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多名白血病人身陷“配捐”骗局：有人被骗百万（组图）

意识到50多万元要不回来后，刘颖慌了，她决定报警。

那是她的救命钱。患白血病的这6年里，她做过三次骨髓移植，花费400多万元——这些钱大多是筹借来的。终日呆在河北燕郊的出租房里，刘颖不止一次想过找工作、挣钱，但以她的身体状况，这显然不现实。

直到2023年8月，同在燕郊治疗的病友，给她介绍了一个项目。

项目对外名称叫“配捐”，即捐赠者向某个非营利机构捐赠一笔钱之后，另一个捐赠者按照事先承诺和约定的比例，向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再捐赠一笔钱。初衷是用更多资金吸引社会参与募捐，使更多的困难群体受益。

而病友向刘颖介绍的“配捐”，更像是“诈捐”之类的骗局。

“就是交5万元，两个月后，能获得1万元收益。”刘颖告诉《凤凰周刊》，5万元只是一个基数，病友可以投多个5万元，以此进行累计追投。在她得知这种模式时，已经有不少病友入局，且的确获得了收益。

而“配捐”在燕郊的组织者黄玲，本身也是白血病人——这个身份，让她更容易被信任。

黄玲在群里发的“配捐”信息

苦于无法工作的刘颖像是找到了“生财之道”。2023年9月，她正式投入项目，起初做的是投4万元获益4000元，连续做了几个周期，到当年底时，收益达到7.5万元。2024年初，由于一些私事，刘颖暂时退出，7月再次加入。再入局时，刘颖通过网贷、信用卡等形式，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

就在她等着再次收益时，项目崩盘了。

刘颖不是这场骗局中的唯一受害者。根据《凤凰周刊》掌握的信息，仅燕郊受害者就有几十人，其他省份还有几百人。这些人全是血液病病友或家属。涉案金额高达几千万元。

11月27日，刘颖作为燕郊的受害者代表，以被诈骗之名，去三河市公安局报案。11月29日，警方正式立案。也就是在最近，刘颖才得知，该项目的幕后老板是一个姓孟的东北人，黄玲只是这场骗局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组局

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廊坊小镇，燕郊素有“飞地”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大量北京外溢人口，著名的血液病专科医院——燕达陆道培医院也坐落于此。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病患者千里迢迢过来就诊，长年累月地租住在医院附近，汇集成小小的“白血病村”。这些生命已到末路的人们在这里彼此慰藉，报团取暖。

在燕郊的这六年，除了去医院，刘颖几乎没有离开过出租屋。

她是在2016年确诊的。彼时她在北京工作，某个月例假持续了十几天后，她到医院一查，血小板很低，经进一步检查，被确诊患“成人急性混合型白血病”。那一年，刘颖33岁。

起初，她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2018年转到了燕达陆道培医院。三次骨髓移植过后，她陆续出现了肾衰竭、血脂异常、肝功能异常、双眼白内障、双侧髋关节置换后未康复等症状。除骨髓移植花掉的400多万外，目前每个月她还得固定支出5000多元的医药费。“包括我自己在内，白血病人对钱都是极度渴望的。”刘颖说。

一个病友的“配捐”明细

这种心理状态下，黄玲的“配捐”项目得以顺利推广。

1988年出生的黄玲是安徽淮北人，风风火火，热情大方。很少有人知道她到燕郊之前的就医经历，大部分人和刘颖一样，是在2023年上半年认识她的。

一位白血病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去年5月前后，病友中传言，说是有个叫黄玲的病友，手里有个基金会的“配捐”项目很不错，可以考虑投资。彼时，这个配捐项目的收益标准并不统一——最初交4万元，两个月获益2000元；后来交4万元，获益4000元；再后来，交5万元可以获益1万元。

从这个群来看，“配捐”至少从2023年5月就开始了

在病友们的描述中，这个“配捐”项目很粗放，既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相关APP，甚至连小程序都没有。至于黄玲所谓的“基金会”，直到项目崩盘后，大家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名称。其间也有病友一再追问，黄玲表示，“现在基金会竞争很大，说出来会有竞争，担心项目被停掉。”

这个说辞说服了病友们，他们争相把钱打入黄玲指定的账户。这些账户既有她本人的，也有其家人和朋友的，还有一个名为方某强的安徽人（病友）以及东北人孟某某。

事后想起来，刘颖觉得颇为吊诡的是，投资本金进入到了黄玲的指定账户，但收益的部分，却是病友间互相转账，“就是说，我收益1万元，黄玲会让其他病友直接转给我。而那个病友的钱，相当于投资。也就是说，本金给黄玲，利息由病友支付，妥妥的空手套白狼。”

但这些都是后知后觉，彼时被收益深深吸引着的血液病患者们，很少去深究“配捐”细节。

“配捐”进行了一段时间后，黄玲让病友们拉人头——起初每介绍一个，奖励200元，后来参与的人多了，这笔奖励就没有了。靠着这种“人传人”的模式，黄玲建的“配捐”群从最初的13个人很快发展到几百人，病友遍布全国各地。

她将群名命名为“吉祥如意”，并声称自己只开这一个群。

参与的人多了，项目名额也变得抢手起来。一位血液病儿童家长向记者透露，她当时也想参与“配捐”，但黄玲就以其孩子未成年为由，拒绝了家长。也正是这种拒绝，让家长觉得“配捐”是正规的。最终在其他病友介绍下，她还是入局了，并成了燕郊病友群中损失最多的人——共损失了103万元。

项目的另一个“正规”之处在于，想参与的人必须开几项证明，包括相关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户口本、看病收费票据等。交齐了这些证明，才能获得“配捐”资格。黄玲告诉他们，这些材料都交到了基金会。

“现在看，真是太滑稽了。”有病友分析，“这个事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既没钱，又有侥幸心理。”

血液病病友在医院的日常花费

“好人”

底层逻辑之外，在病友们眼中，黄玲怎么看都像是个好人。“她平时会组织聚餐，而且往往不让我们掏钱。”刘颖印象最深的是，黄玲花9000元买了一个户外音响，组织大家在潮白河边唱歌。

这些看着稀松平常的小事，对足不出户的血液病患者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一些病友因此成了黄玲的绝对拥趸，甚至是“托儿”，“他们一伙人在教大家怎么借钱。”

有病友想参与“配捐”，在群里问黄玲去哪里借钱。黄玲手把手教他，“12万的额度。微粒贷是9万元的额度，美团是18万的额度”。拥趸们则进一步解释，“一笔一笔借，不能这么大额”，并推荐了其他几家网贷平台。

就这样，他们从各个网贷平台借款，把救命钱一笔笔打入黄玲指定的账户，等本息回款后，再进行还款。这种模式持续了一年左右，基本没出什么问题。

也因此，想要参与“配捐”的病友越来越多，以至于黄玲开始限制入群人数，病友们之间甚至转卖起“配捐”名额。所谓转卖，就是原本在群里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暂时不参与的话，其他人就可以顶替他们参与配捐，拿到收益后，双方分钱。

这个转卖名额的费用，从最初的200元，涨到了后来的500元。

群里很久不进新人时，黄玲也会根据时机，再拉些人入伙，“配捐”队伍越来越壮大。

骗局组织者黄玲

此时的黄玲如“掌舵者”一般，在群里发号施令，“集体项目70个名额，4.6万配4000（两个月回完，1个月回2.5万）后期有项目优先做，先抠一报名，星期一星期二两天转完款。”很快，病友就开始接龙。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挣出自己的医药费，但也不乏个别人把“配捐”当成了买卖。有受访者透露，“一些托儿，少的赚几十万，多的赚了100多万。”

在“配捐”群里，《凤凰周刊》记者也的确发现了类似病友，他们不仅经常教大家如何借钱，当有人提出对黄玲的质疑时，也会马上受到对方的语言攻击。比如有群友质疑，为什么大家的回款，都是病友转账，不是基金会（转账）？群里立马会有人开骂，“你要做就做，不做拉倒，说那么多屁话”“人家给你们赚钱，还那么多事，一句感恩的话没有还在逼逼”。

另有受访者透露，大家之所以信任黄玲，还因为她会私下借钱给病友应急，“直到项目崩盘，我们才知道，她的最终目的是拉更多人进来。”

“将近一年时间，就没觉得这是违法的吗？”

面对这个问题，病友们的回答很统一，“被洗脑了。”

而这也是黄玲擅长的。有人曾经提出，大额转账时会不会有反诈预警，黄玲告诉他们，如果真有反诈中心或警察打来电话，不能说任何群里的事，也不要提配捐、基金会之类的内容，“就说是病友相互之间的借贷。因为生病了，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我们都是病友，相互借的。”

还有一次，有病友的银行卡被封。黄玲在群里说，领导去问了银行行长，行长说，“你的钱进账了，尽量放到48小时，你才不会触碰那一个反诈系统”，她同时提醒大家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少使用银行卡。

日常聊天中，她热衷于提起基金会，她信誓旦旦说所有问题都有基金会托底，如果真有一天，大家联系不上自己了，“基金会会按照你们的收款账号、名字回款的”“只要我黄玲活着，（带着大家）做个三年五年的我都能做”。为了获得信任，她甚至把自己不打码的身份证照片发到群里，并表示，“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我他妈想跑早跑了。”

也确实有人在这个项目中赚到了钱。有病友告诉记者，除了几个类似“托儿”的人之外，还有些人参与的是短线项目，有的只做了一两次，拿到收益后，立马退场了。

即便项目崩盘后，还有病友不相信是黄玲卷走了他们的钱。平日里，她在吃穿上没有丝毫奢侈的迹象，甚至比不过大多病友，“那些配捐的钱，很多应该给了幕后老板。”

至于幕后老板，黄玲从未提过。对于疑似老板的东北人孟某某，黄玲早期告诉大家，他是“机构的会计”。

黄玲租住的小区

“能活命，什么都愿意做”

“我们太想活命，又太需要钱了。”在一个病友看来，大多数参与“配捐”的人是善良的，他们在自己赚到钱后，马上想要把“这么好的项目”推荐给身边更多需要钱的人。

这种善良，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受害者。

一个河北的病友告诉记者，他在拿到收益后，马上把项目推荐给了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东北病友。那位病友来自东北农村，2021年被确诊白血病后，已经花费了100多万。这位东北病友之所以相信基金会，是因为治疗过程中，得到过正规基金会的帮助。他说，当时要不是基金会，自己已经活不下去了。

得知“配捐”是基金会的项目，他东拼西凑弄到了钱，在2024年1月到5月参与了几次，拿到了些收益，中途暂停了几个月，在9月再次入局后，遭遇崩盘。

11岁白血病男孩的母亲汪雯，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她告诉《凤凰周刊》，丈夫有甲状腺癌，儿子又患上了白血病，这些年家里都靠她挣钱。带孩子在燕郊看病这段时间，汪雯做起了外卖员，由于孩子身体状况不好，她不能在外一直跑，每月能赚一两千元就不错了。

今年8月，有病友给汪雯介绍了黄玲的“配捐”项目。于是，汪雯以孩子看病为由，让在老家的哥哥、公婆到处借钱，最终凑了17.5万元，全部投了进去。项目崩盘后，汪雯至今不敢告诉家人，“我的头发，几乎一夜之间白了。”她本想着跳楼了事，但想到丈夫和儿子，又不敢去死，只能硬着头皮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曾参与过“配捐”的部分病友的资料

几乎每个原本想要为自己或是为家人续命的人，都不得不努力接受人财两空的现状——一个南方女孩说，自己离婚后确诊了白血病，身价千万的前夫没有给她任何支持，而她则把身上仅有的钱投到了这个项目上，“我当时觉得能活命，什么都愿意做”；还有位母亲，陪24岁的女儿在燕郊看了几年病，把身边能借的钱都借了。项目崩盘后，女儿知道钱上出了问题，但母亲不敢告诉女儿具体情况，“我不敢说。她生病这些年，我们没有社交，没有生活质量。要是让她知道我们没了钱，会更麻烦。”

至于那个损失了103万的病人家属，她说自己投入的钱，来自各个网贷平台，而现在她连网贷额度都快用光了。说着她拿出手机，随便点开一个平台——原本17.2万元的贷款额度，现在只能借728元了，“这次再还不了，肯定要上黑名单了。”

崩盘

项目的问题是在今年11月25日出现的。

“拿不到钱了，本息都拿不到了。”刘颖说。直到这个时候，病友们才从黄玲那里得知，真正的幕后老板是东北的孟某某。交涉期间，黄玲承诺大家，基金会不会放弃自己，会给大家搞钱。有病友透露，早先直接去家里找黄玲的人，有的拿了10万块，后去的就拿不到了。

在黄玲的出租屋里，愤怒的病友们指责她，砸了她家里的杯子等小物件。黄玲没有解释太多，只是不断拨着孟某某的电话，看起来有些焦虑。

电话那头，孟某某一会儿说下午三点半打钱，一会儿说四点之前转，然后又承诺五点转钱。快五点钟时，他说手机没电了，之后就不再接听黄玲的电话。

11月27日，刘颖等人到警方报案。那之后，孟某某的手机就关机了，最近几天，只短暂开过一次机。根据《凤凰周刊》掌握到的情况，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破此案。

警方立案通知

至于这个所谓的“配捐”项目为何崩盘，不少病友的解释是，因为资金链断裂。

一年多以来，在黄玲的“配捐”项目中，参与病友的数量经历了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的过程，而这个变化，也是资金链断裂的过程。“刚开始，因为大家摸不准情况，参与的人不多，后来能挣钱了，就都往里面投。”一位病友透露，他们参与配捐的群，最多时候有400多人，后来变成了300多人，“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少了100多人后，大家越来越难搞到钱。”

由于病友的收益都来自其他病友，因此当大家都借不来钱时，资金链开始断裂，直至崩盘。

有关“配捐”，近年来一直受到争议，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中华儿慈会”）的配捐事件更是引起舆论关注。2023年9月，大批患儿家长冲进了中华儿慈会大楼，讨要被自称该机构河北负责人的柯某孝卷走的千万元救命钱。

病友要想参与“配捐”，提前提交的资料

而这些钱，就是来自患儿家长的“配捐”。在家长们的认知里，“配捐”就是先向基金会支付定量本金，再从获取本金和配款受益。但中华儿慈会彼时表示，从来没搞过什么配捐，言外之意，就是柯某孝搞的“配捐”为诈捐。

和黄玲操作的“配捐”一样，柯某孝操作的项目，也是在动辄几百人的病友群中，发布“配捐”项目，如12万6000“配4000”，4万8000“配2000”，还同时有名额限制，需要抢。这些中间人此前曾多次成功组织项目，也有家长数次拿到过“配捐”，因此非常信任他们。

而柯某孝的项目被曝光后，反倒对黄玲的项目起到了“正向作用”。

有病友记得，黄玲当时告诉他们，因为中华儿慈会事件的影响，各家基金会都没有配捐项目做了。即便有，基金会也不会把信息分享出来。“她以此给我们洗脑，说不要直接打钱给机构，得靠个人之间转才不会出事。”

那么配捐到底是否合法？针对这个问题，有律师曾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称，配捐模式的初衷是鼓励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公众为公益项目捐出一笔钱，慈善机构或企业就“搭配”着也捐出一笔钱，例如，当配捐比例为1:1，意味着公众捐款1万元，慈善机构或企业就会配捐1万元。

深陷“配捐”骗局的部分病友和家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所有的资金都是由慈善组织统一管理和支配。

从这个角度来看，黄玲等人操纵的所谓“配捐”，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一切只能交给法律。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刘颖说，自己身上只剩了几千块钱，下个月的生活费和医药费还没着落。燕郊的冬天如往年一样干冷，大多数时候，她缩在有暖气的出租屋里，看着群友们想尽办法维权，而她甚至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文中所涉病友及其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