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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控亲历者:破产、饥饿与断药(图)

17天前 来源: 自由亚洲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自由亚洲,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在新冠疫情三年封控期间,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两兄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们讲述了封控带来的破产、饥饿、老人断药问题,以及当地饿死人的情况。他们的故事,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西安封控亲历者:破产、饥饿与断药(图) - 1

破产的家具厂生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张博和张科是两兄弟,今年分别49和47岁,老家在西安郊外的西屯村,在2023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州湾区。在2020—2022年间的封控到来之前,他们在西安当地投资开设了一间家具工厂。但随着封控的到来,他们的工厂经营不下去了。

张博讲述了疫情封控对他的工厂造成的影响,说道:“它完全就不让你开门了,整个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全部都停止。我感觉整个就是噩梦,就像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突然一脚刹了下去,然后一切人仰马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团糟。”

他们曾经经营的这间工厂,运作模式是接别人的订单,为别人代加工家具。为了这间工厂,他们仅在货物进出、员工工资方面就投资了三四十万元人民币,这还不算包括一台价格在十七到二十万元的数控机床。在疫情封控到来后,他们的工厂又勉强维持了两年,最后实在无法维持,只能关闭。张博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他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封控,与他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处境也很恶劣:“他们几乎都完蛋了。后来没有完蛋的,我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具圈,有一对上海夫妇,他们认为疫情快过去了,他们就借了一大笔钱,继续把家具厂开下去。最后又封控,破产了。”

张博后来听说,这对夫妇在破产之后,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自杀了。

饥饿的滋味:“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

在疫情封控期间,张博与他的妻子、儿子住在西安市区内的居民小区中,张科则回到了老家西屯村照顾兄弟两人生病的父亲。在西安市区被封控时,张博体会到了饥饿的滋味。

张博讲述了他挨饿的经历,说道:“我们年纪大了,有风险意识,我买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吃到后期,基本上就没得吃了,因为我也没想到会封这么长时间、会封得这么频繁,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说,他对封控的印象,一开始是一次封两三个礼拜,但后来变成了一次封一两个月,这让他无法忍受。在2022年初,西安传出了一名29岁女子因为封控无法进城,在路边的车上被迫住了十六天,因此冻饿而死的消息。而这段时间对于张博来说,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说:“我只记得封控得最长的那段时间,到了后期把肉都吃完了,虽然家里还有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封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人早晚各一个馒头,(把食物)留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封控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饥饿,张博的胃病变得很厉害。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我的胃病很严重,每天我们都害怕。给娃(按:西安方言称孩子为‘娃’)还是定量的,但是我和我妻子基本上就是早一个馒头、晚一个馒头,有时候熬一点稀饭。”

他讲述了饥饿给他的身体造成的损伤:“那段时间由于吃得少,胃反酸,最后就是胃病。后来到了美国了,我也很长时间不能饿,一饿的话就胃疼。我弟弟也一样,最后买了胃药了,经常吃胃药。”

张博说,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他在手机上看到了那名女孩在车里饿死的事:“那个事情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无法理解人的灵魂会黑暗、漆黑到这种程度,我难以理解。它是活活地把人饿死。”

张博说,据他所知,西安在封控期间饿死人的事不止这一例,甚至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饿死:“离我们那儿不远,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那种苏联式老楼、老小区,特别老,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设施,厕所都不在屋里头、在外面。那种老式楼里头如果有老人的话,子女又没法过来照顾,很多老人就会得疾病或者饥饿导致死亡。就说我知道的,那边有老人被饿死的,有好几位。”

张博表示,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挨饿:“我也没真的没想到,这个年代我遇见了我童年遇到的饿肚子的情况。”

农村的封控:痛苦的断药老人

与封控期间住在城市的张博相比,当时住在农村老家的张科又有另一番经历。和城里相比,他的老家西屯村的封控相对没有那么严酷。张科说:“西屯村严格来说,大封就一回。平常如果发现一个黄码——因为红码在农村很少见——发现黄码那就暂时把你封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两天做一次核酸,没有红码,那一个礼拜就解封了。”

张科说,西屯村仍有一次因为发现了红码被封了一个月。当时,村中的人们也得到过一次当局的食物补给:“反正就送了一回,我们农村好一点,它是个大箱子,里面有酱油、醋、蒜、菜啥的,这些可能在农村也不值钱,尤其是菜。但是它给上面报的是送了三回,(其实)一个月就送了一回。”

当时,张科与他患有肺病和前列腺炎的父亲居住在村子里。在封控的情况下,他父亲所需的药物成了一个大问题。张科说:“因为我父亲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他必须要吃德国产的药,农村没有卖的,只能在西安市买,所以我好几次都是让熟人弄过来。”

张科告诉记者,在封控期间有办法穿过封锁给他带药的人,是一些他认识的有门路的体制内人士。虽然如此,他的父亲也无法完全及时地获得药物,出现过前列腺药物断药的情况:“确实有一段时间,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憋的难受你知道吗?肚子也胀,经常是小便出血,血块,老人是受了罪。”

张科说,对于西屯村那一个月的大封控,他的感受是“不想回忆”:“真的,我是不像我哥,可能做噩梦啥的。连回忆都不想,我跟他的心态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太想回忆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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