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人事变局 中南海正在打破两制“隐形墙”（图）

当下香港人的心情或许极为复杂，多个领域的信息似乎都显示，北京方面正在对“一国两制”政策进行“正本清源”的调整校订，“一国”的意味不断加强。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陆港两地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趋广泛、深入，虽然二十年间波折不断，但是邓小平时代制定的“一国两制”仍发挥极强的政策生命力。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于“一国两制”而言，港人仍重“两制”而轻“一国”。北京方面显然想改变此现况，这种调整思维也在陆港人事任命上得以体现。 

涉及香港日前有两个重要人事任命引发关注，一是中共重要喉舌媒体《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董事长卢新宁调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在中共体制内以风格清新，思维开放而闻名。二是香港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获委任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这是罕见的香港官员担任中国体制内具体职位的调任案例。或许这将打破曾经旧历，随后将有更多香港官员“直接”前往中国中央或其他省份任职的任命。 

据资料显示，曾伟雄由2011年1月11日至2015年5月4日期间任香港警务处处长，为香港主权移交后历来任期最长的警务处处长。在任期间对警务处进行了多方面改革，领导警务处期间香港治安连年改善，至2014年罪案数字创下1997年以来之新低。但是在处理2014年“占中”示威活动时的强硬表现，也让他在香港舆论中备受批评，有“秃鹰”的绰号。 

据中国公安部网站消息，4月1日，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会见曾伟雄时，透露其担任了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香港媒体分析认为，以往香港警务处处长退休，都只获委任为政协，而政协仅属花瓶角色，前处长李明逵更没有出任政协，如今曾伟雄获委任的职级比政协稍高，相信北京想借此向香港高官宣告，只要香港官员的工作获中共中央层面认同，便可在大陆继续其仕途。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曾伟雄“北上”任职一方面的确可以看出北京方面，对于“得到信任”的香港官员会继续重用，向香港释放信号。但是还有第二重信号，更深层的意义，是香港和大陆那道隐形的官员“升迁墙”得以打破，香港和大陆官员的任职交流将更为密切，这也是“一国”含义的重要体现。 

实际上，曾伟雄不是第一名在接受北京任命的香港官员。除卸任香港特首会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外，北京政府还倾向于从更广范围的香港官员中吸纳人才。 

例如生于上海，长在香港，曾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便因为其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在2001年接受当时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钦点”，于2001年应邀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使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从香港聘请的首位副部级官员。在她上任的第一年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中国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 

与史美伦相似的还有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博士，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 再例如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冯陈富珍，也在卸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后，接受聘任担任中国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并在2018年被中国政府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 

以上案例其实可以看出，以往中国政府在任用香港官员时，通常的做法是“应聘”其作为政府顾问，担任某些虚职而非实际职位。选人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金融、医疗卫生领域，用“任命”或“调任”的方式选拔一线治理官员的案例较少。 

有观察人士表示，香港在金融、医疗卫生领域，无论是官员经验，还是与世界接轨的程度，过去相比大陆，优势较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急需学习世界经验的年代，其价值就得以凸显。也是香港人参与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缩影。 

但是因为制度和选拔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大众心理的落差，除了金融、卫生这等十分专业的领域，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大陆和香港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升迁墙”，大陆官员只是会前往中联办任职，尽管是港人皆言“西环治港”，但中联办总归是站在幕后，中联办官员还终归隶属中央编制，于香港事务也往往谨言慎行。

同样，香港官员在卸任之后，更是因为一系列或制度，或个人，或舆论观感等问题，甚少被被北京调任至大陆其他省份任职，北京也缺乏这种意愿，以上都导致在人事上，香港仍然是“特区”，“两制”高于“一国”。这既有客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也在于主观上中南海和香港官员皆缺乏意愿。 

如前文所言，如果今天中南海已经决心要让“一国两制”完整阐述，那么“一国”的融合除了区域政策（大湾区）、金融（沪港通）等领域外，人事的双向沟通就成为必然。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曾伟雄会是在公安领域提拔，且是任命为“副主任”而非传统的“聘用”为顾问的做法。或许这只是第一步，未来几年此类任命将会频繁增多，彻底打破陆港两地人事调任的那道“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