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捐精40年后孩子找上门：一位澳洲捐精者的思考（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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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澳大利亚捐献精子时被告知我的身份将被保密，永远保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居住的维多利亚州在2017年追溯性地推翻了捐献者匿名法，这意味着孩子们可以指认并有可能尝试联系他们的生父（即使是那些被承诺匿名的捐精者）。

在距离我首次成为精子捐献者近40年后的今天，匿名或许已经不可能了。

我捐献的精子所生的七个亲生孩子在年满18岁后就可以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联系我。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孩子与我取得了联系。

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与一个拥有你一半DNA却素未谋面的人见面。

我的一些捐精后代希望也已经与我和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建立了长期联系。有些人则希望保持一定距离，只想了解病史和祖先的信息。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做。

对我来说，知道除了两个婚生子女外，我还有另外七个亲生子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多年前，当我报名成为精子捐献者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潜在的复杂性。

在当今世界，通过商业家谱追踪产品建立的DNA数据库越来越流行，孩子们可以绕过“官方”渠道，轻松找到他们的捐献者父亲。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官方授权的建立这些联系的渠道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商业化DNA数据库会带来怎样的益处和挑战。

澳大利亚是先行者

捐献受孕是指使用捐献的精子或卵子，令那些无法生育的人能够生育，包括不育的夫妇、同性伴侣和选择生育的单身母亲。使用捐赠的精子（或卵子，或胚胎）受孕通常用于辅助生殖技术（ART），如试管婴儿，这在全球都是一门大生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度和英国一道，走在了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前列。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法规则落后于医学和科学的发展。

1984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世界上率先立法规范辅助生殖技术。

而32年后，维多利亚州再次引领世界，追溯性地取消了所有精子和卵子捐献者的匿名身份，无论他们是何时捐献的。

这项立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捐献受孕后代们的游说，他们希望能够知道自己亲生父母双方的身份。

作为一名捐精者，经过一番考虑并与家人协商后，我觉得可以向我的亲生子女公开我的身份。

但是，许多曾经的精子捐献者对改变他们当时签署的规则并不满意。

澳大利亚其他州，包括昆士兰州、西澳州和南澳州，现在都在效仿维州的做法，让所有捐精受孕后代都能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份。

与这些法律同时出台的还有捐献者联系登记册，以及孩子和捐献者寻找并联系其血缘亲人的机制。

各州的立法、诊所服务和非正式联系机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但维州通过维州生殖治疗管理局的捐献者联系登记册，在运营这些服务方面拥有最丰富的经验。

DNA数据库如何颠覆官方渠道

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种可替代这些“官方”渠道的方法：DNA 数据库搜索服务，如 AncestryDNA、23andMe、GEDmatch 和 MyHeritage。

只需简单的DNA拭子和点击几下建立账户，这些服务就能为捐献受孕后代、捐献者和其他人提供寻找血缘亲属并与之建立联系的能力。

自2006年Ancestry.com在澳大利亚推出以来，这些服务的受欢迎程度呈指数级增长。据估计，全球已有超过3000万人注册了这些网站。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很快就会形成包含一亿多人基因构成数据的DNA数据库。

这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服务的兴起，对全球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的规则和预期提出了挑战，这个行业曾一度强调并奉行精子和捐献者的匿名性。

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些捐精受孕后代，尤其是那些在试图匿名捐精时代受孕的后代，可能会不信任寻找血缘亲人的官方渠道。DNA数据库为他们提供了代理权，以及找到自己亲生家人的实际途径。

对于那些通过非正式的捐献安排而非诊所受孕的后代来说，DNA数据库可以让他们找到那些没有在国家官方登记册上记录详细资料的捐献者。

但是，这些商业DNA数据库也带来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挑战。

现在，年龄小于法定年龄（在许多司法管辖区为18岁，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为16岁）的捐献受孕后代有可能绕过官方渠道，追踪并联系到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捐献者。

DNA数据库用户还可以了解到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的存在——他们还没有准备或同意被确认身份。(尽管如此，一些研究发现，捐献受孕的年轻后代在寻找相同捐献者产生的同胞/兄弟姐妹方面的经历以正面为主）。

这些服务也可能无意中暴露某人与其社会父母没有血缘联系——如果孩子没有被告知他们是捐献受孕后代，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虽然官方的捐献者联系服务通常提供免费的专家咨询和其他支持服务，但自助DNA数据库在处理“DNA意外”方面提供的支持通常很有限。

没有退路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服务不会消失，研究人员认为，应该让所有相关方更清楚地了解其影响和潜在的社会心理后果。

正如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生殖捐献工作组所主张的那样，捐献者应被明确告知这些数据库的影响。

捐献者还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基因身份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通过DNA检测暴露出来，即使他们的母国法律允许他们匿名。

同样，在法律仍然规定匿名的司法管辖区，捐献者也应了解这一法律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像我这样的澳大利亚捐献者不可能预料到这种追溯性的立法变化。

这一经历也让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捐献者意识到，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归根结底，虽然伦理学家可能会争论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是捐献者希望保留匿名性，还是捐献受孕后代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事实是，接受捐献方和捐献者都已经在庞大的网络社区中分享他们的基因信息以及识别基因联系的方法。

在澳大利亚，无论是DNA数据库还是“官方”联系登记处，捐献受孕后代现在都可以选择如何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立法者需要预料到，捐献者与其后代之间的这种联系将继续发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将绕过受到监管的安排。政策制定者最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瓶子里的精灵已经出来了，再也回不去了。捐献者匿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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