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vs冲突：中美关系的一体两面（组图）

自从中美两国政府12月13日对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进行高调宣讲之后，无论是在2019圣诞节又或是2020年1月25日的中国新年之前正式签署，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不管是中美政府官宣之前的最后一刻，又或是官宣之后的现在，对于两国究竟能否顺利签署？签署了又会怎样？外界一直都有普遍的疑问。毕竟两国撕毁协议的戏码在2019年5月也曾上演，特朗普对他国出尔反尔的案例也早就屡见不鲜。

关于第一阶段协议的两个问题

对于“两国能否顺利签署”这个问题，外界是不需要过虑的。这次中美都有必须尽快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必要，这是基于两国根本的政治面考量所决定，早在2019年7月“上海会谈”之后，这种就一定抵定，此后数月便一直在为协议细节及文本的具体措辞腾挪政治空间，总有阻碍，也已经通过当下这种“分阶段、逐步处理”的方式获得了解决的方式，只待两国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循径而进。之所以要在此时官宣，是因为两国都迫切需要赶在重要节日假期之前，为各自市场注入一剂定心丸，哪怕只有暂时的安慰效果，而赶在12月15日关税进一步加征的原计划之前官宣，效果颇佳。

这也就意味着，“签署了又会怎样”的问题才是重点。

没错，两国的贸易谈判还会耗时“数月乃至数年”，在这段时间内，两国会将第一阶段协议以外的谈判内容继续拆分成几部分，每隔数月便推出一份“第X阶段协议”。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当下的分歧过多，若笼统解决则需耗费太长时间，而两国的政治及市场心态并没有那么多耐心，也没有那么坚强。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因为两国当下分歧过多，将所有领域的谈判一并提出会遭遇太多国内压力，尤其是美国这边。

不过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将协议拉长对中国而言还有另一个好处：借着不断的谈判与美方保持接触，并以不卑不亢的姿态、适当且适时的让利、以及对白宫有利的包装，巩固中美关系之间“互惠互利”的元素，管控“矛盾冲突”的元素，从而在当下中美双边关系异常动荡的时期里，维系两国关系之稳定——对北京而言，这才应是此次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乃至整个中美谈判的主要目标。

相生相克：中美关系的两面性

在【中美之问】系列此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出“不要总为中美贴标签”的倡议，以及“中美可以逾越修昔底德陷阱之三个理由”的观点，之所以我们不认同外界以“修昔底德陷阱”这种概念理解中美关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因为这层“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相生相克的，既有“互惠互利”，亦有“矛盾冲突”，所以才会“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与历史上以往任何“大国关系”都不同，所有历史上的前例都没有今天中美这般紧密的经贸、社会、科技交织。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提出“辩证法”，认为自然、历史、精神的万物皆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唯有以这种思路才能辩证地认识世界。而中国更是古来便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阴阳”之说。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道家哲理，对于理解中美关系都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中美之间本就是既有“相对性”，又有“互补性”。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都不能被轻视。

在“矛盾冲突”和“互惠互利”之间，中美既有矛盾，又想避免矛盾；既得到利益，也有所受损；两国社会的各个群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美关系中获益，同时又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两国关系中受损；这种相生相克的结合体关系，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的本质。若是“矛盾冲突”的因素高于“相互利益”，那么两国的纷争、摩擦和敌意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中美关系的几个阶段

1940年代国共内战末期，中美“相互利益”的因素在于白宫希望维护美国在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经贸政治利益，中共也希望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营造更为友善的国际氛围，并争取美国市场、资金及技术。在此背景下，白宫与中共通过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密切接触，试图构建外交关系。然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凌驾于中美互惠利益之上，且美国彼时的焦点也并不在亚太地区，以至于中共政权最终只得选择“一边倒”，中美关系该状态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

若是“矛盾冲突”的因素高于“相互利益”，那么两国的纷争、摩擦和敌意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然而放眼1978年到2000年，中美之间既在战略上有已存在数年的抗衡苏联的战略共通点，又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议，令两国在经贸领域有了广而深的契合空间。这一阶段的两国“矛盾冲突”仅存于意识形态及制度差异，是相对次要的，乃至纵然因“六四事件”而一度被放大，却又在“重要的是经济”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时代重新回到“互惠互利”为大的基本面。

到了2000到2008年间，中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因素依旧存在，经贸合作方面的“互惠互利”因素也有所加强，但“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乃至中国国力的增强，都令两国关系之间平添了一定战略猜忌。这种情况当时的征兆是：中国希望“和而不同”，在保持制度差异的同时，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并可为此而“韬光养晦”。美国则开始出现对华政策的不同声音，共和党2000年政纲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对华态度转为遏制与接触并行，民主党则主张继续与中国接触，虽然也关注中国人权民主问题，但同时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整体而言，这段时期的“互惠互利”因素还是压过了“矛盾冲突”的。

2008年以后，中美关系的天秤进一步倒向“矛盾冲突”一方。美国越来愈多的人认为，自己从中美关系中所获益处，要少于他们所承担的害处。这当中有一些是人们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错误归咎，认为美国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的源头在于“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认为美国企业既往在华营利方式，有损美国保持技术优势等等。无论如何解释，当时的情况便是“矛盾冲突”开始压过“互惠互利”，其在现实中的征兆包括：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对华遏制，共和党对华态度全面鹰化，民主党对华态度也步入内部分歧。

而在最近几年，中美综合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发展阶段决定其愈发走向世界，握有越来愈多的规则制定权，中国企业在各产业逐渐形成优势地位，乃至在部分产业形成绝对领先地位，美国方面的经济分配问题依旧，面对全球化时进程时的社会治理短板，也造就了一系列民粹盛起的情况，其结果便是中美“矛盾冲突”因素明显盖过“互惠互利”。特朗普2017年上台，并于2018年发起对华贸易战便是标志性节点，两国自此进入新阶段，摩擦愈发频繁，愈发激烈，乃至“中美难逃一战”的说法变得不再那么危言耸听。

这是中美的基本盘。“矛盾冲突”与“互惠互利”这两个因素从来都一直存在于中美关系里，只是不断变换主次，并且里外共振地共同发挥着作用，产生出多层联系性关系的中美大格局。

在此逻辑下，再看回此次中美贸易谈判，便可以发现此第一阶段协议实则是“互惠互利”因素得以被彰显的案例。在此第一阶段协议中，北京仅需付出购买商品和落实原本就有需推行的改革，便可达成维稳中美关系的重要任务；而美国需要做的，除了修订被白宫滥用的“301条款”，不再出尔反尔，也就仅需要同意逐步撤回已加征关税，却能够为美国农夫赢来大笔订单，为特朗普争取到一大外交成绩。

这还只是第一阶段的成果。若两国能够继续以这种寻求共识的方式谈判，乃至逐步将这种理性交涉方式拓展到其他更难解决的分歧，那么“互惠互利”的一面终会重新盖过“矛盾冲突”，尽管这将是一个艰难，乃至可能耗时十数年、数十年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