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女演员之死：韩国娱乐圈的“男女有别”（组图）

2月16日，25岁的韩国女演员金赛纶以决绝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这个曾与元斌在《大叔》中缔造经典对手戏的童星，斩获韩国电影大赏最佳新人女演员等多个奖项。此后，她在影视领域持续发力，出演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积累了颇高的知名度，一度和金所泫、金裕贞并称为韩国女童星的“三金”。

金赛纶、金所泫、金裕贞被称为韩国女童星的“三金”

2022年的酒驾逃逸事件成为命运转折点，她瞬间沦为“全民公敌”。致命的是后续的连锁反应：高额违约金、广告商集体解约、咖啡店打工被认出遭解雇……这个试图通过改名“金雅仁”重生的女孩，在债务催缴单和网络暴力中走向绝境。

金赛纶的离世，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韩国社会和韩国娱乐圈诸多问题的缩影。也诚如韩网所热议的，韩国男明星吸毒、酒驾、出轨甚至性侵都能复出，韩国女明星犯错却会被“赶尽杀绝”，进一步压缩了女性的生存空间。

《道熙啊》剧照

“更加扭曲”的韩国娱乐圈

金赛纶自幼家庭破碎，父母离异后，她与母亲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母亲经济困难且患有抑郁症，曾一度想带着三个孩子跳楼轻生，年幼的金赛纶在生死边缘哭喊认错，才挽回一家人的性命。

9岁出道即背负全家生计，她在片场发着高烧拍摄被虐待的戏份时，同龄人正在享受校园时光。由于没有背景和资源，她只能出演一些没人愿意接的恐怖片等题材，饰演的角色多是被殴打、患有重病、被遗弃变成孤儿等悲惨形象，被称为“19禁专门童星”。

《大叔》剧照

成名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幸福。在学校里，她遭受同学的排挤和霸凌，本该快乐成长的年纪承受巨大的痛苦。

在网络上，金赛纶也未能幸免。10岁时和元斌合作，就被骂是“狐狸精”，接到《学校2020》的戏约，却被说成抢人角色，最终戏停止制作……无端的指责和恶意的揣测让她饱受困扰，家人对她职业规划的短视让她的事业一度停滞。长期的精神压力使她养成借酒浇愁的习惯，之后发生酒驾逃逸事件。

金赛纶从多部剧集中下车，还面临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此后，她试图复出，因负面舆论的阻碍屡屡受挫，直至悲剧发生。

金赛纶的悲剧并非个例，韩国娱乐圈自杀事件频发，成为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

韩国的自杀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排名第一。在韩国娱乐圈，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早在2009年，韩国女明星朴真熙曾经在硕士论文《对演员的压力、忧郁症以及他们的自杀念头的研究》中指出，她访问的260名艺人中，有抑郁的占38.9%，当中40%曾想过自杀。

《道熙呀》剧照

“25、25”这两个数字，也是韩国自杀问题的魔咒，一个代表着韩国每10万人的自杀率常年在25人以上，另一个代表着自杀身亡的韩国人年龄中位数为25岁，许多年轻艺人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如崔雪莉得年25岁，具荷拉得年28岁，金钟铉得年27岁，宋侑庭得年26岁，刘珠恩得年27岁，郑彩率得年26岁，文彬得年25岁……

这一现象背后，首先是韩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病在娱乐圈被放大，成为悲剧的深层诱因。如果说韩国社会是扭曲的，韩国娱乐圈就是“更加扭曲”的。

韩国社会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美国畅销书作家兼油管博主马克·曼森认为韩国是“世界上最抑郁的国家”，高抑郁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负面结合：既保留儒家文化中的羞耻心与评判体系，又吸收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导致社会陷入“无限竞争”模式。

比如韩国从幼儿园阶段就形成“满分即合格”的完美主义思维，教育领域“四当五落”（每天睡4小时才能考上大学）成为常态。娱乐圈作为名利场，竞争更加残酷。韩国练习生选拔的比例高至800:1，成为练习生也不一定能出道，出道后多数偶像团体都难逃“一张死”（发行一张专辑就解散）的命运。作为演员的金赛纶即便已积累一定知名度，但因后续缺乏资源，虽一度位列“三金”就很快掉队。

《雪路》剧照

掉队就意味着贫穷。韩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当严峻，在韩国娱乐圈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强大资本支持的艺人（特别是韩国“忠武路”的男演员），能够轻松获得优质的影视资源、顶级的宣传推广以及专业的团队打造，片酬可以高达几亿韩元。

金赛纶这样出身普通甚至家境贫寒的艺人，踏入娱乐圈后本就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困境。同时，韩国艺人与经纪公司签订的合约往往十分苛刻，被称为“奴隶合约”。合约期限通常很长，一般为10年甚至更久，在合约期内，艺人的话语权非常小，几乎完全受制于经纪公司。新人出道初期往往收入微薄，还需要偿还培训费用，多数韩国艺人挣扎在贫困线上。离世前，金赛纶背负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0万元）债务。

惨烈的竞争环境，也让韩国社会弥漫着一种“不进则退”的紧张氛围，并诱发严重的风险厌恶，韩国职场中泛滥的连带责任制度进一步放大错误成本。人们不允许自己失败，不允许自己犯错，更难以容忍他人出错，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无限放大，成为被淘汰的理由。

这种对错误“零容忍”的社会氛围，催生出韩国“掘墓式揭发”文化。一旦某个公众人物或事件进入舆论焦点，舆论机器如同被按下启动键，立即以全方位的态势展开绞杀。无论是政治人物的陈年旧事，还是艺人的过往黑料，都能在短时间内被舆论的放大镜无限放大，演变成一场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这种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监督作用，但它几乎也只对“弱者”（尤其是女性）有效，沦为一种针对弱者的极端的攻击手段。

在那次酒驾之后金赛纶彻底断送了事业

网络暴力与“掘墓式揭发”紧密相连，互为表里。韩国高度发达的网络环境，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便捷，却也成为滋生网暴的温床。早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韩国民众认为网络暴力问题严重，且主要形式包括恶意留言、人肉搜索等。在匿名环境下，部分网民肆意发表恶意评论，对艺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诋毁。

金赛纶在酒驾事件后，成为“掘墓式揭发”和网暴的主要对象。网友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对她进行辱骂、嘲讽，将她生活细节和个人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真假难辨，诸如她酒驾1个月后又揪朋友喝酒开趴，开着豪车、住着豪宅，隐婚等等，让金赛纶在公众眼中形象更加负面，重启演艺事业更加艰难，稍有复出的举动便遭到疯狂举报和抵制。

2019年韩国女团f(x)前成员崔雪莉因长期遭受网络攻击和恶评离世后，韩国国民对恶性留言的批评舆论日益高涨，青瓦台“国民请愿”网页上“要求出台‘雪莉法’”的请愿人数快速增加，至少100多个团体以及200多位艺人也自发参与到推动制定反恶意留言法律的行动中。

2019年韩国女团f(x)前成员崔雪莉因长期遭受网络攻击和恶评离世

事件后，韩国在网络实名制、明确恶意留言标准、加强网站管理责任等相关方面有一定改良，但效果有限。因为在这样一个“零容忍”的社会氛围里，当一个人被贴上“恶人”的标签，网暴她就显得正义了，直到她死了。

“更加厌女”的韩国娱乐圈

在探讨韩国娱乐圈以及韩国社会的诸多现象时，“男女有别”不仅无法被忽视，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金赛纶悲剧事件，性别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凸显。

我无意刻意挑起性别冲突，而是性别歧视在金赛纶的人生轨迹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金赛纶酒驾逃逸以及后续一系列不当应对，的确表明她并非完美无缺之人。然而，同样存在诸多道德瑕疵、甚至明显违法的韩国忠武路男演员，在犯错后的境遇却与她天差地别，复出之路也格外顺遂。

比如刘亚仁涉嫌于2020年9月至2022年3月在首尔多家医院以做美容手术麻醉为由先后181次注射丙泊酚，还涉嫌在美国吸食大麻，并教唆他人吸毒。去年9月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200万韩元、追缴150多万韩元，并当庭被捕。

《燃烧》剧照

就在昨日（2月18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刑事5庭作出二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万元）。刘亚仁被释放了，他的电影新作《胜负》定档3月底上映。

去年底，郑雨盛被曝光私生活混乱，不仅有私生子，还脚踏多条船，与不同女性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几天后，他出现在青龙电影节（这是韩国影响力最大的电影颁奖礼）颁奖典礼上并进行回应，现场掌声雷动。

此外，李秉宪（婚内出轨）、李政宰（涉嫌股市操纵）、河正宇（非法使用异丙酚）、朱智勋（吸毒）等韩国男性，始终是一线，争议和丑闻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继续在演艺界发光发热。

《恐怖直播》剧照

我并不是鼓吹也该对这些男演员一并封杀了，问题的核心在于标准的不公。韩国男明星可以复出，但其他女明星呢？在韩国娱乐圈，对待男艺人与女艺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对女艺人不只是苛刻，而是“赶尽杀绝”。从崔雪莉、具荷拉到金赛纶，这些悲剧的共性是——她们身处一个对女性更不宽容的系统中。

前f(x)女团成员崔雪莉，以清纯可爱的形象出道，在成长过程中因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个人风格，如公开支持无内衣运动、在社群媒体上发表较为直接的言论等，遭受网络暴力和舆论攻击。她的穿着、社交互动、恋爱对象等都被拿来批评，被贴上“叛逆”“不检点”“不知羞耻”的标签。尽管她在节目中坦言自己长期受忧郁症所苦，在直播时数度落泪，都未能换来外界的理解，最终在2019年10月选择自杀，年仅25岁。

具荷拉在K-pop女团Kara中出道，凭借出色的唱跳能力收获大量粉丝。她的感情生活却成为她噩梦的开始。明明是前男友犯法，具荷拉却受到更多的骚扰和指责，人们对她的长相、性格和私生活指指点点。尽管她在雪莉去世后曾振作起来，打算要更努力地工作和生活，但1个月后，她便被发现死在家中，年仅28岁。

再到这一次金赛纶，不仅在娱乐圈被彻底封杀，就连真实生活中像作为普通人生活都被堵死出路。

如果要对犯错的明星宽容（甚至一些女明星根本没有错），那么就一视同仁，“男女有别”则进一步暴露韩国社会病入膏肓的“厌女”。

臭名昭著的“N号房”事件，以及AI伪造色情视频的“深伪事件”外，都令人对韩国女性的处境深感担忧。去年7月，国际学术杂志《人类行为计算》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每5名女性中就有1名受到过隐私照威胁，较其他国家受害程度较大。

韩国女性也普遍更不幸福。去年1月韩国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超百万，从性别来看，女性抑郁症患者是男性的两倍以上；2021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韩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女青年曾在过去一年里至少有一次有过轻生念头……

如果说韩国社会是扭曲的，韩国娱乐圈就是“更加扭曲”的；同理地，如果说韩国社会是“厌女”的，韩国娱乐圈就是“更加厌女”，因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进一步媾和。

《邻居的人们》剧照

在高度资本化的娱乐工业体系里，女明星的身体被异化为可拆卸的商品部件，其存在价值取决于能否满足市场对“完美女性符号”的消费需求。比如对于女团成员，经纪公司通过极端的身材管理（饮食限制）、容貌改造（整容）和情感阉割（恋爱禁止条款），将她们改造成符合男性凝视的玩偶。这种系统性物化在男艺人身上虽然也存在，但女艺人必须承受“清纯与性感”的双重规训——经纪公司为迎合市场，将她们塑造成“纯欲结合”的商品：舞台上需性感热辣，随时展现可供消费的性吸引力，私下却要维持“清纯乖巧”，展现产后“贤妻良母”的潜质。一旦她们在形象塑造上出现偏差，就会受到舆论的猛烈攻击和肆意侮辱。

韩国娱乐圈与财阀集团关系密切，构成的一张残酷的性剥削网络。张紫妍案便是典型：2009年，她留下遗书控诉被迫为财阀高层提供性服务，她曾多次向公司提出抗议，却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压，不堪忍受的她选择自杀。她去世之后，案件调查不了了之，涉案人员无一受罚。

这揭示韩国娱乐圈性剥削的黑暗现实，也凸显出背后男性主导的制度性包庇的存在。比如郑俊英聊天室事件事件，郑俊英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创建聊天室传播性侵视频，性质极其恶劣。涉案男艺人在事件平息后陆续复出，受害女团成员却集体消失，她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遭受伤害后还要被迫离开娱乐圈。

此外，韩国社会原本就畸形存在的“掘墓式揭发”和网络暴力，都会加倍地针对女明星。一方面是一种“商品化思维”，把女明星当作商品，就像买了件衣服可以随意评价线头，网友也觉得既然女明星是公众人物，那么他们就有权对她的腰围、恋情甚至内衣颜色指手画脚。另一方面，“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韩国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网暴女明星成为韩国压抑社会的情绪宣泄口。

金赛纶之死，看似是偶然的个例，背后是扭曲的韩国社会对于犯错的人、对于弱者、对于不符合男权规范的女性的排斥、丢弃和绞杀，只不过是活在聚光灯下的金赛纶将这一切放大化并显性化了。

金赛纶会是最后一个吗？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发问，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