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花过这笔钱，我不敢说自己是中产（组图）

中年问题不断，中产困于心病，而被视为重要解药的心理咨询，似乎并没有发挥出人们想象中的效用，加之心理咨询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治疗被迫进入“越介入，越焦虑”的糟糕循环。

或许，我们唯一值得焦虑的，是焦虑本身。

都说当下的中产开始逐渐焦虑，患上了“心病”。

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找一个能够替自己排忧解难的心理专家，打一通预约电话，在某个不算匆忙的下午，抽出一个小时，来一场沉浸式的心理介入，当你走出心理咨询室的时候，世界又焕发了新生。

这是不少电影和剧集里司空见惯的场景。

电影《心灵捕手》剧照。

在许多西方国家，定期看心理医生就像理发一样，是中产生活的标志，但是在中国，距离达到这一标准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既有中产自身还未完全适应通过外界解决私密问题，也有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等方面的诸多原因。

根据近年来的不少媒体报道，以及心理咨询行业的调查研究，记者发现，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还处于摸索阶段，其中不乏诸多乱象：号称免费、实则引导消费的线上机构，看中商机招募外行迅速培训上岗的心理咨询App，以及打着“时薪计费，晚一年少挣20万”广告的职业证书报考信息……如何识别专业的心理师，避免盲目消费和二次伤害，又成了有意寻求心理介入的中产需要去面对的新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此折腾一番，心理介入真能成为中产的“良药”吗？

2023年11月15日，北京。晚高峰时段，在路口等交通灯的人。（图/视觉中国）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656期《四十不获》

本以为是“良心药”，

没想到是“智商税”

“中产很少有强烈表达欲的，大家都巴不得隐身。”记者在跟一位家境殷实的朋友聊过之后发现，“退出”和“隐藏”几乎成为如今中产圈际交往的共识，他们很少再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刀背”上。

有人说，中产家庭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也更能理解要想让自己发生由内而外的改变并且对人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是需要投入成本的。如此看来，一次有效的心理介入，于中产而言便似乎是找到了“刀刃”。

电影《心灵奇旅》剧照。

安欣31岁，家住上海。她向记者坦露，2022年年初辞掉了自己不愿意再做的工作之后，她连续两年报考了上海某区的公务员。现在又来到了第三个年头，现实时常让她觉得停滞。

本来就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她，想着考个心理咨询师证，顺便也给自己调整一下心态，结果一搜索才发现，人社部早在2017年9月就将“心理咨询师”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剔除了，现在充斥网络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本质上就是在收“智商税”。

为了能够静下心继续准备考公，安欣只好给手机装上某个下载量可观的心理咨询App。心理咨询师给她的建议是一周两次咨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安欣选择了一周一次，每次按500元/小时收取费用。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尝试在进行了四周之后，她的心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了。“每周我都会在线上等待她，期待能得到一些慰藉，然而对方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让我感到困惑和无助。我很依赖她，她觉得我是对她产生了‘移情’，认为我应该转移这种情绪，还说想给我换一位咨询师来帮我转移。结果，这种处理方式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不想换掉她，想继续维持和她的关系。”安欣说。

电影《危险方法》剧照。

据了解，从心理咨询的技术角度来看，来访者的移情，是理解和修复的好时机，保持一种相对的依赖状态是最好的。然而，线上的，或者说专业性有待考证的心理介入，很容易就会造成新的情绪问题，既不可预测，也不可控。

诸如此类对不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的控诉，在网络上还有很多。最难令人接受的，似乎是一些咨询师很喜欢批评来访者。

他们毫不避讳地指出别人思想上的“弊端”，好像有了心理问题就跟犯了多大的错一样。这种缺少同理心的“PUA行为”，会让来访者迅速产生自责，从而认为咨询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此外，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将来访者简单地归为原生家庭、婚姻关系、恋爱心理、人际社交、职场压力等较为表象的社会体征，并且忽略个体经历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粗浅、敷衍地下结论和话术式地回应来访者。

电影《爱德华大夫》剧照。

“不会再继续付费了，之后会去看心理医生。”安欣告诉记者，不愉快的心理咨询经历，让她想起了之前报考“心理咨询师”时，中介机构的广告语——“零门槛”“高收入”“拿证即就业”，这让她觉得有些讽刺和荒诞，没想到自己也被收了“智商税”。

记者后来得知，安欣用心理测评小程序给自己测出了“中度抑郁”，病耻感令她不愿意将此告知自己的家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现代医学。

只不过，心理咨询作为舒缓和疗愈人心的手段，其效果评估本就非常复杂，放在当下就更为复杂了。

心理治疗需要

信心和耐心

随着城市生活方式越发多元化，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也逐渐增强，心理咨询行业越来越受关注。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企业中，经营范围含心理咨询的已达12万家。个别心理咨询社会机构的咨询费用动辄300—500元/小时，与公立精神卫生机构平均几十元一次的心理咨询费和治疗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一条就心理咨询人员、心理治疗师的执业规范作了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能从事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针对异常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疾患的评估和治疗，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长程服务，矫治、消除或缓解心理障碍，促进人格的健康、协调发展。

2024年3月13日，宁夏银川。一家搏击俱乐部内，一名女性学员正在做击靶训练。（图/视觉中国）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也曾设置讨论专栏，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医患关系的处理上得出一个共识：要准确地理解每一具体病人的特殊问题，坦诚而开放地对待所有的治疗方法，尽可能地从病人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让病人获益。

陈晓琳35岁，老家在湖南某县城，留学归国后，她在香港工作、蜗居了10年。两年前，陈晓琳用自己的积蓄在香港置业，成功背上了房贷。INFP人格的她每天都在内耗，在职场中直来直往，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受气，内心也在“留在香港背房贷”和“回老家躺平”之间反复挣扎。

在和记者聊起回不去的故乡时，陈晓琳坦言，除了经济上的捆绑，更多的还是文化差异和生活的不接轨。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她一直对心理学和心理辅导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起初在香港寻找心理咨询师，是因为生活中受到大大小小的事件带来的情绪困扰，希望能更好地处理情绪，也希望探索自己的内在，对自己有更深的认知。

据陈晓琳的分享，她的心理咨询师属于“心理动力学”流派，改变的发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咨询师用语言帮她述说她的种种感受，打通感受的通道，渐渐地让她知道了那些让她不开心的原因。

“其间最明显的感受是，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变得更加直接了，能很快地跟自己的情绪连接上，而不再只是用理智和理性去试图解释一切。自己的情绪在原本理智的遮盖下浮现出来，愤怒就骂脏话，不喜欢就拒绝，尊重自己的感受。”陈晓琳说，这些看起来像老生常谈，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

改变也是有代价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时间，需要耐心去度过这些探索的时刻，这个过程可能并不好受，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和决心有多强。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介入之后，陈晓琳发现，久而久之，虽然自己的情绪能够同自己的身体同频了，但还是会时常感到无力，有时候甚至还会产生意识的混乱，开心总是伴随着沮丧，愤怒过后总是没来由地自责。

电影《心灵点滴》剧照。

后来，通过朋友的介绍，陈晓琳又认识了一位使用IFS和EMDR方法的治疗师。

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发现她身上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来自她生活了十余年的出生地，以及她在成长阶段的心灵创伤。当时，她还被诊断出具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型人格障碍。

“以前听别人讲‘接纳自己，爱自己内心的小孩’，都很抽象，但这一次，治疗师根据我在成长过程中的创伤性事件以及社会的规训，找到了我脑子里那部分隐秘的角落。”陈晓琳告诉记者，IFS的发现认为：严苛的母亲、受惊的小孩、勤奋的孩子，其实都是在保护自己，没有哪部分是坏的，都在一个人的成长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做的是去认识每一个部分，去跟每一个部分对话。

电影《狗十三》剧照。

就这样，陈晓琳渐渐地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一些卡在过去的部分，也在慢慢地成长和转化。

在许多心理治疗师看来，科学的心理疗法有太多种，而找到有效的、适合的那一种方式，或许需要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试验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获得来访者足够的信任与耐心，这也是一名合格的治疗师需要去努力的。

对不确定性的焦虑，

靠心理咨询

能够克服吗？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一句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句话也可以引申为“我们唯一值得焦虑的，是焦虑本身”。

我们不得不追问“心病”的根源是什么。那位家境殷实的朋友也向记者提出了反问。在他看来，“中产”是一种社会标签，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来源于外界的现实问题，而非内生的心理问题。

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也跟原生家庭、婚姻关系等问题相关，只是，这样的情绪大多数人都会有，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产。

如此看来，讨论心理介入对中产焦虑的有效性似乎就成了伪命题。

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在其著作《焦虑的社会》（Society of Fear）指出，恐惧（或者说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情绪没有社会边界，从底层、中产到上层，从成人到儿童，都影响着每个人。

《焦虑的社会》，［德］海因茨·布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07

但是总体而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将所有个体置入巨大的时代洪流之中：个体原先适应的生活节奏正走向没落，过去的经验不再适用，在没有人告诉我们以后会怎么样的情况下，大家似乎都有理由感到焦虑。

近年来，社会的整合形式从许诺成功变成了威胁淘汰——我们不是因为一个正面的激励而奋发图强，而是在消极后果的威胁中拼命挣扎。

然而，城市生活中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要通过自我提高来实现幸福，西方图书市场“self-help”类书籍的畅销，其实就映照了中国当下“鸡汤”类、成功学乃至知识付费产品的热卖。

但是这种与社会高度捆绑的人生，真的能靠自我提高来逆转吗？换句话说，对不确定性的焦虑，是能够靠心理介入克服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产或许都有这样一些心态：“如果我去买了那个课，我可能就会提升自己”“如果我咬咬牙早点抛售了那套房，可能现在就不会每天忧心忡忡”“如果我多挣点钱让家里的小孩上了那间私校，可能以后孩子就不会被甩下来”。

海因茨·布德认为，在中产焦虑中，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似乎“可为”，但实际可能“没有为”的矛盾，其实就是把“选择决定命运”的逻辑情绪化了。在记者看来，凡事试着看开一点，将焦虑置之不顾，或许能省下不少心理咨询的钱。

电影《心灵奇旅》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