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乳房税”：胸部越大，税率越高，交完税才能穿衣服（组图）

尽管印度层出不穷的离奇事件令旁观者感到困惑与诧异，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所谓的“乳房税”。

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底层的女性在面对贵族时，必须裸露出自己的胸部，否则便无法穿上衣。更为令人震惊的是，胸部越大所需要缴纳的税款也就越多。这样的税收政策究竟是何等的荒谬无理，抑或是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阴谋？

除了“乳房税”以外，印度还有哪些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税收种类呢？

印度古代女性权益的衰落历程在印度文明的初期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母系社会的繁荣景象。

那时，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享有相当大的权利。她们可以自由地投身于农业、贸易等各类生产活动之中，同时也能参与到祭祀以及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诸如象征着黎明的女神乌莎斯等重要的神祇，更是赢得了广大信众的敬仰和崇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早期的印度文明中，女性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女性权利相对较高的状况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发生逆转。当时，一支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大规模地涌入印度次大陆，并在此定居下来。

作为一个典型的父系氏族社会，雅利安人建立起了严格的种姓等级制度，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主要的种姓等级。

在这一全新的等级制度之下，婆罗门阶层被尊奉为最高种姓，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特权。

紧随其后的是统治阶级的刹帝利种姓，其成员主要由王公贵族和武士构成。吠舍种姓则代表了平民阶层，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活动。

至于首陀罗，则被视作最卑微的服务种姓。此外，印度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被贬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阶层。种姓制度的实施使得低种姓人群失去了大部分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继承权、职业选择权、受教育权等等，从而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等级分层社会。

种姓等级不仅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权力大小，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们获得机遇的可能性。随着雅利安人的印度教逐渐兴盛起来，以婆罗门阶层为主导的宗教权威也得以逐步确立。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婆罗门阶层颁布了严厉的《摩奴法典》，进一步剥夺和压制了印度女性的各项权利。

这部法典对于女性的生活和权益做出了极其不利的规定：女性在少女、青年和老年时期均需接受男性亲属的监护，无法实现独立自主；女性被剥夺了独立继承遗产和财产的权利；禁止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和研读经典典籍；丈夫有权对妻子进行惩戒，即便殴打妻子亦不属于违法行为；丈夫去世之后，寡妇往往会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可能会被活埋（即所谓的"伴尼习俗"）。

这部法典极大程度地剥夺了印度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使她们陷入了家庭和生育的沉重负担之中，沦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婆罗门阶层的权威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成为了印度教严苛等级制度的坚实支柱。

乳房税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部分地方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竟然推行了一种极其残忍且侮辱人格的“乳房税”和“穿衣税”。据史书记载，这类“乳房税”主要针对的是低种姓女性群体。

在印度的低种姓阶级中，尤其是女性，如若选择遮蔽上身，则需交纳一项特殊的税费，而该款项的金额是根据女性胸部尺寸而设定的。这种现象无疑是对贫困妇女的身体歧视与剥削的体现。长久以来，印度社会的最低层，即低种姓族群，已在漫长的种姓制度压迫下承受着剥削与贫困的双重压力。

如今，这种侮辱人格的服饰税与乳房税的推行无疑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据历史资料记载，曾经有一位名叫南吉利的低种姓女子，为了表达对这一不公正税制的愤慨与抗议，她选择将自己的乳房作为纳税对象，但最终却因为大量出血而不幸离世。

南吉利的悲剧经历无疑加剧了底层妇女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当时在印度的部分低种姓妇女开始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基督教传教士向她们传达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并呼吁反对任何羞辱人性的陋习。

因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低种姓妇女开始公开抵制贵族强制实施的脱衣纳税规定，从而引发了与税务官员之间的激烈冲突。

对于底层妇女的愤怒和抗争现象，部分地方统治者开始感到心惊胆战。他们深恐由此引起更为激烈的社会动荡，从而可能丧失统治地位，因而不得不勉强做出某些有限的妥协。

历史文献记录表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地区的国王被迫颁布法令，允许底层妇女在公开场合穿着适当的衣物，并免除她们所应缴纳的“乳房税”以及“穿衣税”等相关税费。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印度的“乳房税”之外，古罗马的“尿税”以及古埃及的“房产税”同样引人注目。

据史书记载，古罗马人发现尿液具有良好的清洁和漂白效果，因此逐渐形成了收集和销售尿液的产业。为了从这一产业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统治阶级开始对其进行征税。到了公元37年，罗马皇帝维斯帕便颁布了“尿税”法令，规定每位成年公民每年需向国家定额捐赠一定数量的尿液。

这一税收政策无疑令人瞠目结舌。首先，它严重侵犯了罗马人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其次，生理需求本身是难以量化的，若未能足额缴纳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因此，这一税种不仅招致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尿液收集和运输的“尿商”群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尿税”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一切手段的腐败本质。

与此相类似，古埃及也曾出现过一种令人费解的“房产税”。当时，埃及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对普通民众征收了过高的房产税。

然而，由于税收压力过大，使得普通民众无力承受，于是他们纷纷选择将房屋建成“烂尾楼”的形式，始终不予完工，以此规避全额缴纳房产税。

由于民众普遍采取这种集体性的“逃税”策略，最终导致埃及出现了一座被称为“烂尾楼之城”的奇特景象。在这座城市中，随处可见各种建筑工程半途而废、永无休止的场景。与此同时，还催生了一批名为“看门人”的职业，他们负责为那些拥有烂尾楼的房主们看管房地产。

面对人民如此巧妙地逃避税负的行为，统治者虽然曾经试图严厉地实施税务征收，但由于任务过于繁重且规模过大，最终未能实现全面有效的税务执行。因此，政府只能袖手旁观，对这种现象保持容忍和默认。

这导致烂尾楼之城市的存在持续了数百年，久而久之，竟然演变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可以说，这两种离奇的税种，是古代社会统治者荒谬无理的税务征收行为的生动体现。

它们不仅揭示了统治者任意剥夺人民利益的丑陋本质，更反映了底层人民在重重压迫下挣扎求生的困境。

这些令人震惊的离奇税种，使得当时的普通民众成为真正的受害者和可怜人。他们不仅要承担沉重的税务压力，还要忍受人身尊严的践踏。

他们的生存权和人格尊严无一幸免，沦为统治者任意剥夺和压榨的牺牲品。这些民不聊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任何一种良好的税收政策，都应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既不能增加群众的负担，也不能侵犯人民的基本权益。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而那些罔顾人性、漠视民意的荒诞税种，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唾弃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