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坠机背后：以色列、中国与接班人（组图）

当中国在用520元的转账参与节日时，中东风云突变。

经过艰难的搜索，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伊朗总统莱希所乘直升机“硬着陆事件”的案发地点。

于是，悲欣交集的人世间，又平添了一则遇难消息。

伊朗再次失去了自己的接班人。

事发后，有三件事值得注意：

第一件事，是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全体起立，向遇难的伊朗总统莱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及其他直升机事故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然而，以色列代表埃尔丹高度不满，他说：

“安理会还会做什么？下一次，是在希特勒逝世周年纪念日默哀一分钟？”他说，安理会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危险因素”。

也许在以色列人看来，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是希特勒，国际社会甚至无权对遇难的总统表达哀悼。

第二件事，是伊朗与土耳其发生了矛盾。

事发后，土耳其人也参与了搜救，一架土耳其无人机得到了入境许可，然而并没有找到目标，在伊朗空军入场后被要求撤离。

然而无人机在返回时特意绕了一大圈，穿越了敏感的阿什拉夫军营、伊玛目扎曼机械化旅和大不里士导弹基地，尽管这些地方用卫星都可以看到，可还是引发了伊朗人的不满。

在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之间恩怨纠缠，代表着伊朗高原、新月沃地和旧拜占庭地区的争端，长达千年不休。

第三件事，是5月20日晚，伊朗外交部代理外长巴盖里感谢中方。

按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在通话中，巴盖里赞赏中方从事件发生之初就宣布做好准备，并在过去一天一夜提供的帮助。

同时，他感谢中方今天发来慰问信和致电，这是展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以及两国政府在关键时刻的相互支持的具体表现。

也许，中东千年乱局，会有新的解决之道。

国家元首乘直升机遇难，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盘点起来，一个手的指头都用不了。

1969年，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因直升机事故遇难，2024年2月，智利前总统皮涅拉驾驶直升机在雨中穿越兰科湖时，不幸坠毁身亡。

另外，马达加斯加总理拉科托玛拉拉和黎巴嫩总理卡拉米也因直升机失事身亡，但这两起事件疑点诸多，被认为与谋杀有关。

“硬着陆”是一个不详的词汇，和它连在一起，不论是爱情，经济还是飞机，都有可能触发悲剧。

莱希乘坐的贝尔212型直升机，由越战时期的美军军用直升机改造而成，许多人在越战片里见识过它的峥嵘，是美式铁血硬汉的标配。

伊朗总统莱希遭遇不测前后，天气条件恶劣，大风大雨不断，搜救十分困难，所以才有了求助土耳其之举。在现场，搜救人员行走于浓浓大雾中，数米之外已不可视物。

近年来，伊朗因遭受美国等国制裁，在飞机维护方面存在严重困难，据空难调查专业网站“航空安全网络”的数据，伊朗的贝尔直升机损失率高于全球水平，21世纪以来已有四架贝尔212在伊朗坠毁。

伊朗总统莱希遇难后，曾与他“激情互射导弹”的以色列也开始撇清自己。

5月20日，一位匿名以色列官员对路透社说，不是我们干的。

我们不做任何阴谋论色彩的推论，只从现有线索来看，伊朗总统直升机的“硬着陆”坠毁，与贝尔212直升机的“年久失修”或许有关系。

毕竟，坠毁的这架老爷机，今年已经45岁了。

更惨烈的是，数十年来，总统不仅更换不了“御驾”，甚至连维修保养的零部件都不好找，这就是伊朗高技术装备的真实现状。

这无疑体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问题，伊朗在飞机维护方面的严重困难，也离不开遭受美国等国家制裁的干系，

抓住历史线头，继续往上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节点在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伊朗革命”，这场由霍梅尼领导的革命将亲美的、西方化、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彻底推翻，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

具有虔诚信仰的那部分伊朗人对美国之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世俗化的方案。

当时，美国式的世俗文化已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开枝散叶，巴列维王朝治下，灯红酒绿，自由开放，女性解放、性解放大潮与欧美同步，电影院和红灯区作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了伊朗的血液里。

这种“人心不古”无疑深深的刺痛了宗教保守派，特别是伊朗由教士主导的广大农村，他们把“城里人”对自己的蔑视和压迫，和城市西方化联系在了一起。

1970年代，伊朗原教旨势力大反扑，国王逃亡，教士掌权，西方化退场，妇女重新戴上面纱，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场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

在近代以来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改革和民间传统之间，无疑是在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摔下去。

而伊朗摔下去了两次，一次是在“西方化”中，迷失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根基深厚的伊斯兰传统得意反噬，另一次是在“伊斯兰化”中，错误的把现代化和西方化混同，在反现代道路上走的太远。

接班人一再出事的伊朗，无疑再次站在了钢丝上。

谁会接替莱西？

是人们最熟悉的内贾德？还是亲西方的鲁哈尼？还是高龄的哈梅内伊重新出手镇场？再或者，会有某些新面孔？

目前，伊朗议会选举已经都是保守派当政，温和派和改革派人丁凋零，民间支持率最高的是内贾德。

然而，长袖善舞的莱西死后，候选人中已找不到让所有派系都信服的人，也许还真的离不开哈梅内伊镇场。

而莱西坠机带来的接班人之争，也为伊朗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稳定，蒙上了一层阴云。

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层面来看，伊朗革命除了对美国式的世俗生活说不，还是一种渴望往昔荣耀重新降临的极致诉求。

伊朗的历史十分绚烂，古伊朗人打造了世界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并且多次进军希腊。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就为伊朗人的高度文明而吃惊，不惜在生活方式上抛弃“希腊传统”。

后来，伊朗的萨珊帝国与罗马帝国长期对峙，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东方才是蜜与奶之地，东罗马帝国最终定都君士坦丁堡，凭借着富饶的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长期与东方的伊朗对抗，并受到伊朗文化的深深影响。

罗马连政治制度，都变得越来越像伊朗人，罗马帝国原本的皇位“奥古斯都”和副帝“凯撒”，在东罗马时期已沦为滥发的官位，帝位变成了极具伊朗文化色彩的“巴西琉斯”，堪称千年之前的“和平演变”。

漫长岁月中，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佣兵的“背刺”下崩塌，本来是“蛮族”的日耳曼人成为西欧的主人，成了今天的欧美。

伊朗高原先是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并皈依伊斯兰，随后，又被塞尔柱突厥人统治，在星月旗之下，一度左右了半个世界的政局，而彼时的欧洲深陷在黑暗的中世纪难以自拔，甚至连失落的历史资料都要由阿拉伯学者保存。

坦白说，来自沙漠部落的阿拉伯人算不上文化先进，早年对文化典籍往往是一烧了事，中世纪阿拉伯的辉煌文化，和波斯遗民传承下来的知识传统有莫大关系，所以后来什叶派的波斯，在宗教方面也比西面的“教友”开明很多。

中世纪盛时，四分五裂的欧洲第一次团结作战，为了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邀请下，一次次的发起十字军东征，并建立了新月沃地的十字军国家——正如今天的以色列。

此后的中世纪历史，就是十字军、东罗马与伊斯兰三大势力的角逐。

十字军东征失败了，然而，他们把目标锁定了作为盟友的东罗马帝国，第四次东征中，他们无耻的背刺了东罗马，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洗劫一空。

东罗马帝国传承千年，是长期抵抗伊斯兰的欧洲桥头堡，此后陷入衰落，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成了后来的土耳其。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宣告着中世纪的结束。西方也不再以“罗马”来称呼灭亡的东罗马帝国，而是给了一个屈辱性的名号“拜占庭”，并牢牢占据了后世的历史课本。

拜占庭是“古地名”，用中国史来理解，就相当于刘备建立的政权叫“汉”，代表着汉朝正统的延续，后来却被蔑称为“蜀国”。

土耳其人以强硬的姿态入侵欧洲，征服巴尔干半岛，打得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地利割地纳贡，全欧洲为之战栗。然而，无暇东顾的土耳其很快发现，东方的伊朗又随着萨法维王朝而完成了“复兴”，并与土耳其长年鏖战。

中东千年恩怨，持续至今。

吊诡的是，当伊朗人在千百年前的荣耀顶点时，往往具有极高的视野，开阔的心胸，宽容的政策，能将不同宗教、不同习俗的臣民治于一炉，以实用主义为目的，把统治的艺术运用的炉火纯青。

而到了近现代，当伊朗渴望重回往昔荣耀，而爆发了革命后，其格局却显得局促起来，视世俗为异端。

伊朗社会异常分裂，极度排外和极度媚外共同存在，这正是格局狭小的一体两面。在伊朗的广大农村，民众在教士的管理下实行伊斯兰教法，而在大城市的伊朗人，又对西方器物和文化抱有强烈的崇拜。

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和政府难以通过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壮大本土科技和产业，以至于让对手有机可乘，实施技术封锁，另一方面，伊朗中上层社会又有着对西方的隐隐崇拜，乃至于明明处于封锁之下，政府仍盲目信任美式进口装备，对竞品不屑一顾。

其结果，就是贝尔式直升机在伊朗都超期服役，仍无法更新换代，甚至零部件也无法更新，这架45岁的“高龄”总统座机，终于酿成今日殒命的悲剧。

或许，国家的胸怀，正和人的生存境遇类似。

在风光强大时视野更开阔，胸怀更宽广，既能向外学习，又能以我为主，还能放眼世界和未来。

而到了强敌崛起，家道中落，随着周遭环境的压迫和挤压，人的想法便也变得激进和狭隘，受困于狭小的二元选择之中，非敌即我。

历史上的辉煌和苦难，会以某种集体记忆而传承，尤其是那些深谙本国本族文化的精英们，总是以民族的历史与神话，作为凝聚国民的传统。

从这点来说，历史很难翻篇，今天世界各地的战火都是遥远时空的回响。

在业已灰飞烟灭的恐怖大亨本·拉登看来，十字军东征从未结束，早在1996年，他便提醒伊斯兰世界，你们应当知晓，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的联盟强加的侵略，不公和不义。

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演讲中一度将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称之为“十字军圣战”。

最近，被国际刑事法庭以涉嫌战争罪发出逮捕令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述巴以冲突时，开口闭口，依然是千百年前“圣经地契”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那套古老话术。

从战火纷飞的历史中陶铸出的狂野灵魂，从未真正逝去，他们附着在用着手机、喝着可乐的现代人身上阴魂不散，促使基于仇恨和利益的战争不断循环，就像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魔咒。

伊朗绚烂的历史，曾经的失落，现代文明冲突下的利益与陷阱，成为了他们今天不甘平庸的甜蜜包袱。

正是来自时空深处，气吞万里如虎的旧日雄心，让他们违反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带着一种宗教式的情结，选择对世俗生活说不。

他们选择在重重叠叠的黑袍面纱笼罩之下，面目模糊不清，重新攀登那座象征荣耀的光风霁月之山巅。

回望历史深处，发源于伊朗南部的波斯人，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横扫中东，踏破山河，粉碎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王国，建立起了从印度延伸至地中海海岸的庞大帝国，无敌是多么寂寞。

直至波斯帝国的铁蹄遭遇了看似零散而不堪一击的希腊城邦，这个关节，正如黑格尔所说，整个世界的历史到了悬而未决的时刻。

希波战争成为东方西方的分野，若没有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史诗般的浴血奋战，以及三次希波战争峰回路转式的戏剧性反转，那些点燃欧洲文艺复兴的希腊文化将被从历史深处连根拔去，有如多米诺骨牌，现代世界的面貌也不会成为今天这副模样。

拜希波战争开辟出的世界大格局所赐，今天的西方列国自命为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继承者，这种古老叙事在每一次战前动员中都被有点文化的指挥官和国家元首拿来夸夸其谈，成为西方人刻在骨子里、无法泯灭的情结。

《圣经》中说，罗马是最后一个世界帝国，所以后来拿破仑虽发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可当他登上欧洲之巅时，仍念念不忘以罗马的礼仪，从教皇手中夺走加冕的皇冠。

然而，中东的历史一再的证明，成为西方的敌人并非好事，成为西方的盟友也和幸运无缘，正如当年的十字军，在基督与罗马的旗号下发起对异教徒的远征，却在贪婪中，向自己的盟友——也是真正的罗马正统发起背刺。

甚至在历史上，涂抹掉他们的罗马国号，将其正统归于自己名下。

其实，西方世界从东方世界吸取的营养，可能并不少于他们口中喋喋不休的希腊与罗马。

波斯帝国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诞生，但他在扩张过程中，根据实用主义的需要，发展出一系列更为怀柔的统治术，从而将多个民族融为一炉，纳入旗下，用因地制宜的“分而治之”将三大洲的诸多文明凝聚在帝国的掌控之中。

多少个世纪之后，当纵横海洋世界的大英帝国的爪牙遍布全球时，它无疑是波斯帝国的学生，靠着一套离岸平衡的游戏，在大陆的每一处海岸线上搅风搅雨。

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将伊朗列为所谓“邪恶轴心”时，这个粗俗的德州牛仔可能不知道，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黑暗与光明两极的思想，其根源正来自古代伊朗的拜火教。

而在古老的东方，也有着一套“阴”与“阳”的思想，与唯我独尊不容异类的闪族一元论，以及立场分明的光明黑暗二元论不同，东方更相信世界的复杂性：光与暗并非只有对立，还有生长，光中有暗，暗中有光，互相转化孕育，生生不息。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要学会斗争与挑战，也要看到万物的生长，不能将自己困在历史的狭小角落里。

历史周而复始，古老的仇恨和分裂，也终有弥合之道。

历史上，中东的繁荣，源于两河流域和新月沃地的肥沃土壤，而当两河流域沙漠化，新月沃地陷入战乱，中世纪的中东，繁荣很大程度来自丝绸之路的枢纽作用，东西方的商业、文化和技术在此交汇和传输。

在黑暗中世纪中，唐宋却仍然繁荣，乃至于穆圣也要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如今，更远的东方已一步步走出1840年以来的“黑暗中世纪”，西方走出的更早，占了先机，强盛数百年，却已有了罗马晚期的荒诞衰败之象。

而中东，仍然处于中世纪的混乱之中，在苦难与困惑中，等待着自己的文艺复兴。

文明的演化总是苛刻的，最伟大的文明，总是能立足本土之历史传统，又能博采前一代辉煌文明之长，还又能走出自己独有的历史道路来。

传承、交流、创造，这才能成为历史的接班人。

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发生过的事还会反复发生。

正如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所说：

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没有起点，也不会被死亡所终结，一切都只是混合，又从混合中分离。

不过，人类却把这些过程称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