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逃离朝鲜，被卖给中国的一个男人（图）

CNN报道了一个难民逃离朝鲜和中国的的故事。

采兰（音）把一盘切好的橘子和火龙果放在地板上，离她睡觉的被褥堆只有几英尺远。

35 岁的她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一张照片或一封信都没有，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和光秃秃的白墙。

但这是她的家，也是她在阴影中生活多年后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和很多女性一样，采兰逃离朝鲜，在中国她们遭到贩卖和性剥削，中国的性别失衡造就了新娘黑市。

近二十年后，她设法通过老挝和泰国进行了第二次逃亡。但专家们说，自大流行发生以来，机会已经越来越少，难以计数的朝鲜女孩和妇女被困在奴役之中。

为了在朝鲜的家人和留在中国的儿子的安全起见，采兰使用了化名。

逃离和剥削

采兰在高中毕业后第一次逃亡。她和父亲以及他们村子里靠近中国边境的大多数人一样，被分配到煤矿工作。

看到其他村民渡过分隔朝鲜和中国的河流去找工作，她想帮助养家糊口。于是，有一天，她瞒着母亲，和一个朋友在中间人的帮助下离开了家。她记得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过河的时候天还没亮。

她说，到达对岸后，她和朋友被送上汽车，开往中国西北部，在那里她们有一个选择：要么在酒吧招待客人，要么嫁给一个中国男人。

在接受 CNN 采访时她用韩语说：“我想哭，但我知道即使我哭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想我不能在酒吧工作，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嫁给一个中国男人“。

蔡兰说，不久之后，她就和朋友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并被介绍给了买下她的男人，一个比她大八岁的中国农民。

她说：“我不喜欢那个男人，他很矮，但我不想再被卖掉，所以我保持沉默。”

她被带到那个男人的村子，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山区，离首都北京很近。“老实说，他们似乎比我家还穷，村里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和石头盖的，窗户也没有玻璃，只有薄薄的纸。”

由于不会说中文，她无法与农民或他的家人沟通，也觉得自己无法逃离。那是 17 年前的事了。

许多像采兰这样的人离开了与世隔绝的家乡，希望越过中国边境后能找到自由和机会，结果却被中介卖掉了。

总部位于伦敦的韩国未来倡议组织（Korea Future Initiative，KFI）在 2019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声称，数以万计的朝鲜女孩和妇女正在遭受这种剥削，其中一些人年仅 12 岁。

在中国，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这主要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

研究人员和帮助难民的组织称，人贩子正试图通过贩卖朝鲜女童和妇女来赚钱，有些人被逼结婚，而其他人则在妓院中被奴役，或被迫在网上进行色情行为。

根据 KFI 的报告，受害者一旦进入强迫婚姻，往往会遭到强奸，除了生孩子别无选择，并被迫从事家务劳动或体力劳动。

CNN 无法独立核实报告中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其他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采兰说，所谓的 “丈夫 “对她并不坏，但她必须服从，承认自己是妻子。

被卖后不到八周，采兰就怀孕了。她说她不想和他有孩子，并试图引产，但失败了，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孩子非常漂亮，“她说。“当我看到漂亮的孩子时，我改变了主意。 “

她不甘心一辈子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阴影中

像蔡兰这样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几乎没有出路。

活动人士说，中国将朝鲜难民视为非法移民，强行将他们遣送回朝鲜。作为所谓的叛逃者，他们将面临监禁、可能的酷刑或更糟的情况。

这迫使难民生活在阴影中，没有合法身份或保护，通常不会说朝鲜语，也无法与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

几年后，采兰和丈夫一家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后来，她开始学习中文，在一家超市、一家茶叶店工作，还当过食品快递员。

她说，在此期间，她还遇到了其他处境相同的朝鲜难民，他们的身份在村里是公开的。

根据 KFI 的报道，“当地社区一直都知道 “买朝鲜妻子的事，但很少向当局报告。一些当地人认为，鉴于男女比例失衡和中国出生率下降，不买卖女性他们的村庄将无法生存。

镇上的一些难民，比如采兰，没有身份证件，因为害怕被捕和被遣送回朝鲜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们经常被剥夺工作机会、医疗保健和自由行动的能力。

但她说，其他一些人确实有证件，这让他们能更好地获得资源。

据研究人员和专家称，中国一些地区的当局已经开始向嫁给中国男子的朝鲜妇女发放所谓的 “居住证“，但 “代价相当可观“。

曾被贩卖到中国的朝鲜难民金贞雅（音译），现在是朝鲜女性权利组织（RFNK）的负责人。

金贞雅 9 月在联合国发言时，描述了这些居留证如何允许北朝鲜难民在当地找工作和使用公共交通，但却不允许他们到当地以外的地方旅行或就医。她补充说，许多妇女在地方当局的胁迫或威胁下登记申请居住证，之后还要面对政府的严格监控。

采兰声称，她的丈夫和公婆拒绝支付办理证件的费用，这让她感到身份暴露，害怕被中国当局发现。她骑自行车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发生意外；她要避免惹恼当地居民，因为他们威胁要向警方举报她；她只要看到警车就会感到害怕。

她说：“我生活在中国，但作为人，我并不存在。”

疫情管控

大流行期间，中国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居民进入大多数公共场所都需要进行强制检测并获得健康二维码，而没有身份证件的采兰陷入了困境。

当儿子的学校要求所有家长提交阴性 Covid 检测结果证明时，她不得不向老师解释自己是朝鲜难民。

由于中国部分地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追踪个人的健康状况，她觉得不可能躲过当局的检查。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一直到大流行的第三年。

国际非营利组织 “北朝鲜自由“（Liberty in North Korea，LINK）的韩国国家主任苏凯尔.朴说，大流行病的限制，也使一些北朝鲜人口贩卖受害者更容易受到虐待关系或家庭暴力的伤害。

采兰的儿子是她这些年来留在中国的唯一依靠，但她觉得自己不能继续躲藏和孤立地生活下去。

当她向当时 16 岁的儿子提出逃往韩国的想法时，儿子说不想离开。

她在镇上遇到的其他朝鲜难民与可以帮助他们逃亡的中间人有联系，而教会组织和非营利团体则谨慎地帮助他们筹集旅费。

去年四月的一天，她告诉家人她要去工作，但她却和一群难民逃离了朝鲜，穿越中国南部边境。她没有告诉儿子。

他们从南部边境穿过几个邻国，沿着湄公河跋涉到泰国，在那里向当地警方自首，并被关进泰国拘留中心。

“拘留所里太热了，我甚至出了热疹。牢房里的人为了争夺任何东西而大打出手，“她说。“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韩国。”

一位韩国大使馆官员帮助组织了采兰最终前往韩国的旅程，探望了她和其他被拘留的朝鲜难民，并给他们带去了食物。

她说，这是漫长的逃亡旅途中遇到的唯一一段温情，她她流着泪讲述了这段经历。

韩国的新生活

5 月下旬，采兰终于抵达韩国。像所有进入韩国的朝鲜人一样，她接受了安全检查，并在一个教导脱北者融入社会的机构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六个月后的11月，她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在政府的资助下，她租了一间单间公寓，买了洗衣机和电视机等电器。教会和非营利组织帮助她获得了过冬毯子、餐具和盘子等基本用品。

收到韩国身份证件时，采兰特别兴奋。

“当我第一次拿到身份证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她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现在我终于拿到了。”

但是，即使得到了支持，难民适应韩国的生活往往也很困难。

一些难民描述了他们在文化冲击、孤独、失业或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韩国人的敌意中挣扎的经历，尤其是近年来朝韩关系紧张。

在此期间，越过边境开始新生活的脱北者越来越少。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数据，去年仅有 196 名朝鲜人进入韩国，比大流行病期间的前两年都要多，但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相比却急剧下降。

据统一部称，这些叛逃者中的大多数人很早就离开了朝鲜，在第三国逗留多年后才来到首尔。

从朝鲜境内逃离变得更加困难。

朴说，那些被困在中国的人现在逃跑的渠道更少了，因为帮助朝鲜人出境的中介网络在大流行病期间崩溃了。

由于风险和监控的增加，留下来的中介提高了价格，而新加入的中介则缺乏经验，这使得朝鲜难民不得不冒险一搏。更不用说中国和邻国加强了边境安全。

目前，采兰正在规划自己的未来。她希望有一天能带着新获得的护照以游客身份访问中国，去看望儿子。

她通过在中国的嫂子联系上了儿子。

她已经拿到了咖啡师证书，正在考驾照，并已申请参加政府培训机构的美甲课程。

虽然从零开始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尤其是在一个对脱北者抱有成见的国家，但她决心要成功。

她说：“我会面对一切，一切的一切。我知道这个社会对像我这样的人存在歧视，但不管有多糟糕，这都比在中国生活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