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流入额已低于日本，专家呼吁吸引外资需要创新思维（图）

9月14日，在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举办期间，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市“两区”办合作，在服贸会主会场国家会议中心联合主办2024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在论坛上，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开放度与面临的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指出，中国外资流入额的下降揭示了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面临的挑战。他强调，中国正处于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这需要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制度问题。

2024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现场。

中国外资流入额比例已从7%降至1%，已低于日本

在深入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特别是在服务贸易和高科技产业领域时，屠新泉首先肯定了中国对外资的高开放度。他表示，尤其是制造业，曾经达到的7%的外资流入额与GDP比例，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就的有力证明。

然而，屠新泉也指出，这一比例的快速下降，从7%降至1%，揭示了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存在的挑战。“中国快速下降的外资比例，已经比日本还要低了，这就有点不太正常。”屠新泉说。

屠新泉强调，这种下降背后的原因复杂，但政策因素，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可能更为突出。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这是解决外资企业面临制度问题的正确方向。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也阐释了外资比例下降的原因。"钱要始终流到能挣钱的地方，这个钱能挣到哪个产业的钱，就流到哪里挣钱，这是资本的客观规律。" 郭文杰用这句话概括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逻辑。

郭文杰表示，随着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一些低端产业链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高端产业链将继续在中国发展。

作为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晓利提到了在中国运营的欧盟企业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方面。他指出，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投资机会巨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阻碍。

"对于那些跨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运行，他们认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他提到，但中小企业可能会因为数据和技术层面的考虑而选择不在中国投资。

服务业与资本市场或是吸引外资的新策略

会上，郭文杰强调了中国服务市场的发展，如养老和健康市场，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开放吸引外国企业。他还提到，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潜力，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郭文杰这样评价中国资本市场的成就。他建议，中国应该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马晓利（Massimo Bagnasco）也强调了服务业在推动市场发展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到，尽管服务贸易在GDP中占有重要比重，但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低，这表明了巨大的潜力和改进空间。

马晓利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服务业是推动市场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力量。马晓利提出，公共采购和信息通讯技术（ICT）领域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公平竞争，以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我们应该考虑更加公平的竞争，在未来可以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马晓利说道。他还提到了中国政府发布的“二十四点措施”，这些措施受到了中国欧盟商会的欢迎，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商会的提议和期待。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表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再依赖过去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不再以技术换市场，拿成功的产品打入市场就卖得很好，简单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刘持金强调，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高技术和服务。他提出，中国的服务市场，如养老和健康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制度上开放，以吸引外国企业。

刘持金也强调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交易额远超美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他用数据说话，提到中国A股市场的IPO数量和融资总额是美国的数倍，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刘持金这样说道。他建议，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他认为，这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还能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

"为什么中国奈雪冰茶可以上市，而西班牙和德国的企业不能？" 他问道，强调中国应该利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调动外资企业的积极性。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强调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他建议，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待吸引所谓的外资

在讨论监管政策时，屠新泉认为，中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仍有调整空间。他提出，目前的监管趋势可能过度强化，需要一轮“放松监管”或“去监管化”的导向。他强调，制度型开放应与国际规则、标准、规制、管理相通相容，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寻求合理的监管标准和水平。

“我们要怎么去监管化或放松监管，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协同的方式实现一种比较合理的，或者和国际通用标准，国际最佳实践对接的监管水平，这样我们整个开放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屠新泉说。

屠新泉也强调，中国需要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制度型开放。他特别提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或公共采购领域的问题。

“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采购单独制定一部《国有企业采购法》，因为现在的两部法律，无论是企业采购还是招投标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屠新泉建议道。他指出，中国与欧盟在政府采购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外资企业在实践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屠新泉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一些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方式或目标取向发生了变化，从“发展第一”转变为“安全第一”或“风险最小化第一”。他警告说，这种行为取向的变化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纠正。

马晓利也呼吁需要积极主动地吸引更多的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形成群居效应，并通过创新合作来推动市场的发展。他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期待未来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有更多的进步和创新。

"我们希望这样的速度越快越好，包括高质量的服务贸易的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这些都是可以形成非常好的环境的力量，" 他总结道，期待欧盟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能够更加繁荣。

刘持金在谈到政府服务的效率问题时，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外国人办理居留证和工作证的流程仍然繁琐且耗时。他建议政府应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待吸引所谓的外资。” 刘持金呼吁，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创新思维，利用自身优势，如服务市场的潜力和资本市场的活力，同时改善政府服务，以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有利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