钱就能去。什么给黑人小孩当两天老师，打口井，给黑人小孩发点糖，然后拍几张开怀大笑的合影。举个条幅，上街念叨几句大象不能没有牙齿，你那叫环保吗？我这水电站每天节约上万吨标准煤，这才叫环保。如果你想去的是这样的非洲，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北京上海这种人上人大城市早就跟西方接轨了，这样的项目多得是。

要想真正学点东西，想要拥有真正的思考，那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是扎下心来，从这个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开始学起，不管是我这地理意义上的非洲，还是哲学意义上的非洲。

我其实一直非常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上帝往往会回报那些不对自己的人生做太多精算的人。不是说不思考，思考肯定要思考，而是说不要精算，别算得那么精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一个二阶混沌系统，它是不可预测的，不仅不可预测，还会根据人主观意志的扰动而急剧变化，你的所有精密的算计都必然是一场空。你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热门的好行业，结果不出五年它饱和了，大规模裁员了。你以为你拿到了一个铁饭碗，结果没几年它亏空了，这都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算计来算计去，都聪明惨了，最后反被聪明误。要我说你还不如不算计，与其整天在这想如何过好这一生，不如想想怎么好好过这一生。

一个战士，在他决斗之前，他也会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赐予他勇气与决断，但他从来不会祈求胜利本身。在我看来，祈求胜利本身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你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来面对属于你自己的未知。但你不觉得这种未知本身就很吸引人吗？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将向何处去，你也不知道你将以什么样的角色来面对这些未知，这本身难道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作为一个青年人，我认为有一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在你为你人生的意义负责之前，你要先为自己人生的意思负责。过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还没那么可怕，但要是过一个没有意思的人生那可真的太恐怖了吧。

最后，我把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跟大家分享，大家很可能听过这段话，来自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时间足够你爱》：一个男人，应该能够换尿布，策划战争，杀猪，开船，设计房子，写十四行诗，结算账户，砌墙，接脱臼的骨头，安慰濒死的人，服从命令，发布命令，携手合作，独立行动，解数学方程，分析新问题，铲粪，电脑编程，做出可口的饭，善打架，勇敢地死去。只有昆虫才专业化。

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愿上帝赐予你勇气与决断，让你能够如旁观者一般，平静地看着命运的车轮究竟会将你载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