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在一列火车之上，我看见一对母子被日军杀害

“1944年，在一列火车之上，我看见一对母子被日军杀害。”——题记

1944年6月，一列由日军占领的北平开出，经过保定、石家庄向汉口方向行驶的列车上，七零八落地坐着一些旅客。乘客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没有人大声说话，也没有人欢乐，更看不见人们的笑脸。

车厢里，只有沉闷、沉闷，充满了沉闷。窒息的空气，真是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每节车厢的尽头，都坐着一个日本人。旅客们低着头，谁也不愿看他。你要是看他一眼，他就怒目以视，监视着你，你就是不看他，也感到他在盯着你，就好像无常鬼的到来，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不幸、死亡在威胁着每一个人。

他是侵入中国境内的日本法西斯恶狼中的一个，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日军无非是洒在中国土地上的瘟疫，是灾星，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各种灾难，到处是放火、烧杀、抢劫……

克非

我和我的同学马里东、春钟邸从北平的中学出来，那时候我们刚毕业，怀着一颗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我们仇视敌人、鄙视敌人，我们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镇静地看着远处的天空和大地。

我们的心里怀着对家的思念，怀念着故土和亲人。可是这些留不住我们，我们渴望的是尽快回到解放区去，回到晋察冀边区去，用我们的笔化成一颗颗子弹，打向凶残的敌人，为抗日尽一份力量。

火车不停地向前奔驰着，不时地发出凄惨的叫声，一切的声音都不顺耳，一切美好的景物都改变了。在法西斯野兽们的蹂躏下、践踏下都发出低沉的哀泣，都默不作声了。如果有声音的话，就是野兽们歇斯底里的声音。

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我们谁也不说话，相互以目谈心，坐在窗边想着家事国事。当火车出了北平，过了卢沟桥，到了高碑店车站时，一些旅客不声不响地下了火车。空出的座位，又坐上了一些不声不响的新旅客。

日军在车站检查

当火车再次开动时，一个检票员后面跟着一个日本兵来检票了。当他快检查到我们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极为愤怒的事情：

一个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孩子上来了，她看样子是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从穿着上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乡下人。她的年纪才30岁左右，看上去却像是40多岁的人。她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在脑后扎着一个发髻，穿着一件夏布短衫，抱着一个男孩子。

这个小孩子看样子只有两三岁，露在外面的手不是饱满的，是充满了筋和骨头，只不过有一层皮包着罢了，孩子的脸色蜡黄，没有一点血色。可怜的孩子，像是有病，不声不语地闭着眼睛，在妈妈的怀里打着瞌睡。

可怜的孩子与妈妈

突然的检票声，惊醒了孩子的美梦。一睁眼，看见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兵，哇的一声，吓得大哭起来。日本兵皱着眉，瞪着两只绿豆眼，看着孩子，眼露凶光。检过票，又要他们的通行证。这个女人没有，向检票的说着好话，哀求着，叫他们过去吧！孩子有病，到前边就下车。

全车的人都在同情这个女人。检票员是个中国人，看起来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他用日本话向鬼子说。起初这个鬼子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不经心地听着，最后把脸一翻操着日本话大声大叫骂着：“八格牙鲁！不行的，死拉死拉的。”

检票员又说了两句。这个鬼子很生气，顺手给了检票员两个耳光，骂了一句：“八格牙鲁！”检票员再不敢说话了。这个鬼子回头叫了一个鬼子来，这个鬼子拿着枪，用枪托打着这个妇女，喊着：“开路，开路！”这个妇女被打得只好向车门走去，乘客都在为这个不幸的妇女担心。

检票员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怕人的叫喊，紧跟着响了几枪。随着火车的前进，车轮的响声，叫喊和枪声就消失了。全车厢的人脸色惨白，我激怒得要站起来，被身边的春钟邸扯了一把，最终没有动。

当火车到了石家庄站，我们下了火车，走出了车站。这时已是午后3点钟左右，天空中的太阳从正午已向西偏去，没有风，空气有些闷热，我们怀着一颗仇恨的心向城里走去，并向惨死的妇女和孩子发着誓言：“血要用血来还，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日军的暴行

以上内容是著名作家克非（刘绍祥1930—2017年）写的一段真实经历，克非在那一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他用笔化作一颗颗子弹，一把把投枪打向日军，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凶残暴行。

这对母子的遭遇何其痛心，这对母子的遭遇令人心碎。国破家何在？在国破之时，百姓的生命就如草芥一般，任由侵略者宰割屠杀。这是多么痛的过往，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往事。

晚年的克非

当下的中国人都要记住这些过往，永远不要让这种惨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