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第三阶段减税方案是什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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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联盟党政府顺利地将当时的反对党工党逼到了支持其减税方案的墙角，而在2019年大选中，工党因税收问题拉开选战并最终败北。

总理已暗示将进行税制改革，但具体细节尚未得到证实。(ABC News: Nicholas Haggarty)abc.net.au/news/stage-three-tax-cut-options-the-albanese-government/103384198Copy linkLink copiedShare article

在投票支持减税方案后，工党在2022年的竞选活动中加倍努力，承诺如果胜选将保留减税方案。

虽然减税政策调整的风向已经通过媒体后台吹过了几阵，但很快也就过了。

那么，有关“第三阶段”（Stage 3）变化的最新猜测是否仅仅是猜测？还是阿尔巴尼斯政府会咬紧牙关，改变主要针对高收入者的减税政策，而完全不考虑澳大利亚最低收入者的利益呢？

“阶级跃升”卷土重来但……是给富裕阶层的

许多经济学家为第三阶段减税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减税只是在消除阶级跃升的影响。

这是指，随着通货膨胀拉高人们的工资和生活成本，越来越多人的收入进入了更高税率（tax rates），但税级（tax brackets）却没有随之上升，因为税级没有指数化。[译注：税收指数化是指根据通货膨胀率对税率进行的调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税级攀升导致所得税增加，购买力却没有真正提高。]

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税收问题的经济学助理教授史蒂文·汉密尔顿（Steven Hamilton）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高45%税率的起征点是有意义的。[译注：45%税率的起征点将从18万澳元提高到20万澳元。]

“最高起征点已经有16年没有提高了，这意味着它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也让越来越多劳动者进入了最高税级，”他对我说。

“这一改变并不能抵消16年来的通货膨胀。”

史蒂文·汉密尔顿说，第三阶段有三分之二的修改是合理的，但有一项修改“很难合理化”。(Owen Jacques, ABC News.)

“同样，将32%的税率降到30%，降低了大多数工人所在的收入分布中间层的边际税率，在考虑到财政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积极的激励效果。"

然而，汉密尔顿说，第三阶段的一项内容只是给高收入者提供了额外激励，并没有太多经济层面的正当理由。

“要把37%的税率降至30%就更难找到正当理由了。”

“它花费了大致相同的资金，但只改善了一小部分劳动者的激励机制。

“你很难合理化对4.5万澳元到20万澳元收入者采取统一税率的做法，我想不出有哪位知名公共财政专家会觉得这是个好想法。”

因此，在高收入者因税级攀升而获得补偿的同时，第三阶段的税制改革对中等收入者或低收入者的补偿却远远不够。

大概一年半前，加雷思·赫钦斯（Gareth Hutchens）和我合写过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解释。

这些数字很容易计算，也一目了然。

通过第三阶段，税前年收入20万澳元的高收入工作者每年将能把9075澳元留在口袋里，而接近全职工作平均年收入的人，比如年收入9.8万澳元的教师，则将能少交1325澳元的税金。

而给他们做咖啡或洗车的人年收入是4.5万澳元，却在减税后一分钱也分不到。没错，一年0澳元。

那些支持税制改革的人则指出，这些低收入工作者已经从税收方案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获得了每年价值1080澳元的税收减免。

他们还指出，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要大得多，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也是累进税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即那些支付能力更强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款，而不是每个人都缴纳相同税率的统一税制。

假设政府已经决定要分散第三阶段的收益，让“每个人”都能减税，他们该做些什么呢？

调整个税起征点的上限和下限？

国库部将基于政府建议进行计算。(ABC News: John Gunn)

媒体的一种猜测是，不将最高45%税率的起征点从目前立法规定的18万澳元提高到20万澳元。

相反，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提高免税门槛——即允许不纳税的金额。

独立经济学家克里斯·理查德森（Chris Richardson）认为，政府有能力在不触及预算底线的情况下，将免税门槛从目前的1.82万澳元提高到1.95万澳元。

这样一来，每个年收入超过1.95万澳元但低于18万澳元的人每年就可减税247澳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经济学家本·菲利普斯（Ben Phillips）表示，免税门槛可以进一步提高，甚至可以提高到2万澳元，但预算成本将增加20亿澳元，这将使减税额度提高到342澳元。

本·菲利普斯（Ben Phillips）副教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家庭财务和经济政策建模。(ABC News: Ian Cutmore)

唯一的损失是那些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的人，他们仍需为超过这一金额的所有收入缴纳45%的税款。

根据菲利普斯的说法，年收入20万澳元的人也将因这一变化而失去2658澳元的减税。

但是，请记住，他们目前拥有每年9075澳元的减税，因此从7月1日起，他们的税单每年仍将减少超过6400多澳元。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还能从更高的免税门槛中获得（相对较小的）好处。

“在我们的财政和通胀包络（inflationary envelope）有限，担心低收入者需要额外支持之际，给几乎所有纳税人发250澳元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政策解决方案，”汉密尔顿说。

“另一个针对性更强的办法是增加低收入税收抵免（Low Income Tax Offset，LITO），目前，这一项目每年向收入在3.75万澳元或以下的纳税人提供700澳元的税收抵免，抵免金额随收入提高而逐渐减少，在达到收入在66,667澳元左右后取消。”

不过因为这笔钱属于抵消退税，纳税人要到财政年度结束后报税时才能拿到这笔钱。

保留37%的税率

另一个更加受到许多经济学家欢迎的方案是保留37%的税率，目前超过120,001澳元但低于180,000澳元的每一澳元的收入都需按这一标准缴税，但它将在第三阶段完全取消。

史蒂文·汉密尔顿（Steven Hamilton）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政府对第三阶段减税进行改进，但不保留37%的税率，那将是“不可原谅的”。

“它在20万澳元[的门槛上]制造了一个从30%到45%的巨大税率落差，为少数人提供了真正的大规模税收减免。”

澳大利亚研究所智库未来工作中心的格雷格·杰里科（Greg Jericho）对此表示赞同。

格雷格·杰里科是未来工作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

“第三阶段减税的最大问题在于取消了37%的边际税率——这一减税措施对收入低于12万澳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但却占了第三阶段总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菲利普斯说，如果政府保留37%的税率档次，但将起征点从12万澳元提高到15万澳元，并维持目前将45%的最高税率起征点提高到20万澳元的计划，这将产生足够的节余，几乎可以为将免税起征点提高到2万澳元提供全部资金。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适中的预算，它的成本大约为8.5亿澳元。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对同一提案进行了模拟，发现预算成本甚至更低，到第三年时，这一变化实际上会对预算产生积极影响。

至于它对个人的影响，本·菲利普斯说，与目前的第三阶段计划相比，它会将收益从高收入家庭重新分配到中等收入家庭。

他说：“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人口平均每年会损失约800澳元，而五档税率中第三档和第四档的纳税人每年会增加约470澳元的税务。”

“因此，它仍然倾向于给中等收入家庭更多的钱，但对高收入家庭的打击确实更大。”

以我们之前举过的年收入分别为45,000澳元、98,000澳元和200,000澳元的纳税人为例，这一方案会使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都比目前立法规定的第三阶段计划高出342澳元的年收入，而高收入者则会减少3158澳元的年收入。

总体而言，如果采取这一方案，那么从7月1日起，收入在45,000澳元的纳税人将增加342澳元的收入，98,000澳元的中等收入者将多出1667澳元的收入，而我们的年收入20万澳元的纳税人与本财政年度相比仍可少缴5917澳元的税款。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还对年收入在140,001澳元至200,000澳元之间的人群保持37%的税率进行了模拟。

与目前立法规定的第三阶段减税措施相比，这种方案将在未来四年使预算的底线提高40多亿澳元，但高收入者为此付出的代价略高——年收入在20万澳元的纳税人明年的少缴的税金将只占5217澳元。

利用税收节余增加福利支出

然而，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首选方案是——简单保留收入在120,001澳元至200,000澳元之间37%的税率，这将在下一财政年度为政府额外创造约85亿澳元的税收。

格拉坦研究所的经济政策项目主任布伦丹·科茨（Brendan Coates）说：“和更广泛地提高免税门槛相比，每年80亿澳元的额外收益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用于生活成本纾困。”

布伦丹·科茨是格拉坦研究所智库的经济政策项目主任。(Supplied: Grattan Institute )

“比如，将租金补助经费再增加22%，即[每户]每年增加大约1000澳元（总计每年增加12亿澳元），将求职者津贴和其他工龄津贴每周再提高55澳元（每年约35亿澳元），仍然可以减少总的支出。”

根据这一提议，低收入工人仍然不会获得减税，年收入低于12万澳元的中等收入工人的减税额度将保持不变（年收入9.8万澳元的工人的减税额度为1325澳元），但年收入在20万澳元的工人的第三阶段减税额度将从9075澳元降至3475澳元。

科茨说，第三阶段的任何调整所带来的预算节余，将会抵消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生活费用补贴所造成的通胀影响。

“任何生活费用减免方案的设计都需要将进一步刺激通胀的风险降至最低，尤其是因为对低收入者的支持更有可能被花掉，从而加剧通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本·菲利普斯（Ben Phillips）也认为，应保留37%的税率，并将部分收益用于提高福利支出。

“很多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者、求职者、领取残障支持养老金的人、照顾者、单亲家庭，这些人和家庭从减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

“福利制度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但它可能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对求职者、单亲家庭和低收入租房者而言，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无论政府选择何种方案，格雷格·杰里科（Greg Jericho）表示，这对前总理莫里森政府的立法进行了改进。

他认为：“第三阶段的减税政策严重向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倾斜，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变这一状况，让80%到85%的纳税人享受到比现行第三阶段更大的减税优惠，同时在10年内减少高达1300亿澳元的开支。”

“如果政府在决定采用哪种改革方案的话——尽管如此，政治因素很可能与经济因素一样重要......而这10%的纳税人是非常有影响力和实力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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