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冤魂不散只为一个公道，中国留学生版《三块广告牌》

这个案子发生得较早，许多来加拿大不算久的华人可能并没有听说过，但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轰动了整个海外华人圈的惨案。如今16年过去了，这名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凶手至今仍未被抓获，父母在绝望中苦苦挣扎。

2002年时，陶琳19岁。三年前她独自一人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过着独立坚强的生活。就在春节前两天（2月10日）晚上8点，陶琳结束了驾校课程，徒步往位于北约克基尔街（Keele Street）近芬治大道西（Finch Ave. W）的住所走去。她和同是中国留学生的男友住在一起。

或许当时的陶琳一身疲惫，只想回到家洗个澡后，美美地睡上一觉；或许她正期待着第二天的除夕年夜饭；或许她想念着远在中国的父母；或许她在想，三天后就是自己20岁生日了，要有一个全新的人生规划......然而，这一切我们都无从所知，因为陶琳并没能回到家。

她被杀死在了家附近，惨遭割喉。在死前，她曾经勇敢地与凶手发生过搏斗，凶手在沿着Keele Street西侧人行道北边方向逃跑时，在地上留下了大约163米长的血迹，以及一顶织着宠物小精灵团的毛线帽。

有路人表示，当时看到陶琳和一个男子“抱在一起”，以为他们是一对恋人，并没有太在意。随后陶琳不断用脚踢对方，双方撕打起来，整个过程持续了4-8分钟。陶琳倒下去后，男子仓皇逃跑，此时目击者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等他赶过去看时，一切都晚了。

医护人员到场后发现，陶琳从左耳根部至右侧颈部有深深的刀伤，血流满地。目击者说，从那以后，他再也忘不了陶琳血流不止的画面。

在遇害前一个月，陶琳接到了约克大学健康管理课程的入读offer，并且取得学生签证，正计划回武汉的老家探望父母。

根据陶琳身边人的描述，她是个较为内向、传统的中国女孩，在本地的交际圈很小。案发前的一段时间，陶琳表现得有些不正常：

据陶琳的同学说，2001年8月到10月，她和陶琳一起在约克大学学英语，当时感觉陶琳非常安静，几乎不与人交流。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陶琳缺课率达到了50%。

陶琳刚上驾校没多久。据说，她在报名的时候就显得不开心，脸色苍白，头发被染成黄色，完全没有19岁少女的青春朝气；在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在座的同学们喜欢什么样的车，全班同学都高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唯有她却拒绝回答；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陶琳的行动电话响了起来，一位好心的同学提醒她，但令对方不满的是，陶琳非但没有感谢她，反而脱口而出：“你有没有接我的电话！？”

在遇害当天，陶琳的驾车教练发现她注意力非常不集中，以至于这位好心的教练决定终止当时的教学，提前送她回家。“教练放着到手的钱不挣，这样的事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其当时精神分散的程度。种种迹象都表明，陶琳当时心事重重，或许她已经预感到了一些东西。”

事发过后，警方迅速排除了陶琳现任男友，以及分手不久，居住在美国的前男友的作案嫌疑。随后，警方将作案者定位为一名面色萎黄的亚裔人士，大概130磅，5英尺5英寸或者5英尺6英寸高，不留胡子，短发。作案时，他有可能身穿深色及膝的长夹克。警方相信，凶手应该是陶琳的熟人，不排除在案发后已经逃回中国。

警方提供了凶手画像，同时在现场的血迹中也获得了凶手的DNA，但至今无法比对出来。

如果真的如警方推测一般，杀害陶琳的凶手是中国人，已经逃回国，那么加拿大的警方也难以在中国十几亿的茫茫人海中继续找寻；

如果凶手还在加拿大，这么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如果此前就没有留下案底，只要凶手不再犯，警方也很难获取DNA将其捉拿归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陶琳的父母至今没有放弃希望。警方也没有。

2011年，警方表示，从未放弃寻找真凶，并表示现场留下的大量凶手DNA一定能够发挥上用场；

2016年，多伦多警方发布视频，再次呼吁公众协助缉拿真凶。警方相信，凶手与陶琳认识。

这些年来，陶琳的父母一直没有公开面对过媒体，但从许多报道的只言片语来看，陶琳的父母仍旧在努力着。

手握着这么多证据，凶手却依旧逍遥法外，我们无法想象出警方的无力和愤怒，更无法对陶琳父母的绝望和痛心感同身受。

今年奥斯卡的大热门《三块广告牌》，讲述了一名母亲因为女儿被奸杀，并且淋上汽油活活烧死而极为愤怒，她恨警方的“不作为”，于是在遇害的那条公路上竖起了三道广告牌。她失去了理智，观众却无法谴责她；身患绝症，命不久矣的警长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他却一直为不能破案而感到心碎，同时也理解那位母亲的一切行为；脾气火爆的警探在烧掉广告牌，并被母亲烧得浑身是伤的情况下，依旧忍着疼痛，只为获取“嫌犯”的DNA……

正如《三块广告牌》的事件一样，我们无法去谴责谁，因为无论是陶琳父母，还是警方，他们都只能承受着凶手作恶后带来的一切痛苦后果，别无选择。罪该万死的，永远是那个夺人性命的恶人。

希望真凶早日被擒拿。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