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精英家庭，正在批量生产“做题家”（组图）

在如今这个时代，“鸡娃”早就不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

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被第一代“狼爸虎妈”培育起来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少已然为父为母了。

在各种的采访和报道里，我们窥见了这些“鸡一代”如今的现状：

他们有的被描绘为泯然众人矣的“仲永”，用一个被强制优秀的童年，换来了一个极端平凡的中年；有的则在收获了成功和自由后，与当年一心“鸡”他的父母切断了联系，最终两代人落了个不相往来、难评对错的结局。

而在香港，第一批在鸡娃教育中长大的孩子们，则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地，生产下一代的鸡娃了。

鸡娃的“轮回”

1992年，香港TVB的《新闻透视》栏目，记录了一个名叫刘文渊的5岁小男孩的日常。

镜头里，刘文渊的妈妈不断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你坐什么车来？谁带你来的？”

面对母亲抛出的问询，小刘文渊虽心态良好有问必答，但显然眼神游离，有些词不达意。

母子俩这是在为升小学的面试做准备。

在90年代的香港，入学面试俨然就已经是幼升小的重要一环了。

也可以不面试，但那就要遵循政府派位的小学，十分被动，刘母吃过这个亏。大女儿当年上学时，政府派位的学校十分不理想，她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四处奔波找学校。

而为了能让小刘文渊赢在起跑线上，刘母这次早早就为他选择了好学校，一有机会就跟他进行对话训练。

尽管中间面试失败了几次，小刘文渊最终还是成功收获了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刘文渊中学毕业后考到英国读法律，毕业后回到香港负责家族生意。

近30年过去，节目组再次见到了刘文渊。

当年那个在镜头前还有些害羞的男孩，而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刘文渊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更轻松的生活。

当年刘母的鸡娃“马鞭”交接到了刘文渊妻子手中。

刘文渊的家里贴满了妻子Joyce精心制作的英文“生字经”，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尽早地融入到英语世界中。

这些对成年人都有些陌生的单词，从孩子们三四岁时就开始被有意识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

如今，三个孩子不仅会用英语对话，还能用英语吵架。有时孩子们问的英文生词，甚至会难倒在英国留学多年的刘文渊。

而在他们更小的时候，Joyce在家贴的是中文的生字经，“墙上全都是”，Joyce挥手指遍了整个墙面。

但与当年刘母一个人操心费力，摸索面试策略不同，在今天的香港，有大量的面试班来指导孩童面试。

一个问题要回答哪些方面，最少要说几句话，全都有章法可以遵循。

在Joyce看来，当年刘文渊的回答说不上优秀，那绝对是不及格的。

为了检测培训的效果，节目组当场对孩子们搞起了突击测试。

面对大人们的随机提问，孩子们声音自信，对答如流，表现得比他们父亲当年好上不止一点半点。

可竞争的压力也大不相同。

当年刘太太提前给孩子安排学校面试，最终面了四五场，收到一个心仪的offer，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同龄人；

而今，刘文渊的孩子最多要准备12场升学面试，而这个数量居然还被其他家长吐槽“太少”。

当年的刘文渊在镜头前虽然害羞，但一边含糊答题一边玩玩具，说面试“跟玩耍一样”，即便面试失败也不觉伤心，多少有些没心没肺。

可如今文武双全、词汇量远超父亲、回答起问题来头头是道的孩子们，却有些焦虑。

大女儿会在面试中因压力而不自觉咬手指，儿子则坦言自己对面试很害怕。

刘文渊将养孩子比作赛马。

在他眼中，女儿是“匀速型”，要用渐进式的方式引导她学习，不能着急；儿子则是“坠后型”，要在升学的最后阶段“打鞭”，才能有好成绩。

从30年前的赛马，到如今的驯马师。

华人做题家的鸡娃教育，由此闭环。

香港人鸡娃，比海淀妈妈还野

在香港，人们习惯把鸡娃叫做“催谷”。

而对一个孩子催谷，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

正所谓“孩子要赢在子宫里”，娃还没怀上，港妈和港爸就开始为他或她之后能上的学校操心了。

像有些幼园喜欢收1月份生的孩子，有家长便会倒着推算时间，将怀孕的日子精准到天；

有些学校对本校职工有“子女优先”的福利，有家长便打算降薪应聘校工，以此来为自家宝贝的未来铺路。

而当宝宝出生后，港妈港爸则会想尽办法将他推上“卷学业”的起跑线上，让他尽可能早地出发。

这一切，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整个香港屡见不鲜。

孩子刚长到8个月，家长就开始早教，在娃的眼前一张张地过“单词闪卡”，在娃睡着后小声在其耳边念乘法口诀表，盼望着自家宝贝能够在2岁时就可以拥有远超同龄人的智力。

有家长还带着孩子去做一个接一个的“资优测试”，希望能通过这些所谓评估搞懂自家儿女的智力水平。这些测试个个都价格不菲，参加一次就是小几千上万的港币的开销。

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后，家长就会想办法将孩子所有的空闲时光填满，做到“三岁已无时间玩”。

在2013年天水围区的一项调查里，有将近2成的家长都选择给孩子同时报2个以上的幼儿园，并且，这些家长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本身都不算高。

当然了，有钱人家的孩子只会被逼得更紧。

在一个繁中的教育论坛上，一位网友分享了他公司老板的催谷经验，并质问这样“催“出来的孩子，“成长会不会开心？”

而像吴君如、徐濠萦和刘德华这样的明星艺人，在有了孩子后，也无可避免地加入到了催谷的大军中，花重金送自家娃上贵族playgroup(亲子活动小组），为将来考进好的幼儿园做准备。

当然，进入一所好的幼儿园或小学只是开始，接下来，被催谷的孩子们还要经历漫长而又高强度的补课之旅。

早在2007年，《大学线》就报道了一个名叫雯雯的12岁香港普通女孩，被补课所填满的疲倦人生。

雯雯每天早上5点起，夜里经常凌晨一两点睡，一周七天，要上各种各样的补课班：钢琴、游泳、篮球、珠算、素描、古筝、创意技巧训练......

在被记者问及人生梦想是什么时，雯雯毫不犹豫地回答：

“希望一天能睡24小时。”

而在十年之后，香港的孩子们的处境依旧如此。

在2017年民建联家庭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中，有6成家长会在假期为子女报补习班，其中有的甚至会一口气报16个，而有的则希望“暑假最好直接取消算了”。

这正应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

“香港家长最害怕的不是孩子去援交，去吸毒，而是孩子有空闲。”

“催谷”的轮回

在香港，长期景气的课后补习班，几乎成了一种特殊的香港地域文化。

在这座城市的街头，你经常会在巴士的车身或巨大的广告牌上，看到补习教师们身着西装，摆出各种“一看就很精英”的POSE的巨幅照片。

而每一位名师的名字前，也都会放上几个炫酷的称号，像什么：补习天王，英语天后，状元之师，万人之选......

并且这些名师的收入，倒也配得上他们在广告牌上的形象：

2015年9月，香港知名补习机构现代教育就曾开出8500万港币的年薪，天价招募当时的星级导师林溢欣，结果最终的结果还是挖角失败。

而在纯粹的教育商业化运作中，不仅补课老师被企业打造成了超级巨星一般的存在，补习本身也变得相当功利。

像有补课班就直接就在广告里喊话家长，将补课与孩子未来的社会地位直接绑定：

“子女未来住太和还是银湖天峰，视乎暑假您的安排！”

2021年，内地的双减政策以雷利之势推行，但并没有影响到香港。香港补习班更是觉得迎来了“新机遇”——他们可以针对内地中小学生开设针对性培训课程，供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学生在周末及寒暑假补习上课。

而与全港补课产业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上补习班孩子的精神状态。

2017年，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发布报告称，有13.2%的香港小学生有抑郁情绪的困扰，而在造成抑郁的原因里，“功课太多”占24.8%，“学业成绩未如理想”则占20.2%。

在大强度、连轴转的补习循环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撑到最后。

在高压下，一部分孩子患上了“新学年焦虑症”——在开学后，白天不敢去学校，晚上则会被“自己在上课”的噩梦吓醒；有孩子甚至会自残乃至自杀。

不止如此，一味功利化的教育，还让许多港孩成长失衡，用梅余秀岳牧师的话讲就是：

“港孩有「三多」：功课多、补习多、兴趣班多，但偏偏又有「三少」：睡眠少、游戏少、空间少，这就造成「三低」：自理能力低、意志力低、抗逆力低。”

因为把所有时间都拿来学习，许多孩子长到七八岁还不会自己系鞋带和洗澡，以至于有机构甚至推出了与之对应的“兴趣班”，专门教港孩如何使用简单的电器，如何把碗洗净，每节生活课的价格在200~1000港币之间。

被教育压垮的不止有被催谷的港孩，还有作为催谷者的港爸港妈。

在繁中的教育社区，有家长在吐槽这种纯功利化地鸡娃是否值得——他一边教育孩子不要撒谎，一边又为了进好学校给孩子做假材料；

也有家长在经历了幼升小后，就因为受不了内卷而打算带着孩子移居海外，想“去一个唔使咁早谷小朋友学咁多嘢的地方”；

还有家长倒是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卷下去，但却因高昂的学区房而却步。

可即使这样，催谷的故事还是在香港的无数家庭里一次次重演。

哪怕这几年香港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0.7，仅2022/2023一个学年就流失了2.7万中小学生，剩下的那些港孩们，也仍旧要在上一代的持续催谷下，继续打这场本不该越来越卷的学业战争，一如他们父母当年。

在《寻人记》的最后，刘文渊的妻子Joyce表示，自己也尽可能地想办法，让三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太难受。

可面对孩子们偶尔的抱怨，她的安慰只能是：

“没办法，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