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到澳洲打工十年，女人票子房子离他越来越远（组图）

“当你受够了贫穷和饥饿，有一条路能让你尝到温饱的甜头时，就没法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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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朋友的“忽悠”下，我们在悉尼合伙开了一家潮流面馆。由于地段不错，每天客人络绎不绝，一年下来能存不少钱。就在我们打算将面馆做成连锁品牌时，疫情如狂风骤雨般席卷了整个澳洲。

2020年3月23日，一个本该一如往常的周一，澳大利亚突然宣布禁止瑞士一艘游轮上的乘客下船——船上1700名乘客中，有超过25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传播，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下了规定：非必要的服务，包括酒吧、俱乐部、电影院、健身房和礼拜堂，都在周一关闭。

就这样，我的面馆被迫关门了。

辞去两个厨师，开业遥遥无期，我过上了躺平的生活，都说人在家里待太久会变成咸鱼，可在这段日子里，我却过得一点也不轻松。没有收入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银行的贷款利息，翻滚的房租压力让我在夜里辗转反侧，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连做梦都在想着面馆开张，甚至开始没日没夜地怀念后厨洗碗机的轰鸣声。

一夜之间，我的头上竟冒出了很多缕白发，以前我是不信“一夜白头”这个邪的，但那天我终于信了，并且被现实打击得很彻底。

熬到5月，悉尼的病例逐渐减少，部分餐馆开始重新营业，但每桌之间得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那天我戴着N95口罩回到面馆，看到扫帚扬起的灰尘在明媚的阳光下跳跃着，激动得想哭。

可没想到，也就短短两三个月的功夫，大家的生活模式和饮食习惯就已经彻底被疫情改变了：很多企业开启了居家办公的模式，敢外出堂食的客人寥寥无几。眼看开门即赔本，我就让一个厨子、两个员工停工休息。结果一个礼拜之后，电话订单意外地火爆，如牛市般一骑绝尘，我又火急火燎地叫回了所有员工，打算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员工上岗的第一天就阳了，隔了一天，第二个员工也中招了。两天之内接连“损失”了两个员工，面馆里的每个人都如同惊弓之鸟。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开来，电视上滚动播报着不断更新的感染人数，压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大。

没办法，我只能试着在网上招工，并且把中英文写的招聘广告贴在了店门口。

广告贴出去的第八个小时，面馆即将打烊，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走了进来，操着一口淳朴的东北口音问：“老板，能给我做碗面吗？”

“对不起，我们打烊了。”

“老板，你招人吗？我可以上班。我在韩国干过面馆，会做韩国炸酱面。”

我这才认真打量起眼前这个小伙儿：丹凤眼，发黄的短发，穿一件橘红色工作服，背着一只略旧的黑色双肩包，一身臭汗，一看就是刚下班的样子。

“你来这里多久了？”我问。

“有四年了。老板能不能给我随便下一碗面，我太饿了，边吃边聊行吗？”

看着他饥肠辘辘的样子，我不忍心拒绝，就让两个员工先回家，自己给他下了碗酸菜牛肉面。

他端起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连吞了四五口：“老板手艺不错啊，面劲道得很。”

“谢谢，哪天尝尝你的手艺啊。你说你会做韩面？”

“是的。”他嗦了嗦筷子，三下五除二将一碗面一扫而空，“在韩国待了四年，面馆干过两年，打过下手，后面忙的时候也帮老板做餐，送外卖。我目前周一到周三在一家集运公司卸货，但是周四到周日有时间，明天正好周四，老板要是需要我，我可以来试工。”

小伙子说自己叫阿立，有签证，于是我决定让他明天早上十点来试工。阿立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抓住我的手，嘴里感谢个不停。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在厨房里忙活，阿立已经背着个黑色双肩包在店门口徘徊了。我出去开门，他赶紧热情地向我挥了挥手：“老板早上好。”我夸他守时，叫员工给他一套工作服穿上，得知他英语不好，就让他先在厨房打下手，跟我一起负责网上订单。

阿立做事很麻利，刀功斩切、装盘调味，看样子是真有两下子，我只培训了他两个小时，他便顺利上岗了。他是典型的东北汉子，性格直爽，出手大方，给客人盛面也是满满当当，不怕我这个老板亏本的样子。

过了中午的用餐高峰期，阿立便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做几碗韩国炸酱面尝尝。他先炒香猪肉，黄瓜，洋葱，胡萝卜，面条过凉水后，又拿出了自制的甜辣酱倒进去搅拌。阿立的手艺还真不错，做的面色香味俱全，大家吃得都很痛快，说我淘到块宝了。

就这样，阿立正式成了面馆的员工，除了他的英语说得蹩脚之外，其他的还真没啥可挑剔的。在我和店里其他员工接二连三的阳、复阳的时候，只有阿立这个“东北扛把子”屹立不倒。他吃苦能干，眼里出活儿，身为大块头那也是贼能吃，一顿两大碗，看得厨师长常常感叹：“年轻人就是不一样，能吃是福啊！”

2

一天中午，我扎好两袋外卖准备叫阿立出门送餐，却听到他在外面与一个女客人吵了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桌子被敲得“啪啪”响，我赶紧制止，发现那个年轻女人正在桌边啜泣。

“阿立，别冲动！这是面馆，有什么去外面说。”

听我这么讲，那女人突然拿起包，站起身，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冲出了门。阿立发疯似地追了出去，碰倒了一排椅子，只见那女人飞速上了一辆丰田车，开车的是个六十多岁的洋老头。

等阿立再回面馆时，整个人六神无主，眼神呆滞，走路颤颤巍巍的，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我说：“你还可以吗？回去休息一天吧。”

阿立扯面的手抖个不停，嘴却很硬：“我还行，老板，让我缓缓。”

那天，我们一边服务客人，一边盯着阿立，生怕他出什么事。好在用餐高峰期已过，客人不多，我们顺利熬到夜里十点收工。在这个特殊时期，我要保证所有员工万无一失，就让阿立给我一个住址，我开车送他回去。

路上，我问他：“她是谁？”

“我前女友。”

我一时间不知道接什么话，阿立突然喃喃道：“半年了，我终于找到她了。”

车子月色中奔驰，阿立敞开了心扉，缓缓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的老家在吉林乡下，爹妈都是农民，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因为从小学习就不行，初中毕业后，他便随大哥去工厂做喷漆工。母亲对他的希望是在30岁之前在老家盖个新房，然后娶媳妇、生娃。

阿立说：“我出学校就后悔了，喷漆工干久了，对人的呼吸道和肺部危害非常大，那时候我真是受够了油漆味儿。”

阿立不想过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便在朋友的帮助下，踏上了出国务工的这条路。但他没有钱，还是老母亲掏出了辛苦积攒的5万元付了中介费，给他换来了一张去韩国的机票。那是2012年，阿立22岁，他第一次坐上飞机，全程兴奋又紧张，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总觉得明天自己就可以挣够20万，衣锦还乡。

可现实很残酷，阿立一没文凭，二没什么工作经历，一开始在韩国找工作到处碰壁，还被人骗了钱。钱花得如流水，只出不进，折腾了几个月后，终于有一个卖韩式炸酱面的老板接受了他。

这家面馆离首尔的市中心很近，生意火爆，那个韩国老板的脾气也很暴躁。阿立听不懂多少韩语，偶尔备菜备错了，老板会骂他两个小时。店里的脏活累活全是他的，工资还经常被克扣。

那时阿立还年轻，每天充满干劲，他不怕苦不怕累，但精神的疲惫还是会让他偶尔萌生打包回老家的冲动。不过，他一想到老母亲拼死拼活攒的那5万元不能就这样打水漂，就还是咬着牙一天天坚持下来。

熬过初春，阿立在首尔渐渐稳定了下来，除去吃喝住，每个月他还能存下一点点钱。

一天，面馆突然来了一个新员工。她叫媛媛，朝鲜族姑娘，刚满20岁，也是从中国来韩国务工的。媛媛很漂亮，会讲韩语，笑起来很甜，老板就让她在前台负责收银。那时候，阿立觉得媛媛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在异国他乡，他终于有一个能说上话的人了。

熟悉之后，阿立得知媛媛的父亲去世得早，她母亲做点批发服装的小生意，艰难地供两个女儿读书。初中毕业后，媛媛就很懂事地选择了进厂挣钱，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妹妹。和阿立一样，她不喜欢工厂的工作，也不甘心向命运妥协，就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韩国。

夏天的一个夜晚，一批要账的人突然冲进了面馆，原来是那位韩国老板欠了高利贷。那天晚上，场面极度混乱，店里桌子、凳子到处飞，客人的鞋子也到处蹿。一个要债的混混见媛媛年轻漂亮，上来便揽住她的腰，慌乱之下，媛媛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双方发生了争执，逐渐升级为打斗，阿立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把媛媛严严实实地护在了怀里，拿自己的胳膊生生挡住了一把砍下的菜刀。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原本只是想吓唬吓唬人的混混们慌忙撤退，阿立这才后怕。还好他年轻扛打，也幸运，没有伤及大动脉。

这事过后，阿立的出租房终于迎来了女主人。

“追她的人很多，但是她还是跟了我。”说到这儿，阿立的嘴角略微扬起。

那是阿立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两个小年轻，下了班就在一起煮饭做菜，晚上一起看一集集又长又臭的韩剧。无尽的夜晚，两人依偎在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甜甜蜜蜜。感情愈浓，阿立成家的愿望愈发强烈，他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可现实是骨感的。在小面馆做工，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挣得起一套房，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下来呢？阿立是比较传统的男人，在他看来，男人就是要担起家庭重任，他可以过得很节省，但自己女人的一切愿望，他必须要尽力满足。

于是，阿立毅然决然地辞去了面馆的工作，去建筑工地上班。

3

在韩国，工地现场的木匠叫“老炮”（音译），他们干的都是技术活儿，钱少点，但轻松；力工叫“二炮”，干的是像举钢铝模板这样重体力的辅助性工作，累，但收入高，上手也快。阿立干的就是最苦最累的“二炮”，这种工作俗称“有命挣，没命花”。

韩国房屋的墙体大多是用水泥浇筑的，外围固定的铝合金模板又大又重，得有一人多高。每天阿立要和工友两两配合，把一块块铝合金模板往高处搬运，他们一个靠臂力将模板用力托举到胸部，另一个在上一层接应。阿立给我展示了他手臂上大大小小的疤痕，都是那个时候弄伤的。

在工地上勤勤恳恳干了一年，除去吃喝住的花费，小几十万是攒出来了。对于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阿立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但这个工作吃的是青春饭，时间长了，会落得一身的伤病，阿立自然也逃不过。

那年年底，阿立带着受伤的腰和媛媛踏上了回国的路。到了老家，阿立每天都有饭局，大家听说他在韩国一年赚的钱比他们几年都多，还有了个漂亮的女朋友，都殷勤地给他递烟、送酒，只为沾沾光，也找个路子出国。阿立原想靠那笔钱在老家做个小生意，跟媛媛过日本，可看到朋友们有的拿两三千的死工资，有的艰难地维持着小生意，他再次萌生了出国的念头。

阿立说：“当你受够了贫穷和饥饿，有一条路能让你尝到温饱的甜头时，就没法儿回头了。”

这次，阿立通过中介了解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中介说，澳大利亚是打工人的天堂，在澳洲干一周，就等于在阿立老家干一个多月。而且澳洲的建筑工、木工、电工等蓝领的薪资很高，有的甚至可以拿到几十万的年薪，某个村子的人先后去澳洲做电焊工，现在都住上豪宅了。

阿立心动了——这条件显然比韩国好太多，并且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性。阿立和媛媛都觉得自己年轻，还能再拼几年，到时候去了澳洲，工作稳定下来，他们甚至可以移民定居。

就这样，回国大半年后，两人交了十几万的中介费，拿到了去悉尼的机票。

启程的那天，阿立和媛媛拖着打包好的行李，泪别母亲。阿立的母亲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他们，就给他们准备了一床结婚时才会用的大红被子。飞机起飞后，阿立看着底下逐渐模糊的万家灯火，心里充满了对大洋彼岸美好生活的向往。心爱的女人靠在他的怀里静静地睡着，他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到了悉尼，他们按中介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华人工厂，阿立在这儿做焊接工。媛媛则在一家华人超市找到了一份卸货收银的工作。刚起步还算顺利，两个人都感到幸福，觉得移民澳洲指日可待。

为了上班方便，阿立搬进了位于郊区的员工宿舍，在这儿，他认识了老周。

老周四十多岁，也来自东北，他长脸，一米七的个头，背有些驼，一看就是个农民工。老周说自己来澳洲打工是不得已，他老婆患有心脏病，只能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如今儿子也大了，还得给他攒钱买房、娶老婆。可儿子对老周非常冷漠，不理解他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他只把父亲当成了一台取款机，几个月才有一通电话。

熟悉之后，老周才小心翼翼地问阿立：“你是‘难民签’吧？”

“我打工签证啊。”

老周一脸的不可置信，让阿立把签证给他看看，之后他对着微弱的灯光左比划右比划，说：“你这不跟我的一模一样嘛！”

见阿立一脸懵懂，老周解释说，“难民签”其实就是庇护签证，国内的中介帮着申请几个月的旅游签，等人入境后，再帮着申请庇护签证。但申请庇护签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不一定能成功，少则等一年，多则等五六年，甚至十年。

“一旦办理了‘难民签’，就没回头路了！我已经在这四年了，家都没回过。”

听完老周的话，阿立感觉自己的血直往脑袋上涌，眼前一片漆黑。焦虑、愧疚、愤怒、后悔，一时间复杂的情绪充斥着阿立的身体，他想不通，自己明明花了十几万申请的打工签，怎么转眼就成了只值几千块的旅游签，自己还成需要庇护的难民了？那可是他在韩国拿命挣来的钱啊！

那段时间，阿立经常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媛媛和母亲交代。他希望骗他的黑心中介不得好死，希望时光能倒回到出国的那一天。但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媛媛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她安慰阿立：“挣到钱回去就好了，怎么活都是一辈子。”

4

阿立住在郊区，媛媛住在市中心，为了省钱，他们一周只见一次。每个周日的下午，媛媛过来，同宿舍的几个舍友就很自觉地出去抽烟、买盒饭，把那个狭小的、几乎没有隔音的出租屋留给这对年轻人。

快乐就如烟花一般短暂，每当激情褪去，阿立在潮湿带着霉味的出租房里吞云吐雾，都不知道下一秒自己该何去何从。虽然他已经接受了被迫“黑”在澳洲的现实——黑就黑吧，只要能攒到钱就行——但他还是会害怕，不知道哪天会被移民局逮到，然后被遣返。每天他的心上都像悬着一把刀，遇到警察会下意识地躲避，听到救护车驶过也会心惊胆颤，外面发生了争执，都怕是谁来抓他似的。

身心俱疲的压力，让这对恋人开始三天两头地吵架。责怪，埋怨，委屈，无力，两个人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阿立说，他也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媛媛就不来找他了，她好像换了一份工作。他去市中心找她，结果看到她上了一辆好车，车上坐着个洋老头。再过一段时间，媛媛身上的衣服变了，她打扮得光鲜亮丽，甚至还有了一个名牌包包。后来，媛媛干脆消失了。

在失恋的日子里，阿立痛不欲生，他觉得自己一没钱，二没本事，当初就不该带着媛媛来澳洲发展。如今他的移民梦碎了，女朋友也跑了，半夜他想得心绞痛，只能一包一包地抽烟，一瓶一瓶地喝酒，第二天若是能醒来上班，那又是一条好汉。有好几次，他想从楼上跳下去。老母亲的电话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每周，母亲会打来电话跟他唠唠嗑儿，说说家里的近况，一句“春节回来不回来？”就能让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一夜。

一天，哥哥突然给阿立打来电话，说母亲肾脏不行，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尿毒症晚期。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阿立的印象中，母亲不仅腿脚麻利，还能下地干活，一次可以扛起两袋大米。哥哥说母亲其实已经病了有些日子了，一直在做血液透析，为了让阿立放心，才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他。

说完这些，哥哥又在电话里痛骂阿立，说他自私、冷血又无情，为了自己的前途，根本不顾母亲的死活。这些年，母亲省吃俭用不敢花一点钱，全都是为了他这个小儿子攒着。哥哥知道母亲偏心，心里多少有些积怨，但母亲病后，他和妻子还是轮流在医院照顾，压力很大。

电话里，哥哥让阿立无论如何春节都要回家一趟。阿立绝望了，他回不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寄钱回家。

“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阿立无力地摇摇头。

有的人压力一大就会胖。仅仅俩月，阿立就胖了十几斤，每天还烟酒不离手。舍友以为他还没有从失恋中走出来，就要给他介绍女人，“一次花个小几百刀，运气好的时候货色也还不错”。

说的多了，阿立也跟着他们一块去，可当那个胸下垂的外国老女人站在他面前时，他落荒而逃。他接受不了，说宁愿自己解决，也没有那样的欲望。

也不是没有人喜欢阿立。

同厂有个女人叫阿芬，吉林人，她身高近一米七，笑起来十分洒脱，风韵犹存，是那帮单身男人空闲时的八卦对象。据说她在国内有丈夫有孩子，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只身一人漂洋过海来澳洲打工。

阿立一直管阿芬叫姐，芬姐有事没事就叫阿立去给她帮忙，一开始是搬个货，拿个快递，之后每个周末她都请阿立吃烤肉，喝啤酒。两人是老乡，自然多了很多共同话题，聊熟后，阿立才知道芬姐的老公曾是个大货车司机，有天开夜路出了车祸，落下半身残疾。芬姐为了养家，几经辗转来到澳洲。

相处下来，芬姐觉得阿立和厂里的其他臭男人不一样，他的眼神里还带着一股清澈和倔强。阿立也逐渐感受到了芬姐的情意，每次下班见他，她都会特意梳洗打扮，穿一件红色长裙。

两个成年人一点点暧昧上头，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芬姐劝阿立搬到她的宿舍住，这样两个人就可以互相照应。阿立犹豫了，他仔细打量没化妆的芬姐，她的鱼尾纹略带沧桑，头发也白了不少，手机屏保是一个六七岁女童的照片。他不知道这段感情能持续多久，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有家庭的女人。

第一次，阿立有了逃避的念头，他开始刻意疏远芬姐，对她的红裙也提不起一丝兴趣。在芬姐眼里，阿立得到她就不珍惜了，大失所望之后，便是满腔恨意，她对阿立再也没有一副好脸。

一个节日，几个舍友聚在宿舍里喝酒聊天，在场的几个人，除了老周家庭完整，老婆跑的跑，散的散。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尽情宣泄的共同话题，话越说越粗鲁，甚至你一句我一句地骂着“婊子”，“一个一个的都是婊子！”还有个嘴上没把门的提起了媛媛，说她放着阿立这样的男人不要，非要窝在洋老头怀里。

被人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又或许是触碰到了扎在心中最深的那根刺，在酒精的作用下，阿立拉起那个满身酒气的舍友推到墙角，往死里揍，之后两人开始互殴。大家伙赶忙拉架，他们都挂了彩，阿立的左眼肿了几个礼拜，那人的手骨折了，但两个人很有默契，谁也没有惊动警察。

不久后，阿立辞职了，他觉得同事关系闹得尴尬，还夹着个芬姐，“怎么都感觉别扭”。

经历了这么多事，阿立想开了。他已经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吗？已经是谷底了，怎么走都是向上，万念俱灰挺过去，就是绝处逢生。阿立又找了两份体力活，一份在工地，一份在农场，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清晨他赶坐第一班地铁，夜晚蜷缩在最后一节车厢，两年下来，也攒了小三十万人民币。

5

“前女友今天来店里找你干什么？”我问。

“和原来那个老头闹掰了。那老头有暴力倾向，她还被染上那种病了。”阿立说着突然重重地捶自己的头，“我就不该把她带来这里！造的什么孽我！”

原来，媛媛和那个洋人老头同居，唯一要求是让对方帮她办理配偶签证。媛媛还是爱阿立的，她和阿立说，等自己拿到配偶签证，他们就有希望留下来。只要阿立不嫌弃她，他们就能重新开始。

阿立犹豫了，一看到媛媛，他就彻底溃败，想到他们在韩国出租屋里的患难与共，再看着那张梨花带雨、让他魂牵梦绕的脸，他怎么都说不出那个“不”字。

车子逐渐驶入郊区，左拐右拐，靠近一栋白色的房子，它的主人是一对中国夫妻。我停下车，跟着阿立进房子看了看，他住在一个半地下室里，大白天也看不到阳光，面积只有卫生间那么大，里面放了一张小折叠床。我无法想象高大的阿立是如何在上面蜷缩着睡觉的，难怪他的背驼得厉害。

“怎么住这里啊？”

“便宜啊，老板。我要省钱，没办法。”

很明显，地下室不符合出租屋的标准，但阿立别无选择，他过一段时间就得换一个住处，以躲避移民局的身份搜查。一旦被抓住，就算没有定罪，也可能被遣返，那他一辈子都无法再回到澳洲了。

第二天清晨，阿立照常来店里上班，他的胡子一夜之间疯长，看着有些吓人。

之后，阿立请了假，陪前女友去专科医院治病。回来后，他的心态崩了：“都成那样了，她还要不要命了。真贱！真贱！”但是到了次日，阿立又没脾气似的跟着她去医院继续治疗。

治病期间，媛媛住进了地下室，他们好像回到了几年前，在韩国的那段生活。那几周，阿立觉得有些恍惚。可几个疗程过后，媛媛治好病，又消失了，这次她换了个洋老头。

“你都无法想象，那个老头最起码两百斤，大肚子，还有一股狐臭味。”想起媛媛被老头勾着腰的那一幕，阿立的眼眶红得吓人，“你说她是怎么想的，非要拿到这该死的绿卡吗？在她眼里，我到底算什么！”

我提醒阿立千万不要违法，不要走极端。阿立突然回过神来，微微点头，说他明白，他家里还有老母亲。

店里闲暇时，我也会劝阿立放下，如今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被遣返回国，他手艺不错，以后可以自己开家面馆，实在不行，女朋友也可以再找，人生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坎，不要太执著于一件事，条条大路通罗马。

阿立说，他也想回家从头开始，但他实在没有勇气一个人开店。他没有文化，只会做面，而且在澳洲，一年挣得太多，他无法割舍。从韩国到澳洲，他已经漂了快十年了，早已经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也和国内脱节太久。他在家乡没有资源和人脉，回去得从头适应，而且年纪越大，换城市的成本也越高。

说完这些，阿立掐灭手头的烟，起身继续干活去了。

6

几个月后，阿立告诉我，那个新洋鬼子似乎已经对媛媛失去了兴趣，不想负责。后面她又换了一个老头，兜兜转转，终于在悉尼樱花盛开的日子里递交了申请，而且前期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能是长期的精神压力得到了些许缓和，媛媛与阿立一起过夜的次数增多了。不知道她和那老头的协议内容是怎样的，但显然，阿立和她复合了，两人还是像普通情侣般相处着。

阿立搬离了地下室，换了一个青年旅舍居住。旅舍顶楼的小房间非常便宜，不过住那里的人鱼龙混杂，对阿立来说却刚刚好。他在住所附近找到了一份长期兼职，于是就来面馆跟我告别了。

因为疫情的缘故，澳洲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多，大家的日子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很多超市、餐馆甚至珠宝店都遭遇了“零元购”，我们面馆的收银机也被人搬走过。一些企业在竭尽全力地应对物价上涨和财务压力，租房成本也呈指数增长，我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开源节流。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晚，我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Lee”的中国人。我跟警察确认了一遍“Lee”的身高，长相和年龄，猜到他就是几个月没联系过的阿立。警察说阿立住院了，他的腿粉碎性骨折，并且被严重烧伤，肺部也因呼吸烟雾过多而受损。

原来，那天晚上旅馆失火，阿立和媛媛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打开房门已是火光冲天。阿立给媛媛一条湿毛巾捂嘴逃生，自己折返回去拿护照和银行卡——那是他全部的家当。黑烟弥漫开来，他找不到逃生通道了，被困在了里面。

有人报了警，七八辆消防车和十几名消防员赶来奋力灭火，消防队员进入楼内展开搜救。阿立太惧怕警笛声了，当那个消防员快要走向他时，他慌不择路，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好在是二楼，命还在，但是他的腿摔骨折了。

警察来医院找到了阿立，查到他的旅游签证早过期了，就给了一定的时间让他回国。事情总是那么讽刺，一个流浪汉乱扔的半根香烟导致旅馆失火，继而引来了警察，阿立东躲西藏几年的日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结束了。

我去医院见阿立，他突然抓着我的手，哭求道：“老板，我可以给你打一辈子工！求求你帮帮我，我可以把几年的积蓄都给你，我给你磕头了！”说着，他拖着那条病腿下床，就要往地下跪。我赶紧让他起来，说我会尽量帮助他。但我心里明白，在法律面前，等待他的只有一条遣返之路。

去年春节，我照例去了南天寺，寺里钟声杳杳，有不少游客在烧香祈福，往许愿树上挂一条条红绸。我突然想起了阿立，移民梦碎之后，他回国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个国家，亦或是留在了北方老家，真的开了个面馆，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无论如何，愿他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